论西南联大的治学精神
电三班 201300121195 杨菁菁
摘要：成立于1938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只存在了短短八年时间，却以培养了包括两名诺贝尔奖得主、八名“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上百名中科院院士在内的大批科学人才，一跃成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段传奇。
究其原因，是联大独特而先进的治学精神，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至今仍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西南联大、治学精神、教授治校
正文：
硝烟四起的1937年，为了保存中国的文化脉络，由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这三所著名高校合并而成的战时临时大学，从沦陷了的平津一路南撤，最终落脚云南。
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西南联合大学。
她在艰苦的9年时间里培养了包括两名诺贝尔奖得主、八名“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上百名中科院院士在内的大批科学人才，一跃成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段传奇。
回顾历史，当年汇聚昆明的这批知识分子，是如何以“和而不同”的文化境界，为战时高等教育筚路蓝缕，在异常艰苦的9年时间里培养出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大批杰出人才的呢？究其原因，是联大独特而先进的治学精神。
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正是由于有不朽精神的存在。
这些治学精神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硕而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而且至今都能给予我们深
刻的启示。
一．“吾从众”：校长开明、教授治校的精神
校长梅贻琦这样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是梅贻琦“大师论”的主要观点，他认为，一个大学是不是一个好大学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
至于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凳子的罢了。
在他的领导下，联大建立了教授治校、民主决策的制度。
凡是学校发展的大政方针、各项重大决策和涉及全校师生员工利益的重大举措，都广泛听取教职工的意见，特别是广大教师意见；并设立“教授会”作为治校机构，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学校的决策，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实施,学生学习都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教授治校的
治学方针。
在今天，加强科学民主管理，依然是学校政令“言必信，行必果”的有力保证．有利于学校方针、决策的正确制定，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创造性；也是创建一流大学、提高办学效益、促进学校发展、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保证。
二．“通才教育”：周荣恰治、本末兼修的精神
梅贻琦校长的大学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通才教育。
但不是西方“通才教育”的简单移植,而是以中国古代儒学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现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之长,融合而自成体系的。
他认为，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通用型人才，大学教育应面对社会现在和将来的需要，培养通才。
而至于社会对专才的需求与通才培养的矛盾，则应当归于高级的研究所或专业学校来解决。
"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
个人。
”蒋梦麟校长提出了“平民教育”的观点，和通才教育本质上是相同的“平民教育”主张将中国的教育重心从精英教育转向平民教育，使广大民众一是要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改变过去那种萎靡不振,依赖成性的恶习；二是要养成健全之个人,改变以往好学者读书,读书愈多,而形体愈弱的传统,三是要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改变平时凡遇一事,或出于武断,或怒于成见,或出于感情的毛病和喜欢用差不多来判断事物的习惯。
以此增进广大平民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健全人格素养，使社会从根本上得到发展、前进。
三．“和而不同”：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精神
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之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
无论何种党派，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这正是中国教育早期学术自由思想的体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
这种学术自由的思想在西南联大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正如联大纪念碑文中所写的那样：“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八年中联大共开出课程l600多门(重复课不在内)，选修课品种繁多，丰富多彩，基本上都是教师们自己多年来研究的成果。
并且，同一门课程往往有不同的老师进行讲述，观点有时又是截然不同，针锋相对的，这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潜移默化的良好学习氛围，在浓厚而自由的学术环境中学会独立思考，而非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一味跟着师长走，并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理念。
西南联大毕业生、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曾说：“回想起西南联大的情形，我有非常亲切的感受，而且非常感谢那时我在学校受到的良好教育。
从我自己讲，我一生最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学风是非常好的，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由此，联大自由兼容并蓄的学术氛围对激发学生独立性、创造性的积极影响可见一斑。
一如联大碑文所刻：“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校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齐奏，终和且平。
”和而不同的治学思想，自由兼容的治学方针，西南联大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既是奇迹，亦是必然。
四．“坚毅刚卓”：科教救国，刻苦不息的精神
西南联大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炮火硝烟中起航的远征军，她在国难中诞生、于困苦中坚守。
由北至南，从长沙再度迫迁昆明，草草组建的联大在条件上无疑是简陋的。
无论教授、职工，还是学生，生活上都十分拮据。
但是，就是在这条件简陋的教室里，在耳畔不断传来日军飞机的轰炸声中，工作着中国最优秀最负盛名的学者，孕育着中国最富激情最有潜力的新生力量。
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天下兴亡，倾覆瞬间。
在这样艰难的历史背景下，西南联大提出了“坚毅刚卓”的校训，诚如梅贻琦校长所言：“进占安南，滇境紧张之日，敌机更番来袭，校舍被炸之下，弦诵之声，未尝一日或辍。
”即使铁骑侵华，外侮内忧，联大人仍秉承“坚毅刚卓”之校训，树立“科教救国”之精神，刻苦诵读，不曾一刻休息。
“师生怵于非常时期教学事业即所以树建国之基，故对于个人职守不容稍懈也。
”走在科教救国的道路上，联大人时刻牢记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以坚毅刚卓的文人风骨，刻苦不息的治学精神，在当时外援断绝、国民政府疲弱不堪、校园在日机轰炸中满目疮痍、教学经费极度紧张、实验器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依然满怀信心的守望奋斗、永不退缩，为复兴民族、振兴国家培育了大量人才，作出了巨大贡献。
七十多年过去了，物质形态的西南联大早已渐行渐远，精神形态的西南联大仍旧历久弥新。
治学精神作为一种动力源泉，是心理的资源，是无形的资产，他是自强的校风，是内在的动力，激励广大师生不懈进取，在办学中发挥更巨大更积极的作用。
在我国当前学术界相对比较浮躁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吸取联大的办学经验，传承联大的治学精神，并进一步反思和改革当前的高等教育体系，实现新时期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中国的大学》，《西南联大为什么出人才》，《西南联大三常委的办学理念与实践》，《西南联大的办学精神及其对现代大学教学的启示》，《西南联大八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