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教会教育研究已经成为中外教育交流的热点。
历史学界和教育史学界的一批成果相继问世。
本文从中美教育交流的视角，对近代美国在华教会教育研究现状作一回顾，为后续研究提供整体的思路。
一、有关传教士的研究中国学者对传教士的专门研究，肇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１９８１年，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出版，这是建国后第一部以近代来华传教士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堪称拓荒之作。
１９８５年，他的另一部专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问世，该书汇集２９名来华新教传教士的传记。
史静寰的《狄考文与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研究》１９９１出版，以丰富的史料，独特的视角，详细论述分析了他们在华教育活动。
熊月之１９９４年出版了《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挖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对传教士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评价。
王立新１９９７出版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被称为国内传教士研究的两种“范式”。
前者把传教士活动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背景之下，探讨传教士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的作用。
胡卫清２０００出版的《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１８７７—１９２７）》，该书用“普遍主义”的理论作为新的切入点，分析了传教士和基督教教育在中国近代５０年的发展。
２００３年，齐小新的专著《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出版，对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上半叶美国传教士的口述记录进行了分类、论述和评价。
田正平主编的《中外教育交流史》２００４年出版，对来华传教士的总体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为我们在宏观上把握传教士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和案例。
于关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吴洪成指出：“传教士传播西学，参加中国近代教育改革运动，给中国教育变革以启迪”。
［１］胡卫清认为：“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教育改革提出了各种方案与构想，并进行了各种具体的实践活动”。
［２］“传教士客观上起到了为中国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作用”。
［３］杨齐福指出：“传教士打破了国人陈旧僵腐的教育观念，对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发起了挑战”。
［４］“传教士在晚清教育改革中起到了启迪引导的示范作用”。
［５］龚叔林认为传教士“开创了具有近代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教育’，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推动协助中国创建新学，并直接参加改革新学教育”。
［６］这些方面的问题研究，都散见在近几年的许多论文中。
二、有关教会教育的研究李楚材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１９８７出版，重点记录了有关教会教育的起源、目的、内容、方法、办学模式、等多方面的内容。
林治平主编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１９８９、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与中国教育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７］集中在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变迁、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教会大学、促进中国教育的变革等方面，系统地探讨了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
高时良的《中国教会学校史》（１９９４）论述了中国的教会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历史，得出“教会学校性质的二重性”的结论。
顾学稼、林蔚、伍宗华编著的《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１９９４）对教会大学与中国政治，与中国教育制度变革，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何晓夏、史静寰合著的《教会教育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１９９６）认为教会学校首先把欧美先进教育方式输入中国，冲荡了日趋衰败的学塾书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近代新教育的诞生和成长。
吴洪成的《中国教会教育史》（１９９８）对教会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中的作用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评述。
卫道治的《中外教育交流史》（１９９８）专章对教会大学建立和发展，走向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过程进行了概括。
章开沅、林蔚（美）合著的《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１９９１）评价了教会大学在文化和教育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和本土化结局。
章开沅的《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１９９８）对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地位、作用、转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
吴梓明著的《基督宗教育中国大学教育》（２００３）记录了基督教大学从办学到成为中国私立大学教育的全过程。
谭双泉的《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１９９５）论述了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关系等。
在对教会学校的评价上，“教会学校是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工具，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
［８］教会学校“从教学内容方法到教科书对中国近代学堂兴起，提供了可资借鉴和仿效的学校模式”。
［９］有关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和导入方面，秦立霞指出：“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遵循一定的规律，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影响着教会大学的发展”。
［１０］“教会大学对中国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但却不是按照西方传教士本来的愿望发展而是经历了本土化和世俗化的过程”。
［１１］戚洪认为“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在传播自然科学，兴办女子教育等方面在中国高等教育界都是领先的”。
［１２］当然，教会大学也“必须面向中国而解决它所面临的两大矛盾与冲突：即中西文化心理之间，教会大学政治目的与其教育内在规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１３］在教会大学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关系上，肖朗认为“教会大学导入了西方学术的知识分类体系和高等教育课程设置体系，为晚清创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
［１４］美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特殊的文化现象。
黄新宪认为：“教会大学主要是通过文化创新、文化传播和文化潜移等方式来促进文化变迁的”。
［１５］三、美国有关传教士、传教史、教会教育的研究［１６］最早的相关研究是卫三畏（Ｓ．Ｗｅｌｌ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８４８年出版的《中国总论》（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ｃｉａｌＬｉｆｅ，Ａｒｔ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ｐｉｒｅ），该书是美国早期最重要的介绍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著作。
柯文（ＰａｕｌＡ．Ｃｏｈｅｎ）１９６３年出版了《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１８６０—１８７０》（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ｓｍ，１８６０－１８７０），论述了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以及调试。
费正清（Ｊｏｈｎ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１９７５年出版的《中美相互影响：历史摘要》（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ｕｍｍａｒｙ），他历史地考察了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在华所起的作用。
柯文近代美国在华教会教育研究综述王小丁（西华师范大学四川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四川南充６３７００９）［摘要］美国在华教会教育是中外教育交流研究的热点，国内外研究者深入挖掘有关的史料，拓展研究的领域，拓展研究方法，他们对美国在华教会教育主要集中在对传教士、教会学校、教会教育的整体和个案研究上。
本文立足从整体上对近代美国在华教会教育研究作一梳理，反映教会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中美教育交流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美国在华教会教育研究综述史志鉴研究１９【黑龙江史志２００８．６】（上接第６４页）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角色要求而进行的学习过程。
［４］（Ｐ．８２－９６）所以在农民职业分化的过程中，是农民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渠道。
在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尤其重要。
村民通过职业分化，又农民身份转变为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等不同群体，不断向城镇集中，经常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从城市带来的新的思想观念、经营管理经验，以及资金、技术、信息等，有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农民以简单血缘、地缘关系为主要的交往方式，逐步建立一种开放式的交往和生活方式。
同时城市文明对农村传统观念的冲击，也使农民意识到必须摆脱落后思想观念。
随着农民的职业分化与流动，越来越多的村民心理和行为取向趋向于现代化。
具体表现为：农民的职业分化不仅使一部分人物质文化生活提高，而且有利于农民的整体素质提高，农民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法制和政治参与大为增强，为实现农民身份的彻底分化创造了条件。
由此，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与农民的职业分化，是息息相关、辨证统一。
农民的素质提高，有利于农民的职业分化与流动，使农民在分化过程中，能很快适应市场需求，避免盲目性分化，减少职业分化与流动过程中的代价。
而农民职业分化又能促使农民自觉学习、提高素质、增长本领，为分化创造条件。
通过农民职业分化，使他们感到只有自身素质的提高，才能在分化与流动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
所以农民职业分化与流动是培养农民现代性一个重要渠道，从而又能更好地促进农民职业分化与流动。
参考文献：［１］陈会英，周衍平等．分化、动因、对策———中国农民职业分化探析［Ｊ］．农业现代化研究，第１７卷第５期．［２］赵秀玲．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中的素质障碍与提升措施［Ｊ］．南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１）．［３］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３．［４］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作者简介：吴庆国（１９７３—），男，安徽霍邱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２００５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１９７８年出版的《１９００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ａｃｔｔｏ１９００），对这一期间的传教士在华活动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毕威尔（Ｒ．ＰｉｅｒｃｅＢｅａｖｅｒ）１９７７年主编的《美国传教两百年透视》（Ｔｈｅ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Ｂｉ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该书是对美国两百年的传教运动的总结，极有参考价值。
宓契（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Ｍｉｃｈｉｅ）１９００年著的《中国和基督教》（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Ｂｏｓｔｏｎ：１９００）具有较多的史料参考价值。
赖德烈（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Ｌａｔｏｕｒｅｔｔｅ）１９２９年出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对基督教在中国百年传教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对传教士的态度和精神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
瓦格（ＰａｕｌＡ．Ｖｅｒｇ）１９５８年著的《传教士、中国人和外交官：美国新教在华传教运动（１８９０—１９５２）》（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８９０－１９５２），该书以丰富的史料论述了在这一时段里美国传教士在华的种种活动以及对中国社会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