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 村落发展 基层制度 变迁 作者黄忠怀 ,男 ,历史学博士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237)
一 、绪论
长久以来 ,基层制度研究大多集中在制度演变以 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上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为 ,晚清 村政改革以及民国的乡村自治 ,都是国家为了“强化国 家政权对乡村的控制 ,以便进一步榨取地方资源”的结 果 。① 而人民公社是这种努力的进一步强化 ,乡镇作为 行政区划的最低层级 ,它的确立 ,则表明国家对县以下 基层社会管理的正规化 。不可否认 ,国家对基层社会 控制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这也是国家得以存在 以及稳定的基础 。但是研究者却没有解释 ,为什么经 过那么多朝代 ,直到晚清民国时期这一目标才得以实 施 ,到上世纪 80 年代 ,随着乡镇制度的建立 ,县以下的 基层行政制度才开始实现正规化 。
① (美)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284 页 。 ② (美) 杜赞奇《: 文化 、权力与国家 —1900 —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第 3 页 。 ③ 何炳棣《: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 - 1953) 》,葛剑雄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年 ,第 27 页 。 ④ 曹树基《: 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第 459 页 。
但是乾隆以后 ,由于村落的空间格局已定 ,村落由 数量的发展逐渐转向规模的发展 ,而且这一趋势晚清 乃至建国以后仍在继续 ,今天的华北百户以上的大型 村落随处可见 ,如果我们动态地考察明清以来华北平 原的村落规模就会发现 ,历史时期华北平原像今天那 样的百户乃至数百户的巨型村落并不多见 。以清苑县 为例 ,嘉靖十七年 (1538) ,清苑县共有 177 个村庄 ,24 个社 ,除了在城四社以外 ,还剩下 20 个社 ,以每社 130 户计 ,共约 2600 户 ,则平均每个村落为 14. 7 户 。可见 这一时期的村落规模还比较小 ,大多只有一 、二十户而 已 。在一些主要由移民组成的里社 ,很多里社内“民皆 散处”,还没有形成村落 ,可能大多为 1 - 2 户零星分布 的小聚落 。由此可见 ,今天的村落形态乃是长期发展
清初各县方志村落记载的混乱 ,说明村落在这一 时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但是乾隆初年以后 ,随着 保甲制度的全面实施 ,村落明显受到了重视 。一方面 , 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 ,到乾隆时期 ,村落数量与规模都 得到了相当发展 。另一方面 ,保甲的编制本身就是为 了“统一诸村 ,听命于知县 ,而佐其化理”。③ 通过编制 保甲 ,使各县村庄受到全面的清理 。所以从乾隆初到 清末的县志 ,一般采用“保甲 ———村落”模式 ,每个“保” 下辖数个自然村 ,村落主体地位逐渐确立 。
① 李怀印《: 晚清与民国时期华北乡村中的乡地制》《, 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 。 ②③④ 王铭铭《: 国家与社会关系史视野中的中国乡镇政府》,见王铭铭论文集《走在乡土上 ———历史人类学札记》,北京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第 132 、154 、13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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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试图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史的角度解释这一 现象 ,他认为乡镇政府的发展过程与现代国家的强化 过程相一致 ,是现代国家“权威性资源”集中化的对象 和表现 ,随着民族 ———国家的建构 ,这个级别的政府机 构被创造 ,它是国家权威性资源长期不断积累与乡村
现代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② 客观地说 ,从国家与社会的 历史关系来解释基层制度形成与变迁 ,确实是一个全 新的视角 ,它肯定了基层制度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 ,是 历史过程与现代国家建构相互作用的结果 。
二 、明清华北平原人口增长与村落的发展
明清是我国人口迅速发展的时期 ,据何秉棣估计 , 万历二十八年是整个明代人口的最高峰 ,全国人口达 15 ,000 万 ,其后大约在 17 世纪第一个 25 年 ,由于受到 农民起义以及水旱灾害引起的饥荒 、瘟疫等因素影响 , 人口出现了很大的减损 ,人口发展进入了相对缓慢的 时期 。但是从康熙二十二年开始人口发展又进入一个 快速发展时期 ,到乾隆五十九年 ,人口达到 31 ,300 万 , 比万历二十八年增长了一倍 。③ 到 1953 年新中国第一 次人口普查 ,全国人口已经达到 5 亿 3 千万左右 。由于
明清华北村落发展与近代基层制度变迁
权与村庄自身权力的交接点 。地方政权机制的扩张 , 加重了县政府的开销 ,从而提高了他们对村庄在赋税 方面得要求”。① 根据黄宗智的观点 ,基层机关的增加 与开销的加大 ,需要从村庄吸纳更多的财源 ,从而使基 层政权逐步向下延伸 。
杜赞奇的观点与黄宗智基本相近 “, 在 20 世纪前 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 ,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 ,政权都 在急剧地更替 ,但在华北 ,国家政权扩张的一个重要方 面深入基层和吸纳下层的财源 ———在这个时期却基本 上没有中断 。所有的中央和地区政权 ,都企图将权力 深入到社会基层 ,不论其目的如何 ,他们都相信这些新 延伸的政权机构是控制乡村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② 他认为国家政权向下延伸的动力是为了吸纳乡村的财 源 ,而吸纳财源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加强乡村社会的 控制 。
直到清初 ,村落在基层社会仍然没有得到相应的 重视 。在宝坻县 ,雍正《宝坻县志》载宝坻县有 20 里 社 ,自然村落 120 个 。但是到了乾隆《宝坻县志》,村庄 数量达到 910 个之多 ,几近雍正《宝坻县志》记载村庄 数量的 8 倍 。乾隆《宝坻县志》所载 910 个村庄应该是 可靠的 ,考《畿辅义仓图》之《宝坻县义仓图》,宝坻县为 911 个村落 ,与之相合 。对于这么大的差别 ,乾隆《宝坻
黄宗智 、杜赞奇等人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晚清实 施村政改革与民国乡村自治的原因 。黄宗智认为“清 末民初 ,地方政府的机构和权力 ,伴随着新设立的基层 政权机关 、武装单位以及现代警察和学校而扩张 ,这种 扩张 ,导致国家与自然村的关 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动 。 这种变动 ,明显体现于赋税的演变 ,因为税收是国家政
我国传统上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城市人口所占的比 例极为有限 ,因此 ,大量增加的人口多为农村人口 。
从华北地区的人口发展状况来看 ,由于遭受了靖 难之役的影响 ,这一地区人口真正开始稳定增长应该 在永乐以后 。据曹树基的研究 ,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 全国其它地区的水平 “, 明代北方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 要高于南方地区 ,江南经济发达的地区的人口年平均 增长率约为 3. 4 ‰,华北地区明初至万历八年左右 ,人 口的平均增长率大约在 6 ‰左右”。④ 农村人口的发展 体现在村落上 ,一方面表现为村落数量的增加 ,另一方 面则表现为村落规模的扩大 。
县志》撰修者的解释是“近日按编牌甲 ,乃至九百一十 之多 ,岂前志之多漏欤 ? 抑或有一庄而有数名欤 ? 夫 小村野落今皆以庄目之欤 ? 非也 ,里以土著为限故见 少 ,庄则合旗民而罗布 。”②由此可见 ,在宝坻县这种满 汉混居的地方 ,实际上只统计了部分村落 ,满人居住的 村落不在统计之列 。
顺治《蠡县志》所载的村落数据问题则是另外一种 情形 。比较不同时期蠡县各社的村落数量就会发现 , 顺治《蠡县志》和嘉靖《蠡县志》中各社的村落数量是完 全一样的 ,都是 152 个 ,也就是说从嘉靖年间到顺治初 年 ,村落数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但据《畿辅义仓图》 之《蠡县义仓图》记载 ,乾隆十八年蠡县的村落数量达 到 220 个 ,较顺治时期增加了 65 个 ,这说明从嘉靖到顺 治时期 ,蠡县村落的发展并没有达到饱和状态 。因此 , 可以断定 ,顺治《蠡县志》完全抄录了嘉靖《蠡县志》的 村落数据 。
三 、明清村落发展与村落地位的提高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 ,从总的趋势来看 ,明清 华北平原村落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 ,无论数量还是规 模都得到迅速的发展 ,而随着村落数量与规模的发展 , 村落的地位也得到明显提高 。
对明清华 北 各 县 地 方 志 有 关 村 落 记 载 的 研 究 发 现 ,华北地区明代方志很多里社下没有关于村落的记 载 ,说明村落在明代基层社会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 这是因为华北平原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尤其是“靖难 之役”以后 ,人口损失严重 ,村落多遭损毁 ,大多村庄都 是由洪武与永乐时期的大移民形成的 。在移民较为集 中的地区 ,移民基本采取“便宜定居”的方式 ,于是造成 了“民多散处”的局面 ,里社之下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 上的村落 。例如在元氏县 ,元氏县到崇祯年间共有里 社 21 个 ,其中解村社 、东关社 、彩义社系新增民 ,即由 移民组成的里社 ,在这三个移民里社下面 ,都是处于 “民皆散处”的状态 ,没有形成村落 。① 这些散处居民形 成的零星聚落直接统合在里社的管理下 。
但是 ,王铭铭在强调国家“权威性资源”积累的同 时却否认了基层管理体制形成的内生性因素 “, 现代式 的地方行政制度的置 ,确实是社会变迁的一个主要 内容 ,但它绝不是一个社会自主展开的过程 ,而与国家 权力现代性的努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③“乡镇之类的地 方行政制度 ,并不是国家分配给地方的利益 ,也不是地 方自主的生产资源积累的成果 ,而是一种被社会学家 吉登斯称为‘权威性资源’的东西 ,它可被国家占有并 运用于国家实力范围的延伸以及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控 制”。④
明清华北村落发展与近代基层 制度变迁
黄忠怀
提要 : 明清华北村落得到了迅速发展 ,以乾隆前后为分界 ,到乾隆初期 ,村落已经完成大 致空间布局 ,乾隆以后 ,村庄由数量的增长转变为规模的发展 。与村落发展相对应 ,明清村落地 位也得到相应提高 ,到晚清民国时期 ,村落已经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 。研究显示 ,明清村落 的发展推动了基层制度的变迁 ,村落发展是基层制度改革的内生性动力 。
以河北新河县为例 ,明嘉靖《新河县志》中 ,新河县 只有村落 33 个 ,到了乾隆十八年《畿辅义仓图》中 ,村 落数量达到 114 个 。在广昌县 ,崇祯年间村落数量为 79 个 ,到乾隆十八年则达到 156 个 。与村落数量随着 农村人口发展而增长不同 ,华北平原村落规模在村落 发展早期 ,总体上并没有因为人口的增加而增长 。从 嘉靖时期到乾隆时期 ,其间大约有二百多年 ,全国的人 口增加了一倍多 ,但村落的数量也在成倍的增长 。在 增长最快的县中 ,乾隆十八年《畿辅义仓图》中村落数 量是嘉靖时期的村落数量的 4 - 10 倍 ,因此这一时期 可以看作是村落快速裂变时期 。这一时期的村落规 模 ,从宏观上来看 ,村落数量增长的倍率与人口增长的 倍率大致相当 ,原来的村落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大的 规模 ,随着村落的裂变而被消解 。因此 ,就村落的平均 规模而言 ,乾隆十八年前后 ,村落的规模虽然也有缓慢 的增长 ,但平均规模的增长并不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