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人对屈原的评价述评【摘要】：汉代文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构成了我国汉代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文艺论争。
汉代文人虽公认屈原为忠贤之臣，但在对屈原自沉这一事件的评价上，存在着一些分歧。
值得一提的是，班固从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这样三个不同的立场去进行评价屈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两个结论。
他是《楚辞》研究史上第一个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屈原加以评价的文人。
【关键词】：汉代；屈原；评价一、引言屈原是我国战国时期出现的一位张扬着改革的理想，闪耀着人格光芒，高举着爱国旗帜的历史伟人。
人们在如何评价屈原的生死去就以及为人方面曾引起了许多争论。
现在，我仅就汉代文人对屈原的评价谈一点自己的浅见，还望方家指正。
二、汉代文人对屈原的评价1. 贾谊对屈原的评价汉代最早评价屈原当属汉文帝时代的贾谊。
他对屈原的评价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吊屈原》。
贾谊被贬到长沙作太傅，心情抑郁难平，耳边回响着屈原《离骚》悲愤地叹息：”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
”两颗痛苦的心灵，一下子相互碰撞，激起了贾谊对屈原崇敬之情。
贾谊称颂屈原为”贤良”、”方正”。
他说”呜呼哀哉，逢时不祥……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屈原所处的社会是黑白颠倒的，没有才能的政治庸人身居显贵的地位，擅长阿谀奉承的无耻之徒飞黄腾达。
”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他十分同情屈原的遭遇，但并不认同屈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
他从道家观点出发，认为统治者如果昏庸不纳忠言，就应该与他决绝，可以学凤凰”缥缥其高逝”，学神龙”沕渊潜以自珍”，”远浊世而自藏”，也可以”历九州而相其君”，不必直谏而死。
贾谊不理解屈原那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不移的处世态度。
总之，贾谊认为屈原是不明智的贤人。
2. 刘安对屈原的评价根据《汉书·淮南王安传》的记载，刘安曾受武帝之命作《离骚传》。
《离骚传》如今虽已不存，但其中重要的语句收进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刘安从道家人生的处世态度出发，赞美屈原”其志洁” 、”其行廉”。
在那个朝秦暮楚的时代，干谒诸侯，以谋取卿相之尊，施展政治抱负已成为时尚。
这一社会风尚并无可非议，但千古艰难唯一死，屈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与楚国共存亡这一行为使得他的完整人格得到高度强化，值得称赞。
刘安公然称赞屈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这是对屈原的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而汉武帝并没有表示否定，使刘安遭受灾祸。
这样一来，屈原的地位就基本确定了。
屈原在整个封建时代受到尊崇这一事实，客观上是又利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承与发扬的。
然而，将屈原之志推崇到”可与日月争光”的高度，却是因为《离骚》兼有《国凤》、《小雅》之长。
汉代把《诗经》尊为经书，既然刘安认为《离骚》兼有《国凤》、《小雅》之长，那就意味着在刘安心中《离骚》是”经”。
这与汉代经学的发展，《诗经》被奉为经典的影响力是相关的。
3. 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主要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博文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司马迁认为屈原既熟悉内政，又擅长外交。
尤其难得的是屈原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认识极为清醒，认为”秦，虎狼之国，不可信”。
对屈原自沉汨罗的认识上，司马迁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起初，他也对屈原自沉汨罗这一行为极其不理解。
”又怪屈原不以彼其材，游诸候，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后来”读《鵩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司马迁认识到：要把生死等同看待，不要患得患失，不要因为客观遭遇的不同就改变初衷。
这表明司马迁认为屈原自沉正是坚持理想，不改变初衷的一个体现。
4. 扬雄对屈原的评价扬雄对屈原的评价主要见于《反离骚》。
《汉书·扬雄传》全文收录了《反离骚》。
《汉书·扬雄传》云：”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
”扬雄认可屈原极高的文学才华，并对其悲惨的生活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
”他认为屈原是”圣哲”，遭受了不幸的命运。
然而在自沉问题上，他从”明哲保身”、”全身远害”的人生哲学出发，应”不得时则龙蛇。
”象孔子那样去”周迈天下”，而不该”弃由、聃之遗则，蹠彭咸之所遗”，以死谏君。
而屈原是在楚国的郢都被攻破时投江的。
此时，楚国的衰亡已无法逆转。
在这个时候，死亡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扬雄认为屈原自沉是极其不合理的。
5. 班固对屈原的评价班固对屈原的评价主要见于《离骚序》、《离骚赞序》和《汉书》。
他从文学家的立场出发，认可屈原的文学才华。
他认为他的文辞”弘博丽雅，为辞赋宗”，认为其”可谓妙才者也”。
班固从史学家的立场出发，肯定屈原是贤臣。
一方面，他秉承着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
班固《离骚赞序》中说”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
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
另一方面，班固认为：当时群小和楚王的昏庸是客观的存在。
班固的《离骚赞序》认为屈原是因为”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
屈原投江是因为他在溷浊与高洁之间，选择了高洁。
他从经学家的立场出发，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非明智之器”。
他认为：屈原作为臣子，应当对楚怀王应该恪守身为臣子的礼仪，而不应该去批判君主的罪恶。
”怨恶椒兰”则体现了班固反对屈原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
班固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将文艺纳入为封建阶级服务的轨道上来。
这体现了班固思想上的历史局限性。
再者，他认为：屈原因不被容纳才”忿怼投江”。
他认同了扬雄的观点。
他也认为：屈原之死是因为他没有”明哲保身”、”全身远害”。
这完全曲解了屈原。
屈原宁可忍受极其巨大的痛苦，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来殉他的”美政”理想，殉国难。
这是因为屈原为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感所驱遣。
6. 王逸对屈原的评价王逸对屈原的评价主要见于《楚辞章句序》。
王逸处在政治混乱、君主无道的东汉后期。
王逸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的立场出发，为了匡救时政，他从儒家思想中的”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的角度出发，力图使屈原成为封建帝王所需要的忠臣，肯定屈原投江是”绝世之行”，认为屈原投江是效仿”彭咸水死”而自沉的做法。
王逸借屈原的”怨主刺上”来发表对于时政的见解，把屈原个人的命运用”愤懑”之情来注释，曲解了屈原的思想。
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赞道：”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王逸认为屈原忠君爱国、品格高洁。
王逸认为屈原的怨主刺上是在忠君的前提下展开的。
王逸认为屈原以死相谏的观点与扬雄相似。
但事实上是因为屈原一生执着”美政”理想，当这个很高的期望值不能实现时，失望也就越大。
在秦兵攻破郢都的时候，屈原感到国家覆灭，他对楚王的幻想完全破灭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投汨罗江而死。
这也是改革派与保守派长期斗争的残酷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屈原投江是为了泄愤。
王逸从经学家的立场出发，依经而辨，有着历史的局限性。
他基本上继承了刘安、司马迁二人的观点，对班固、扬雄指责屈原进行了辩护。
他一方面对《诗经》以来”怨主刺上”的传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认为屈原的怨刺并非如班固所说是”露才扬己”，而是”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
总之，他认定屈原是忠臣。
三、小结综上所述，由于经学的发展，《诗经》被推崇为典范，形成了汉代文学批评依经立论的特色：以儒家经典为标准来评价、解释作家作品，以合于经典者为优，不合者为劣。
汉代文人公认”屈原是忠贤之臣”。
但在屈原对生死去就所持态度这一问题上，在屈原为人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同评价。
西汉人出于对屈原的崇敬或身世遭际的同感去评价，而东汉人则更多地以经学的眼光去审视屈原，依经立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具有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这样三重身份，而他由于这三个身份，从三个不同的立场出发去评价屈原，在评价屈原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两个结论。
班固是《楚辞》研究史上第一个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屈原加以评价的人。
参考文献[1]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2]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75.[4] 严可均辑校.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7．[5] 褚斌杰. 屈原研究[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6] 赵逵夫. 屈原与他的时代[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7] 金开诚. 屈原辞研究[M]. 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8] 聂石樵. 屈原论稿[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9] 林庚. 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0] 王运熙. 中国文学批评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