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以礼为教”思想渊源探析学生：魏涛学号：22006[摘要]“以礼为教”作为张载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整个关学宗风重要特征的体现。

本文从张载“受中庸“到”退居横渠“的生活世界出发，探讨了其“以礼为教”思想的形成过程，力图明晰其思想的源流，为进一步深入认识该思想的内涵乃至于关学的要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张载以礼为教渊源有关张载学术道路的阶段性分析，有关之史论记载很简单，如《宋史·张载传》所云：“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1]（P366）这是对张载思想演变历程的简单总结。

而张载之学，向以广博著称，如二程子所言：“子厚则高才，其学更先从杂博中过来。

” [1]（P336）说明张载思想源流的复杂性，从思想诠释的需要而言，我们有必要对张载思想的源流作一辨析。

然而或由于张载之学成熟较晚，或由于文献不足之故，时下所论不多，除了林乐昌先生在一些文章中涉及到这一问题之外，很少有论者提及，从礼的角度历史的审视张载思想演变历程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笔者在这里力图在以上为数不多的研究基础上，联系张载的学术经历及思想源流，结合《张载集》集外的一些新的文献，历史地审视张载“以礼为教”思想的形成与渊源。

一、受《中庸》—奠定内在化的礼论根基从十五岁开始生活在眉县横渠镇的张载自然深受关中当时地缘文化的影响。

受环境的影响，宋代的北方民居普遍具有质直忠厚这一共同特征，也即质朴老实，忠诚厚道的特点。

翻开《宋史·地理志》，在各路总叙中，北方各地大都被揭示出这一点。

如京东路“大率京人皆朴鲁纯真……质术”；河东路，其俗……朴直”。

具体到各州郡，大都如此。

以陕西路为例，据宋本《方舆胜览》载，天水军（今甘肃天水南）人“人性质直”；凤州（今陕西凤县）人“质直好义”；阶州（今甘肃武都）人“性多质直”等等。

这里所提到的几个州离张载生活的眉县距离较近，盖民风相仿。

这样一个外在环境，对于质朴、务实的张载学风的形成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加之当时陕西地处与西夏的边防之地，尚武之风极为盛行，张载年少时即曾随彬人焦寅游，欲取眺西之地。

到了范仲淹知延州时，他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求见，后又曾上边议九条，策问等文，其当时的军事才能历历可见。

这中间有一个重要的转变即是范仲淹授《中庸》，让他从对军事救国的迷恋中清醒过来。

范仲淹的“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之语，促成了张载由兵向儒的思想转变。

其实从思想史的演变来看，儒学的发展偏于外王而忽视内圣，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代的经学普遍地表现为一种外向型的现实主义品格，缺乏高层次的理论兴趣，片面地强调通经的目的是为了致用。

在那个时代儒学独尊的局面已经确立，一个庞大统一的帝国正需要经师们去经世致用，建功立业。

人们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在外在的现实世界的事功中去寻找，用不着退回到人的内心世界去寻找。

到唐代，情况则较为复杂，儒学独尊的局面已经被三教并行的局面所代替，在佛老二氏倡行的情况下，儒者开始自觉地思考安身立命之道，而作为大谈天道性命之学的《中庸》恰恰满足了这样一种社会需要。

促成张载由兵向儒的转变，反映了范仲淹对这一现实问题的深刻觉察，同时也奠定了张载内在化的思想根基。

《中庸》作为《礼记》里面的一篇，在唐代韩愈、李翱之时就开始被一些士大夫重视。

《中庸》以其丰富深刻的性、道、教思想，对于后来的理学尤其是张载哲学的建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张载思想总纲的“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

” [1]（P9）一句便是对《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解释。

[3]（P40）二程评价道：“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几善学者[2]（P1196）”学了就用之于现实，或者说为了现实而学，突出地表现在礼法上。

张载曾无不自豪地对程颐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风俗。

”程颐立即肯定道：“自是关中人刚劲敢为。

” [1]（P337）在张载及其学派的大力倡导下，关中社会风俗初步摆脱了唐末五代以来的简陋随意，恢复了礼法。

程颐所称赞的“关中人刚劲敢为”，当是指恢复礼法难度很大，只有关中人有此魄力和毅力，张载的弟子吕大钧即是这方面的典型。

这一方面有地缘因素，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张载思想影响的深远。

使得吕大临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在为其父亲办丧事时，孝服葬礼祭祀等仪式“一本于礼”。

后来又推广到“冠昏、膳饭、庆吊之间，节文粲然可观，关中化之”。

张载对这位得意门生很赞赏，“每为其勇为不可及”[4]P（10847）《吕氏乡约》就是吕大钧兄弟在张载影响下制定的改良社会习俗的具体实践条文。

故而“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

[4]（10847）树立了学用结合的典范。

而这中间关键即在于对中的把握与运用。

这可从《与吕大临论中书》中看出来。

张载在早期作品《易说》中多处强调“中”“中正”“时措之宜”等，如：“博文约礼。

由至著入至简，故不可使不得而中正” [1]（P40）“时措之宜便是礼，礼即时措时中见之事业者。

”[1]（P277）到晚年著作《正蒙》中，这种观念仍然贯穿于各个篇章，中庸观念尤其是后来[1]（P264）把它用于对礼的阐释，足见《中庸》在张载思想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正如张载自己所言：“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

六经循环，年欲一观。

” [1]（P277）二、出入佛老---佛老倡行，道德失范的现实触动佛教自传入中国后，自唐而达极盛，日益对儒学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发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宋初，虽然各个宗派已相继衰落，惟有真正中国化的禅宗还有它广阔的发展空间。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在《儒辱》中曰：“《礼》曰：‘四郊多壨，此卿大夫之辱也。

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壨为辱，士以地广大荒而不治为辱；然则仁义不行，礼乐不作，儒者之辱欤！夫仁义礼智，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

舍其本则何所为哉？……汉魏而下，则又甚焉。

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饴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竟趋之。

……彼则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亲，灭夫妇之义，以之为国，则乱矣；以之使人，赋作矣。

儒者不以仁义礼智为心则已，若以为心，则得不鸣鼓而攻之乎？”[5]已明确指出佛教对于儒家传统纲纪的冲击，强烈呼吁士大夫应该起来捍卫儒家的纲常伦理，复兴仁义之道。

欧阳修也在多处谈及这一问题，不仅说明了佛教对儒家伦理的破坏，而且指出了只有“本之于礼”，才能使得国家的治理井井有条，不至于再发生五代十国时候“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的混乱局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阳修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

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齿，则无所不为。

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之，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6]（P611）明确强调在当时社会恢复礼义廉耻是维护国家统治的必然要求，而要恢复传统的纲常伦理就只能是推行教化，推行礼教。

基于佛老观念已深入人心的现实，要正人心只有靠与佛教所反对的礼来重新整合社会。

正如李觏所言：“民之欲善，盖其天性。

古之儒者用于世，必有以教导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有所主，其于异端，何假及哉？后之儒者用于世，则无以教导之。

民之耳目鼻口舌心知百体皆无所主；将舍浮屠何适哉。

……吾故曰：‘儒失其守，教化坠于地，凡所以修身正心养生送死，举无其柄。

天下之人若饥渴之于饮食，苟得而已。

当是时也，释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7]（P261）这是当时学者公认的论调。

李觏又竭力说明礼制是顺于人情的，是适用的。

他要使儒家相传的礼教，“凡所以修身正心养生送死”恢复他们旧有的势力，范围社会的一切生活，满足“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的需要。

他说：“儒者诟释氏，为其笼于世也，而不解其所以然，释之徒善自大其法，内虽不韪，而外强焉。

童而老，约而泰，无日不在于佛。

民用是信，事用是立。

……儒者则不然。

其未得之，借儒以干上。

既得之，则谓政事与文学异，孳孳唯府史之师，顾其旧如蝉蜕。

及其困于淫僻，恤乎罪戾，欲问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

反从释氏而求之。

”[7]（P251）这一段说的最感慨，释氏所以大行于世，只为他们“善自大其法“，故儒者的问题也是“如何大作其法”。

释氏能使人“童而老，约而泰，无日不在于佛；民用是信，事用是用”。

[7]（P251）这是近世哲学的中心问题所在，李觏、欧阳修、王安石一班人想从身心性命一方面来做那“自大其教”的事业。

李觏是最能代表这种精神的人。

他说：“孔子之言满天地，孔子之道未尝行！璞簋牲币，庙以王礼。

食其死，不食其生！师其言，不师其道！故得其言者为富贵，得其道者为饿夫！悲夫！”[7]（P251）而张载也走了一条与李觏近似的路子。

一方面倡导井田封建恢复古礼的仪节，另一方面将礼纳入其天道性心的哲学总纲中予以形上的诠释，使得“以礼为教”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成为可能。

范育在《正蒙序》中指出：“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

而其徒侈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正。

” [1]（P64）汉唐以来，由于释老二氏之说盛行天下，使得“学绝道丧”，当时社会“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1]（P64）导致社会主流观念的变化，“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

”[1]（P6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载“出入佛老”，深刻体验到佛老尤其是佛家对于儒家传统理论根基及纲常伦理的强烈冲击，以恢复儒家道统为神圣使命，吸收其合理的理论内核，“立造道之言”，积极倡导“以礼为教”，以这种原儒思维对传统儒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回应佛老的挑战。

三、返归六经---着重礼学研究张载早年博览群书，三礼便在其中。

他一生对礼的重视在北宋诸子中是非常有名的。

张载在从佛老的迷雾中走出来后，又返归于六经。

根据现存的张载著作来看，他大概在第一次入京前的这一段时间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对三礼的研究。

明吕柟《张子抄释序》云：“横渠张子书甚多，今其存者止二铭、正蒙、理窟、语录及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两卷于三原马伯循氏。

”《宋史·艺文志》著录者，经部礼类有《三家冠昏丧祭礼》五卷，自注：司马光、程颐、张载定；史部仪注类有《横渠张氏祭仪》一卷，后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礼注类亦著录云：“横渠张氏祭礼一卷，张载子厚撰，末有吕大钧和叔说数条附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