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理论分析及意义摘要：亚当•斯密被称作“经济学之父”，其理论影响着18世纪后的两百年，斯密的“经济人”思想更是被称作现代的经济学的基石。
本文从整体分析斯密的理论开始，说明斯密理论的统一性，排除掉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再进一步简述《国富论》一本，简单说明其根源和内容意义上的缺陷，最后得出对理论的现实意义。
当然，受限于作者的阅读范围，文中例如对《国富论》理论的分析都只是将前人的归结此处，点明而已。
关键字：理论统一，经济人，国家干预，自由经济一、剔除明显的阶级对立观念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至18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农业中确立，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到巅峰，土地所有者，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三大阶级已经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此时初步体现。
这也正是亚当•斯密生活和著书的时代。
所以有人说“这个时代造就了一大批为新兴资本主义社会效力的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斯密就是其中之一，斯密的学说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
”1斯密向往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但不能认为斯密即资产阶级的代表，不能认为斯密的学说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说。
斯密的学说可分为三部分，分别在《道德情操论》、《国富论》、《法学讲稿》三本书中体现，其中《法学讲稿》是斯密未完成的部分。
“斯密的计划是分别研究和写作道德哲学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以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极其生活的最终目的、过程和形态，从而建立起其心目中的人类社会大厦”2。
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只是斯密对时代背景观察的结果。
如果将斯密想象成一个独立的学者，那他只是在观察和描绘这个社会，并规划一个更完善的社会，即他心目中的那个新兴资本主义制度。
斯密学说也有其局限性，但受制与社会背景。
18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并不突出，斯密仅仅发现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但不能预料到矛盾的升级，到了19世纪，马克思那个时代，两种阶级的矛盾被突出、放大，才有了对斯密的批判。
所以可以认为斯密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但不能认为斯密是为现实中全部的资产阶级服务，因为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完全按照斯密构架的“人类社会大厦”发展。
所以理解亚当•斯密的学说思想要根据时代的背景去思考，不应把阶级立场当作分析的前提。
二、斯密的理论思想的联系我们已经说过，斯密是在观察和描绘这个社会，叙述其一般原理，他说：“在本书第一版的最后一段中，我曾说过，我将在另一本论著中努力去说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以及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时代和时期所经历过的不同革命；其中不仅涉及正义，而且涉及警察，国家岁入，军备，以及其它任何成为法律对象的东西。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我已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至少在警察，国家岁入和军备问题上。
我长期以来所计划的关于法学理论的部分，至今由于现在还在组织我修订书本的同样工作而无法完成。
我承认，随我年事已高，很难指望如愿以偿的完成这个大事业，但我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计划，从打算做到自己能做的事情这种责任感出发，我希望能继续完成它，因而我把三十多年前写的这段话未加改动的放在这里”3。
斯密未完成的一部分是其法律理论，通过斯密在哥斯拉大学的学生的笔记，整理为《法学讲稿》来补充斯密学说的完整性。
19世纪，评论家们对亚当•斯密的一贯看法是斯密的理论存在矛盾，即《道德情操论》的利他与《国富论》的利己不能统一，这种矛盾被称作“亚当•斯密问题”。
对利己和利他的理解，也是评论家对亚当•斯密争论不休的根源。
“有些评论家把自利和自私等同起来，把他们当作《国富论》中人的动机的基本原则和行动的规范”4，“即便把自利而不是自私作为《国富论》中的动机原则，把他作为“看不见的手”这个概念的依据，这种对于个人主义的强调据说还是同《道德情操论》中的基本观点不一致”5。
抛开斯密著书过程中对《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反复、交杂着修订版本的历史事实，从斯密的理论上去考察，也能够得出“亚当•斯密问题”是个伪命题。
事实上，亚当•斯密的两本书中，都将自利解释成自爱，而不是自私。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提出，自利并非邪恶，而谨慎则是可以同仁慈和公正相媲美的妹的。
同样在《国富论》中，受自我利益驱动的行为不是邪恶，而受到自我制约的经济行为则可以是善的。
”6。
除开这两本书，《法学讲稿》描述了个人权利，自由权利，这是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又一前提，是斯密心目中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法制基础。
而这三本书的联系则被帕特里夏沃哈恩归结为公正，认为公正的必要性是贯穿于《道德情操论》、《法学讲稿》、《国富论》的一个主题。
“作为一种内在的自我制约以及任何社会的基础，公正保证了安全和公平，并且在人际关系中、在道德领域、在政治经济制度中为公共利益服务。
”7其实仅根据对斯密的简单推测，也能得出类似的答案，斯密在《国富论》中做出“经济人”的假设，而且也考虑到资产阶级只关注自己利益的事实，并对资产阶级追求利益而不顾其他感到担忧，对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感到担忧，加之《国富论》在《道德情操论》后写出，斯密必然考虑到这些问题，所以《道德情操论》应当可以看做斯密政治经济体系的道德规范，正如同他未完成的法律理论可看作是法律规范一样。
同时我更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斯密问题之所以引起学界百年来的兴趣与争论，绝不紧紧是为了证实其真伪，而应在于其自身所蕴含的现实世界中人们利益需要与道德需要的分离与偏颇。
”8三、浅谈《国富论》《国富论》的核心应是经济自由主义，“其基本内容是论证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施行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大力主张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9。
但事实上，《国富论》的思想根源来自于重商主义。
“英国重商主义者并不像通常所描述的那样，只主张国家干预，不主张经济自由，他们不但要求统一市场，而且要求经济资源和市场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让人们有随意销售商品的自由”10。
同时斯密也并不像所描绘的那样推崇自由经济，他对航海法的高度赞扬表明他并没有抛弃国家干预。
熊皮特聪明的指出了这点，“从大约1790年起，斯密就成了导师。
……于是斯密便被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没有哪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会想到这个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而成了所谓的“前驱者”，但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11。
而沃哈恩更进一步指出，“斯密赞同18世纪温和的集体主义，他认为，政治经济制度植根在制度的、社会的、和宗教的框架中，他关注的焦点是经济自由而并非政治自由。
”12可是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却总被引用为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的认可。
斯密也常因“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被批判，指出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带来一种将自私、贪婪看作是人的本性，“看不见的手”使人们错误认为不断的追求自身的利益的同时也给社会、给他人带来了利益，这种错误忽视了斯密所附加的法制和道德框架，但不得不说，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忽视的前提，确实给人们带来误导，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社会不正之风。
这种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错位理解也被当作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石。
不过也有人据此认为这是对斯密“经济人”庸俗化的表现。
“追随着者们通过注释和通俗化，或补充和修正，或攻击和批评，各自添加了一些假设条件，提出了一些新解释，新理论和新方法来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辩解，或迎合当时社会制度的变化，可谓之经济人思想的庸俗化。
”13。
我对这种观点不是十分赞同，新古典经济学应是对“经济人”进一步抽象华，这是一种进步，同时诺斯，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将“经济人”的观念延伸至制度等非经济领域，这更是对“经济人”思想的扩展。
所以只能认为其发展偏离了斯密理论的根源，却不能认为是对经济人思想的庸俗化。
《国富论》在其内容上正如前文所述，受斯密所处时代限制，必然有其缺陷。
在价值论上，马克思认为斯密在商品价值取决于消耗的劳动量和能购买的劳动量的两种不同交换价值的规定间摇摆不定，同时指出斯密错误的混乱了商品交换规律同分配关系之间的因果逻辑，“价值的分配，或者说，价值的占有，决不是被占有的价值的源泉。
”14关于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斯密等经济学家“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
”15对于分配理论，马克思指出斯密把商品的自然价格看作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和，是用价值说明价值和价格的循环论证。
同时马克思又指出斯密“将社会商品总价值归结为社会的全部收入，无法解决缺少资本积累的矛盾”16，陷入了“斯密教条”。
格拉姆对《国富论》的局限性也做了总结，他认为《国富论》是一本18世纪为那个时代而写的书，对于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细想及其所代表的概念，把他翻译或重新解释成适用于20世纪工业或工业公司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这是错误的。
“‘看不见的手’仅仅在这种条件下才起作用，这个概念预设了很多在今天的市场再也见不到的因素……亚当•斯密想象的是在小镇上进行的经济交换，这种共同关系提供了明显的限制。
……今天大公司和所有权的缺失，共同关系再也不重要，再也不会对经济活动产生那种程度的限制作用。
”17四、亚当•斯密的理论的现实意义论及斯密的理论对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就必须将中国现在的社会现状与斯密那个时代对比，得出结论。
斯密在18世纪，就已经预料到了资本主义的道德堕落和腐败，这和现今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所遇到的问题是相同的，同样遭遇道德缺失。
斯密提出的方法则是建立完善的道德和法律体系，这也是斯密的市场经济的前提。
而从斯密对重商主义的继承部分，即部分国家干预，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对斯密的“经济人”是抱有错误的理解的，但这丝毫不能影响其理论的伟大，将其思想与斯密“自然”的自由经济结合，可能更好的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引方向。
他是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R.H托尼。
排除其宗教思想，他的思想更贴进与中国。
“社会主义最宽泛的理解是承认至少部分关键产业和服务业的国有制，提倡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主张经济管理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国有化不应是无所不包的，因为它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但他与斯密有一个共同之处，斯密追求的是经济自由，而托尼也十分注重经济自由，认为没有经济自由，只有政治自由，“一个政治上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也不会稳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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