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提要：本文针对方言与普通话接触频繁、互动明显的现状,从方言学角度、推广普通话角度、历史语言学角度三个方面对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从而为辨明两者关系提供依据。
通过明确方言与普通话并存共用的互动关系,达到以此为契机,为下一步研究奠定基础的目的。
关键词:方言;普通话;并存共用;互动一汉语是一种存在着严重方言分歧的语言(钱曾怡,2004)。
方言的形成是历史上语言分化或迁徙的结果。
纷繁复杂的方言客观上导致了共同语的产生。
共同语由来已久,和方言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从雅言、通语、官话、国语,直至发展到今天的现代汉民族标准语—普通话,共同语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方言与共同语拥有共同的使用者,共存于同一语言社会,难免要发生碰撞和摩擦,至于共同语进入标准语阶段,方言与标准语的接触则更加频繁,其相互影响的程度也进一步加深。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有些人就认为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灭方言,因此,方言与普通话在人们心目中多少含有对立的意味(袁家骅,2001)。
其实从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中可以看出,普通话与方言其实是同源异流(詹伯慧,1997),是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共存互动的关系(李如龙,2001)。
方言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必然受到共同语的影响,而普通话也势必不同比例地吸收古代或现代的某些方言成分。
研究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尤其在“地方普通话”日益增多的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既是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又是实用性很强的事业,在学术上和事业上都大有可为。
”(李如龙,2001)二千百年来,无论雅言、通语还是官话,都是与官僚阶级和知识分子相关联的,广大劳动人民世代生活在自己的家乡,甚至一辈子也没离开过自己的方言区,所以共同语并不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但普通话的推广,自上而下,全民动员,各个阶层,无不牵动,其群众基础壮大之快,影响面波及之是历史上不曾出现的。
普通话的推广对方言无疑是个巨大的冲击。
随着推普的深入开展,各地的语言文字工作者纷纷加入研究方言与普通话的队伍。
但总起来说,从建国之初到八十年代末,对于方言与普通话的研究只涉及简单的对应,大多属于描述性,并没有对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作深入探讨。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方言研究的深入和推普的进一步开展,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一部分学者展开了针对两者关系的理论探讨。
1990年在北京召开了“普通话与方言问题学术讨论会”(于根元,1990),大会在总结推普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的同时,展开了对“地方普通话”的热烈讨论。
“地方普通话”是方言区人民在习得普通话的时候出现的一种地域性变体,正是方言与普通话接触的产物。
这充分说明有关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问题已经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
国家语委语用所主任陈章太在会上宣读的题为《关于普通话与方言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提到“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方言必将继续向普通话靠拢,普通话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但是,方言的变化毕竟是极其缓慢的,…这种状况便决定了…普通话和方言将长期共存分用(陈章太,1990)。
1997年,詹伯慧和曾毅平分别在《语文建设》和《学术研究》上发表文章陈述方言与共同语,即普通话的关系。
詹伯慧在《试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一文中提到“认清方言与普通话的种种关系,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和处理当前语言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文章从语言渊源、语言的性质和内涵、语言社会功能、语言社会地位、语言发展的前景五个方面考察和剖析了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
文章最后指出,“主次分明的状况将始终在这并存共用的语言格局中显示出共同语和方言不可逾越的永恒关系来。
” 曾毅平在其文章《略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要全面认识之,就必须作双向度、多侧面的观察,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向上展开,从内外两个角度切入。
”文章正是遵循这一思路对方言和普通话作了全面的分析,文章的最后概括了推普从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中得到的几点启示。
三由于对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研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以研究的主体比较复杂,系统研究不多,多数探讨散见于各种著作和文章之中。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不同,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从方言学角度,研究者主要是方言学家;二是从普通话推广角度,研究人主要是语文政策工作者;三是从历时语言学角度,研究者主要是历史语言学家。
方言学家研究方言与普通话的出发点是对方言进行共时描写和历时描述,目的是考察普通话的推广和使用对方言自身的结构与发展造成的影响,归根结底是为方言研究服务的。
钱曾怡在《方言研究中的几种辩证关系》中提出方言研究应注意的几种辩证关系,其中一种就是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
她认为,“共同语与方言相依相存”,“方言跟共同语的关系是一般方言跟基础方言的关系”。
但两者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由于共同语以一种方言为基础,所以“方言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而不以什么人的意志为转移。
共同语的标准则可以由人们制定,不同历史时期的基础方言并不相同,人们对标准的认识和掌握也存在许多差别。
”与历史上出现过的“雅言”、“通语”和“官话”相比,普通话“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大大的超越于以往的共同语。
”(钱曾怡,2004)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利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在语言生活上就是方言与普通话接触的频繁发生。
普通话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人们口头交际的言语。
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语言并不是普通话而是方言,所以不同方言区人民在使用普通话的时候或多或少会打上各自方言的烙印,这也正是“地方普通话”产生的原因。
但各方言区“地方普通话”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这取决于当地方言与普通话接触状况如何,李如龙在《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中说,“在这两方面的横向接触中,不同的方言表现是很不相同的。
”(李如龙,1994)文中区分了强势方言和弱势方言,这两种类型的方言在与普通话的接触中表现迥异:强势方言在方言接触中具有同化力,使别人接受它的影响,对于共同语的推行则具有抗拒力,企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弱势方言则相反,接触中容易受影响,受排挤,受蚕食。
所以,较之强势方言区,推普工作往往在弱势方言区进行得更为顺利,效果也更好。
这说明,强势方言与弱势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并不是平衡的。
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演变大体趋势虽是明显的,但过程却是曲折的、复杂的。
曹志耘在其文章《汉语方言:一体化还是多样性?》(曹志耘,2006)中对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汉语方言的发展变化的特点的描述很具代表性:(1)整体趋势进一步萎缩,逐渐让位于普通话。
(2)强势方言在与普通话“并存分用”的模式下生存,两者将长期处于一种角力和竞争的关系之中,但从长远来看,强势方言的势力呈不断萎缩的趋势。
(3)弱势方言迅速萎缩和衰亡,被当地强势方言覆盖,方言版图将被大面积整合成为若干种强势方言。
(4)各地方言的自创性演变(自我演变)逐渐停止下来,而改为以普通话或强势方言为方向的演变。
在此过程中,各地方言将发展为“带普通话特色的方言”或“带强势特色的方言”。
语文政策工作者的目的是了解推广普通话的进程与效果,掌握现实推普情况与目标之间的差距,研究两者的关系是为了证明方言与普通话并非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相互排斥,而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当然,在这种互补关系中,“应该逐步确立普通话的主导地位。
”通过从理论上澄清两者的关系,可以消除广大人民群众对学习普通话的疑虑,一方面宣传了使用普通话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方言母语与普通话并用是社会的需要,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侯精一,1994)郭龙生在《当代中国普通话推广政策的价值取向研究》中说: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推广普通话工作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制定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方针政策时必须首先关注的问题。
…普通话和方言关系的问题,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针对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方言地区人们的语言生活,推广普通话过程中方言地区的语言状况,也有许多学者作了逐步深入的观察研究,这就是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双语双方言”的研究。
(郭龙生,2004)李如龙在《汉语方言学》中提到:双语制则是早期微弱,晚近强化,近代以来渐呈扩展趋势。
侯精一在《推行普通话的回顾与前瞻》中说:随着社会变革、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双语(方言母语/普通话)交替使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侯精一,1994)詹伯慧进一步解释说: 推普的结果将在方言地区形成一个“推广普通话、保留方言;普通话为主,方言为辅”的社会语言应用格局、也就是使方言区的人从单一的语言(方言)生活过渡到双语(双方言)的语言生活。
郭龙生在《当代中国普通话推广政策的价值取向研究》中总结说:当前中国在普通话与方言关系方面的价值取向是:主体化与多样化的辩证统一,即确立普通话指导地位的同时,尊重承载多元文化的方言(郭龙生,2004)。
历史语言学家研究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是着眼于具体的语言事实,从中找出共性发现规律,提炼出能够解释汉语的理论,是为汉语的进一步研究服务的。
他们研究两者关系是基于这样一种目的,所以对比方言与普通话是方法是手段,是他们进行理论研究的有效途径。
语言的分化和整合是语言发展的基本运动形式,方言是语言分化的产物,普通话是语言整合的结果。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刘叔新在《现代汉语理论教程》中提到:“汉语历史上长期分化的过程到现代却毕竟逐渐走向终止,代之而起的是统一的抬头和形成的明显倾向。
”因此,“汉语今后的基本发展趋势是走向统一。
各地方言会逐渐向普通话靠拢。
普通话最终会成为…汉语高度统一的体现形式。
”但语言的稳定性决定了这种进程是渐进的,缓慢的,而不是突发的,快速的。
“普通话和方言彼此势力的消长,将是一个悠久的历史过程。
”(刘叔新,2002)胡明扬在《语言和方言》中提到语言规范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提出,“在民族语言规范化过程中,各地方言不断向民族标准语靠拢,”而且还存在着“大方言区还会出现小方言向大城市的权威方言靠拢”的趋势,并认为“这是一种自然趋势,是民族语言规范化的必经之路。
”(胡明扬,2003)除了上述宏观研究外,还有一些对具体语言事实的研究与上述论断殊途同归。
王洪君在《文白异读、音韵层次与历史语言学》中说:“不同历史时期权威通语对地方方言的影响与方言自身的演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文白异读就是这种复杂交织的直接体现。
”文白异读是汉语方言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是“最常见的字音变读”(李如龙,2001),徐通锵在《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中进一步解释说,“文”与“白”代表两种不同的语音系统,大体说来,白读代表本方言的土语,文读则是以本方言的音系所许可的范围吸收某一标准语(现代的或古代的)的成分,从而在语音上向这一标准语靠拢(徐通锵,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