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述明代內閣制度之由來、演變、作用、流弊及影響。

由來明初沿元制，中央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正一品﹞及其系列屬官，總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事務。

但由于丞相之上無皇太子領銜的中書令，下又無參議的文臣，故相權比元時更為膨大，對此朱元璋深表疑忌。

為確保皇權，明太祖乃在洪武十三年以胡惟庸謀反為借口，罷中書省，廢丞相及其系列屬官，將中書省的政務分別歸入六部，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

又嚴令嗣君不得再設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以達君主高度集權之目的。

可是，國事紛繁，皇帝一人，勢必無法處理，必須有人協助，故太祖於同年九月置四輔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地位在尚書之上。

四輔官多以宿儒充任，其職掌在與君主講論治道，衡鑑人才，封駁刑法，地位雖高（正三品），但不直接處理重大政務。

四輔官雖只設置年餘，卻為明初中央政治制度新轉變之徵兆，反映君主獨裁亦需人“協贊政事”不可。

據《明太祖洪武實錄》，在洪武十四年十月，翰林院官已論決刑事，平駁諸司奏章。

其後參預機密之大學士，多出身翰林院，奠定內閣制度之根基，可見明代內閣是由翰林官發展而來。

又據《續文獻通考》：「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倣宋制」置殿閣大學士，秩五品，位在尚書、侍郎之下，其工作不過「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軍國事」，可見太祖仍不是以大學士掌國政。

洪武朝殿閣大學士之設置，可視為明代內閣制度之創設期。

至成祖即位，《明會要》稱：「明成祖即位，特簡解縉、黃淮等入直文淵，..........謂之內閣，內閣之名由此始。

」《明史》又稱，以其「授餐大內，常侍天子殿閣之下，避宰之名，又名內閣」。

內閣乃正式確立，大學士的權位亦漸高。

演變成祖時，內閣之稱謂、體制、職責各方面，基本上形成，但地位仍只五品，既無獨立之辦公室，六部的奏章，亦不先往內閣，故權力仍不大。

到後來，楊士奇、楊榮、胡廣等先後入閣，實權與地位皆有所提升。

終明之世，內閣制度的演變，可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仁、宣時期內閣權勢顯著提升。

仁宗即位，閣臣由五品提升為三品，大學士楊士奇等與吏部尚書蹇義同有密封奏事權。

而楊士奇等為三孤﹝從一品﹞升尚書，形成「雖居內閣，官以尚書為尊」。

此時期內閣制度的另一演變，乃「條旨制度」之出現。

條旨又稱「票擬」，即閣臣草擬對各種奏疏之處理意見，用小條貼于奏章上，供皇帝參考採用。

由是閣臣取得處理國家大事之實權，利用詳審奏章加以票擬之机會壓制六部，票擬往往成為敕諭發至全國執行，閣權日重。

土木之變後，景帝即位，內閣制亦起變化。

從不置官屬變為下轄誥敕房、制敕房，兩房均設中書舍人任書辦。

英宗復辟後，內閣制得進一步發展，乃」首輔制度」之出現。

內閣大學士多至六、七人，少則三、四人，多以入閣先後、資歷及君主之意願，選定一人為首輔﹝首揆﹞，即內閣首領，一切大事及票擬，均由首輔主決，＜廿二史劄記‧明內閣首輔之權最重條＞謂﹕「大事皆首輔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較。

」至此，內閣制度逐漸完備，首輔成實際上之宰相。

第二階段是世宗嘉靖至神宗萬歷年間，乃內閣制之全盛時期。

英宗時又發展出影響內閣權力之「司禮監」。

時內閣所擬之批答需交宮中司禮太監」批紅」，即由司禮監之秉筆太監」遵照閣中票來字樣，用硃筆楷書批之」。

由于正統以後，君主寵信宦官，以致「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于內監之批紅」，閣臣不得不仰俯宦官鼻息，內閣權力一度衰落。

內閣制之演變由憲、孝以至世、穆，力權日見提升。

閣臣每以宰輔自居，世宗嘉靖初年，楊延和以迎立有功，又得君主重用，使閣權漸重。

其後，夏言、嚴嵩、相繼為首輔，儼如宰相。

至穆宗徐階、高拱主持內閣，「獨斷專行」，形成世宗、穆宗間閣權的高峰期。

神宗年幼即位，張居正出任首輔十六年，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國家大事皆由其主理，內閣制至此已發展至巔峰。

神宗以後內閣權力日漸衰退。

居正死後兩年，即「禍發身後」﹔蓋神宗親政不免追修受制的前怨，而張居正一手提升之閣權，亦因而大變。

神宗親政後對張居正的報復，令繼位之閣臣懍於專制君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加上各部大臣與言官俱求擺脫內閣制縛，致後來之閣臣不敢攬權自恣，只能外採輿論，內迎君主旨意，內閣權力難復舊觀。

此外，萬歷中葉，神宗荒廢政事，長居深宮，不与閣臣接觸。

其時內閣或比附結黨，或受制閹宦，或淪為宦官鷹犬。

熹宗天啟年間，魏忠賢專政，內閣作用更蕩然無存。

思宗剛愎自用，國家又內外交困，內閣己不能發揮作用。

作用雖然明代內閣自始至終只是皇帝的私臣，只是政務的補助機關，一切公文都以皇帝名義發佈，但內閣制度在明代仍有一定程度的作用。

太祖廢相後，君主成為實際的行政首長，一切大政均須親力親為。

據《春明夢餘錄》載，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至廿一日的八日中，內外奏劄就有1160件，共3291宗，事務如此繁重，君主實難應付，內閣制度正有補救的作用，究之，約有下列各項：在太祖、成祖、仁宗時期，內閣發揮了「諮議大政」的作用。

洪武十五年，太祖設殿閣大學士，即備顧問；成祖開內閣於文淵閣，命翰林院儒臣解縉等人入閣「參預機務」；仁宗時，每遇機務，須計議者，必親御翰墨，書大學士楊榮等姓名，由榮等規畫，都是明顯的例證。

自宣宗創「條旨」制度後，內閣即發揮「參斷機務」的作用。

《續通志》稱宣宗宣德三年，「凡中外章奏，閣臣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

條旨制度做成君主不必與閣臣面議，英宗即位，中外奏章皆委內閣簽辦，輔政作用更見明顯。

自英宗以後，首輔制度漸次形成，內閣遂發揮類似漢唐「宰相輔政」的作用。

英宗天順中，李賢以吏部侍郎領兵部尚書，地位較其他閣臣為尊，成為「首輔」專權之始。

其後「大事皆首輔主持，次揆以下，不敢與較」。

（趙翼：＜廿二史劄記＞）夏言為首輔，嚴嵩不敢與分席。

至此，一切政務取決於「首輔」一人，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

張居正在內閣任職十六年，群臣俯首聽命，充分發揮宰輔作用，亦足以使中央之權力組織，獲得一定的安定局面。

神宗以後，君主荒怠政事，深居內宮，不親政務，「批紅」實權雖然落入宦官手中，造成專擅，但內閣仍掌票擬，足以維繫明室政府的運作，使明政權得以不墜。

至崇禎年間，不再著重首輔地位，因而國政日壞，終導致明亡。

流弊內閣制度，雖然在輔政方面，確能發揮積極的作用，但明代內閣大學士地位不足當宰相之任，且其本職亦只是侍從備顧問。

後來內閣獲取票擬之權，亦只是在幕後協助皇帝處理國政，屬皇帝祕書而不是名正言順的宰相，由是而滋生流弊。

首先，內閣制度欠缺制度性，產生組織、權責經常變動的流弊。

就權責而言，內閣始終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機構，首輔亦非法定的最高行政首長，六部也不是它的法定直接下屬，而由君主獨掌命令大權。

內閣所持有的權力，出自皇帝授予。

因此，內閣有否作為，全視皇帝的作風而定，故歷朝內閣的權力都有所不同。

如神宗信任張居正，其職權幾乎等於昔日的宰相。

但如果皇帝不信用內閣，如崇禎喜親力親為，整個內閣即失去作用，明亡與此不無關係，可見其流弊之深。

其次，首輔有相權而名不正的流弊。

內閣僅屬祕書機關，無宰相之名，亦無宰相之位，更無宰相之責，但皇帝信任時，又確有宰相之權力。

明代內閣成立之後，事實的演變，產生首輔，權力堪比中國古代宰相。

但此不過內閣中相沿的慣例，並非律定，故不為外廷所承認。

《明史紀事本末》謂﹕「嚴嵩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

」正道出內閣制度的流弊。

內閣有宰相之權而無宰相之責，出錯時便諉過他人；無宰相之名位而有宰相之權，則朝臣不能信服。

張居正任首輔，仍須與中官馮保結合才能執掌大政，方能施展抱負，便是明顯的例子。

明代宦官之禍嚴重，內閣制度之名不正有著極密切的關係。

影響內閣制度的發展始終都處於畸型狀態，對明代政治產生極不良之影響：首先，助長了明室的君主專制。

內閣制度隨君權的高度強化而建立，權力的來源，由君主所授予，對君權根本就無節制的作用，事無大小，內閣都要秉承皇帝的旨意行事，遂成為皇帝加強專制獨裁的工具，遂使明代的君主專制比歷代為甚，助長了君主專制。

其次，形成了明代宦官的專權。

明代內閣因為欠缺法定的地位和權力，只是政務的補助機關，透過票擬、條旨來輔政，但大學士的票擬最後決定於皇帝的硃批，而明制以司禮監秉筆太監掌章奏文書，宣宗時，大臣章奏除由皇帝親批數本外，皆由秉筆太監照內閣大學士之票擬批紅。

宣宗以後，人主怠荒，深居內宮，硃批便由秉筆太監處理，從此宦官透過司禮監的職務得以正式與外廷往來，宰輔之權便為內臣所侵奪，司禮監有「太上內閣」之稱，造成了明代宦官的專橫。

再則演成朋黨的傾軋。

內閣行使相權實在名不正言不順，容易造成內閣與外廷官僚的磨擦。

明之內閣，上受君主的箝制, 內受宦官的操縱，閣臣想握權，一方面須交結內監，另方面則又要傾軋同列的大學士，遂演成朋黨之禍。

如嚴嵩任首輔，威權極崇，但卻為閣僚徐階所傾倒；張居正任首輔，也因內結司禮監馮保方能遂意，結成朋黨，方可行使權力，但在革弊振衰時，仍不免受言官攻擊，被指責為攬權專斷的權臣，甚至「禍發身後」，被奪爵抄家。

明代朋黨傾軋激烈，實與內閣制度名實不符的矛盾有密切關係。

繼則導致政風因循。

明代閣臣絕大多數由進士而入翰林，再而入內閣，多缺乏實際的政治經驗，一旦入閣，多保守因循。

而且，內閣的權力，由皇帝授予，宦官又居中竊柄，閣臣為保官秩，於是只能對君主唯唯諾諾，對宦官俯首聽命而不敢有違，遂使政風因循腐化。

如張居正之循名責實，積極有為，仍非議四起，故後人多不敢有為，多隨俗因循，政治更不堪聞問，對明室政治有極壞之影響。

總之，內閣制乃明祖廢相後衍生的輔政機關，但名實不符，乃演生許多弊端。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指出：「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相始也。

」指出了廢相後的內閣無從發揮宰相之權責，致使政治敗壞，可見其影響之深。

清代中央政制之演變清代中央政制大抵沿襲明代，而內容則隨時勢轉變而歷多次變化。

清代原以內閣為最高中樞機關，但議政權力，實先後操於「議政王大臣會議」、「南書房」、「軍機處」及清末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機關。

試概述清代中央政制的演變如下﹕清代入關前，太宗天聰三年，設「文館」，為內閣之雛形。

十年，將文館擴大為「內三院」，各置大學士一人，負責撰擬詔令，輔佐君主處理政務。

入關後由於政務日繁，乃仿明朝內閣制度，於順治十五年，改內三院為內閣，至此內閣制度確立。

康熙初即位，鰲拜輔政，曾一度廢除內閣，恢復內三院制。

康熙九年撒內三院，恢復內閣制。

內閣最高官員為大學士，其次為協辦大學士，其下設學士、侍讀學士、中書等官，成為一組織龐大的中央輔政機關。

雍正八年，大學士升為上一品，在各部尚書之上，當時雖已設軍機處，然任軍機大臣者，除親王外，其首領必為大學士，所以當時的大學士勛高位極，稱為「宰輔」。

此時的內閣，可說是「表率百僚」，「掌議天下之政」。

乾隆十三年，鑒於大學士員額多寡不定，乃正式確定為滿漢各二人，協辦大學士則滿漢各一員，又重新調整殿閣兼銜。

大學士常兼任各部尚書或管理某部部務，其副手學士則兼任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