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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填空题1.孔子论诗的作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解释:这是对诗歌的社会作用最高度的赞颂。

现代诗歌批评所津津乐道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作用,在孔子的这段话里实际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2.”穷而后工”的理论大体上是指文人愈加穷困潦倒,就愈能创作出惊世之作。

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人是北宋时期的欧阳修。

3.《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以意逆志:是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

*这也就是说,我们在鉴赏诗歌的时候常常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就是把自己当作诗人,然后“将心比心”去领会,推测诗人在诗中所寄寓的情感,从而理解诗歌的内容和主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意逆志”的诗歌鉴赏方法。

)4.“赋诗言志”:春秋时代诸侯士大夫常在各种社交场合朗诵《诗经》,借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这就是“赋诗”。

5.《乐记》:“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通以。

”(解释:所以世道太平时的音乐中充满安适与欢乐,其政治必平和;乱世时候的音乐里充满了怨恨愤怒,其政治必是荒唐透顶的;国家灭亡及濒于灭亡时的音乐充满悲哀和愁思,百姓困苦无望。

音乐的道理是与政治相通的。

)6.汉代的淮南王刘安和司马迁赞扬了屈原。

(ps:淮南王刘安、司马迁、王逸对屈原其人其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贾谊、扬雄、班彪则对屈原沉江明志持保留态度;班固则基于维持君王权威的立场,对屈原的怨刺和自沉提出了尖锐批评。

)7.明朝的谢榛《四溟诗话》:“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

”(注解:诗由情胚孕育,借景媒以表现,情胚与景胚交融契合才产生诗的意境,可以说“融情入景”是诗词创作中最为常见的表现手法。

)8.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一方面是反映时事,另一方面是为现实而作。

元九是元稹。

)9.南朝齐代永明年间沈约提出“声律论”(*南朝永明年间,周颐著《四声切韵》提出平上去入四声。

沈约、谢朓、王融、范云等人一起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就是后人所记之“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等八种声病,“八病”具体为何,说法不一。

“四声八病”说为后来产生近体诗奠定了基础。

)10.唐初陈子昂提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

”(——《与东方左史见修竹篇序》,陈子昂倡言复古,乃标举汉魏,实是改革诗风的又一响亮口号。

)11.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气多也。

”(翻译:试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常常慷慨激昂,的确,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风气衰落,因而作者情志比较深刻,笔意比较深长,作品也就常常激昂慷慨而气势旺盛了。

)12.唐王昌龄《诗格》中的“意境”之说。

(唐人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说: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

)13.白居易前期把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

(白居易《与元九书》:“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注解:诗这个东西,感情是它的根本,语言是它的苗叶,声音是它的花朵,思想是它的果实。

这里用树来比喻诗中各要素的地位和作用。

华:同“花”。

)14.西汉扬雄认为辞赋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转而研究哲学。

(《法言》为扬雄模仿《论语》而作。

“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法言吾子》注解:一般说来,“诗人之赋丽以则”是指这一类的赋尚不失讽喻精神,虽“丽”而有“法度”;“词人之赋丽以淫”则指这一类的赋,辞章上太过分注意修饰而失去了讽谏的意义。

这里的诗人之赋,指屈原的骚赋;辞人之赋,指宋玉等人的汉大赋。

)15.明朝叶燮在《原诗》中提出“理、事、情”。

(关于诗的法度能事,叶燮提出:“能以在我之才、胆、识、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则自然之法立,诗之能事毕矣。

”16.“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是郑板桥的一副题联。

(用拟人手法形象的描绘了春天,春风拂柳,细雨润物的景象。

)二、单选题1.“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出自孔子之口。

2.最早用“风骨”评论文学的是刘勰。

(“风清骨竣”)3.明清之际小说评点的集大成者是金圣叹。

4.庄子的哲学言论可以看作是一种审美态度的是:心斋坐忘。

5.继承孔子的思想提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是《毛诗序》。

(*《毛诗序》是汉代人为《诗经》所作的序,著名的诗歌理论,分为大序和小序。

大序为《关雎》题解之后作者所作的全部《诗经》的总的序言;小序是诗经三百零五中每一篇的序言。

一般而言,《毛诗序》指大序。

)6.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论述的是文学鉴赏。

7.明代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是“前七子”和“后七子”。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

)8.金代元好问的诗歌理论主要集中在《论诗绝句三十首》。

9.“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出自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

10.“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三、多选题1.以下是道家哲学思想的是:A.自然朴素B.审美态度D.得意忘言2.《毛诗序》提出了:B.情志结合说C六艺说E.美刺教化说3.“江西诗派”的主要人物有:黄庭坚、陈师道、吕本中4.苏轼的文学理论:A.言必中当世之过B.观察事物要了然于心、了然于口D.诗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5.李渔认为“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所以他要求戏曲应该:A.浅显B.重机趣D.戒浮泛四、加标点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

古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

而后可以言诗也。

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

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

彼江岭之人,习而不辨也,宜哉!——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译文:论文很难,论诗更难。

古往今来的说法是很多的!而在下以为,先要能辨别诗的味道然后才可以论诗。

长江、五岭以南,大多偏嗜酸咸口味的人。

至于醋,不是不酸,可仅仅是酸而已;至于盐,不是不咸,仅仅是咸而已。

中原的人用以调味佐餐就不用了,因为知道它们除了酸味咸味之外,缺乏醇美之味。

那些岭南的人,习惯了那种口味而不辨别美与不美,这是当然的了。

)五、简答题指出下面原始文献的出处,并简单阐述(不少于100字)1.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乎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该段出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从两个角度论证文章的价值和意义:A.安邦治国、社会政治功能来论证“经国之大业”B.永恒性,比较文章与个人生命的存在价值来论证“不朽之盛事”答:这段文字出自曹丕的《典论.论文》。

(1)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

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

(2)《典论.论文》论到文章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章提到与建功立业并重的地位。

他认为文章有两大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国家;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自身。

这已开始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

(3)曹丕把诗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之中,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

2.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需放荡。

该段出自萧纲的《诫当阳公大心书》做人先要谨慎持重,写文章却必须不受约束、放恣任性答:这段话出自萧纲的《诫当阳公大心书》(1)做人的道理和做文章不同。

做人必须谨慎自重,做文章则必须不拘一格,放浪豁达”(2)所谓“立身先须谨重”,其意思就是说立身处世必须严格遵守道德规范,不可随意乱性逾越界限。

中华民族是一个相当讲究立身谨重的民族,五千来,无论世事如何变化,始终没有改变讲道义、守规矩、有素养的美德。

知深浅、明尊卑、懂高低、识轻重、方圆做人、圆通做事、宁静致远、自我反思......都在谨重的范畴之内。

(3)所谓“文章且须放荡”,其意思就是说写文章应该经渭万端,纵横恣肆。

不必有载道致用的观念,更不必受陈规旧矩的束缚,而应该思想大胆放开,敢于创新,吟咏情志,抒写性灵,具有鲜明的开拓性。

六、论述题1.综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关于“文与道”的关系(结合不同时期的文论并评价)(书+网+理解)A.先秦,儒家/道家B.刘勰,“道之文”C.唐,韩愈柳宗元D.宋,“文以道”A.首先论述“文”和“道”的关系,并提出“明道”之说的是先秦时期的荀子。

荀子认为后天的学习非常重要,人要想成为君子甚至圣人,必须自觉地学习记载圣人之道的各种经典,达到求“道”目的,这种理论便是后世文学批评“宗经”、“征圣”、“明道”论调的先声。

在荀子这里,“文”和“道”的天平显然是倾斜于“道”这一边的。

“文”只是一种工具,一个载体,它很重要,很有研究的必要,但是它所有的价值首先是体现在言“道”的基础上的,离开“道”的轨迹,一切言辞无论多么美也都只是华而不实,甚至会变为“奸言”。

B.南北朝时期受到当时流行的老庄思想和世人生活审美情趣的影响,刘勰所论及“道”融合了用以治理国家、进行教化的儒家之“道”、与“法自然”的道家之“道”。

这在其巨著《文心雕龙》中不难看出。

虽然为了纠正魏晋以来长期流行的不良文风,《文心》是以“征圣”为出发点的,但刘勰并没有像先儒一样过多地去强调“道”尤其是儒家之道的重要性,更没有忽略“文”的意义。

在先人已经把对文学本身的审美从文学的实用价值中独立出来之后,刘勰认可并继承了曹丕、陆机等人在文学批评中所做的努力,在尊崇“道”的基础上,系统地讲述了为“文”之法,为后世文人进行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并影响了后世的文学批评。

C.在刘勰之后,经过了历史上的分合和文坛上的论争,再次把“文以明道”提到日程上的是领导古文运动的韩愈、柳宗元等人。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盛世景象渐渐消退,文人士子把注意力转向了对礼乐崩坏、人民生活疾苦的关注上,加之当时风靡文风的盛行,促使韩愈等人在文坛上也打出恢复、加强儒道,反骈文而尚古文的旗号。

其所言及之“道”固然是指儒家之道,而结合韩愈其他许多文章来看,所谓“道”的具体内容则包罗很广,大至国家政治,小至交友为人,都有“道”贯彻其中。

与韩愈一样,柳宗元也非常重视文章明道的作用,反对徒事藻饰的骈偶之文,而且指出“道”并非仅停留于书本之上,而是须接触具体事物、有益于现实的“道理”。

也正是由于韩愈、柳宗元等对“道”认识的通达,使得他们在论述“文”与“道”的关系上,不至于因“道”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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