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思想体例》前言周易的研究有久远的历史。

以中国的情况论之，大致可以分为古代部分与现代部分。

古代部分又是传统的研究部分，这里面包括对周易经典的解释与发挥，既有义理的，又有象数的。

从解释的文本来说，历史上有三种最为基本和重要，即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和朱熹的《周易本义》。

这是因为，孔颖达的周易注疏是在集中了前代周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抉择而定的，从而使历史中的周易典籍的解释有了一个统一稳定的定本，这是基础工作。

具体情况在《周易正义》序中讲得很清楚。

但是孔颖达注易是偏重于义理一路，以王弼注为底本。

这样，在象数方面就不着重。

而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以保存汉易著名，正好在象数方面对《周易正义》形成补充，所以是留存到现在的相当基本的一部文献，于是义理象数方面乃得以完全。

但是王弼死的时候年纪很轻，在学问的厚积上难免有一些问题，虽然孔疏选择王注为所本有一定的考虑，但其中的不足历来学者也多有议论。

当然，宋儒对孔疏周易的非议含有排释老的因素，孔氏《周易正义》与李氏《周易集解》基本代表了唐以前的周易解释情况和水平。

而宋以后理学时代最基本的文本解释却是朱熹的《周易本义》，虽然注解十分简易，但是代表了理学的基本态度与观点，而且是在吸收前人易学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比如伊川易传等）。

明清以后，易学研究有强烈的朴学实证色彩，开始了另一个时代。

关于易学的发挥和旁支更为繁复，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比如《周易乾凿度》一书，郑玄注，有乾隆丙子（1756）雅雨堂版。

前有德州卢见曾序，就说到对待纬书的不同态度，认为先秦纬自有其价值，乾凿度就是一例。

但这还是就易义发挥的，像汉扬雄的《太玄》，更是直接仿照周易的形式自作的一部书。

但是从数上来说，《周易》是八八六十四数，而《太玄》是九九八十一数，只是《太玄》远没有《周易》那样自圆，无论是算法上还是文本方面，都有很多不对应的地方。

宋司马光为《太玄》详细作注，而他自己也作有《潜虚》一书。

这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着重范数、名范。

《潜虚》是五十五数。

在配数方面历代的著作还不少，像蔡沈的《洪范皇极》就是一例，他是参照《尚书》洪范九畴按九九八十一数配的；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也是在象数方面很着力的著作。

象数的历史十分久远，它是中国思维中一个极普通的干部。

一直到现代，始终贯穿在人文的各个隅中。

有一点须注意的，就是象数的配法，了解了这一体例，各种学说就不复杂。

比如汉京房的易学，就是把天文、人事、日用等各个方面配在一起，其旨就是为了用统一体例给宇宙人事一个大一统的说法和解释。

因此，数与象的关系，就是一个辐射分殊的关系。

数是中间的一，而象是一切方面的。

如气味、声音、律吕、性情等等各个隅。

这样，只要我们做出一份详细的象数表，就如历史年表那样，人文中一切生活及知识部门的统一就清楚了。

所以，象数与义理并不是相对的两个，而是易的自然生发的阴阳面，最关键的是对中土的思维首先要做到达意。

现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对历史中的事物，在感性认识及达意方面已经出现了问题。

所以才经常出现测量不准的误差，这一点是要特别注意的。

这是另一方面。

古代关于易的研究、解释与发挥过繁，因为易与中土一切人文隅胶合在一起，所以这里根本无法列举，在四库全书及续修四库全书等丛书中，保存有大量易学文本，可以参看（易部）。

需要说明的是，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的易学研究与传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这些研究并不一定很准确的当。

如新文化运动时期，古史辩派讨论周易的一些论文，当时是以打破古史中的陈说为务，他们攻击和否定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等说法。

但是这与时世背景有关系，所以说，古史辩派在文化历史上的意义较学术上的意义为大。

二十世纪的考古发现总是获得与疑古派意见相反的证明，比如最新从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易，就说明易的情况相当原始久远，更有早于周易系统的。

可参见《周易研究》二○○一年二期有关论文。

易的原始乃是一些卦爻符号，至于卦爻下所系之辞本来不是一定的。

现在留传下来的周易文本系统也只是一个文献参考，并不能完全绝对化。

关于二十世纪借用易学发挥构成自己学说思想的，最著名的是熊十力。

他在《新唯识论》、《体用论》、《乾坤衍》等书中讲的翕闢成变，借易申说宇宙构建模式等义，曾发生很大影响。

建国以后的易学研究曾受到唯物论的影响，另外考古发现也起过重要的作用。

关于周易的文化史与哲学史的研究也不少，这里面较著名的有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等著作，还有李镜池《周易探源》、《周易通义》等作品；朱伯崑在周易哲学史研究方面是较有代表性的。

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则有邓球柏的《帛书周易》，讨论解释较详，是很好的参考。

《文物》杂志中也有很多相关资料。

现代周易的研究不仅限于大陆，海外也很有发展。

而且范围、方面很广，较注重学科的比较与交叉，比如《周易研究》二○○二年一期讨论遗传算法与易算法问题的论文。

概要言之，易学与哲学、文化学、人类学、诠释学、历史社会学、美学、文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计算数学、生物医学、天文学等各个学科，在现代学界都发生了广泛的交接。

比如讨论易与推类逻辑、易与心理分析的研究方向；现在瑞士南部阿斯科纳有一个爱诺斯基金会，《周易研究》二○○一年三期有专文介绍，是一个与易有关的组织。

海外与易有关系的组织还有若干，如美国成中英国际易经学会，以及史密斯办的《周易网络》杂志，比利时《世界太极科学》，法国“周易中心”等。

研究专著也有一些，如美国卡罗尔•安森《易经的哲学》、德国卫德明《易经八讲》、《易经中的天地人》等著述。

但是海外研究周易的，仍然是以台港日韩的为多。

韩国与日本的研究，较多地以中国为参考坐标。

比如韩国讨论熊十力易学，以及新儒学、易与中哲史的论文就不少。

当今世界上国际易学研究的情况，基本上可以从大陆办的《周易研究》反映出来，发表论文极多，另外还不断介绍新出版的周易研究专著，可以参考，这里不能赘引。

另外刘大钧有近百年易学研究回顾的专文，见二○○一年一期，也可以参考。

据称现在已有与易相关的互联网站三百多个。

《周易的思想体例》前言2关于易学西传的历史也有几百年，比较著名的例子是莱布尼茨。

据说他从易卦爻阴阳性得到启发，用二进制造了一架计算机；他想把自己的发明献给康熙皇帝而未果。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录中也讲到了周易。

早期西方学者了解中国学说思想可能是用的传教士的译本，据统计周易的译本目前有二十多部。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曾记述当时来华传教士勤奋研读中国典籍的情况。

但是，中国经典的基本特性是它永远不能离开解释，而且历史中的解释是逐代堆叠的。

因此，真正要译介中国的经籍，就只能把《十三经注疏》这样的典籍完全翻译才行；否则，对中国学术中枢的触碰，不是猎奇的，便是猜测的。

而且有一点可以注意的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域外学者对中国学问还能够持比较认真的讨论态度。

比如最近出版的《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作者比较认真地讨论到汉语言的问题。

但不仅仅是在语言领域，在一切文化学术部门与分科中，比如经济、文学等，都有过比较慎重的对待。

但是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声誉的不断下跌，认真的情况也就渐次损失了。

这些历史中的学术情况，我们也须有一个估量。

周易在历史中的研究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再做周易研究意义何在，又有哪些工作还可以做呢？事实上，这就触及到了最实质的问题，那就是，历史中的学问，在人文史中本身是有一个升降的，即历史学问（如周易）并不机械地、直线地随时间推移而进展，有时候反而发生偏离。

比如易学，自近代以来，情况就比较乱，使人无所适从，而且有很多江湖性的东西。

因此，周易的本体必须还原。

因为易学是最原始也最朴素的，它的连绵性非常强，只有把周易最基本的东西认清楚，我们才有可能确立一个坐标，这就是易学的体例。

事实是，周易本身是很难穷尽的，它可以无限衍展。

这就像辐射，我们先要把辐射源考定清楚，这是基础的工作。

有了这一个起步，即正始，那么下面无论推展多远，我们都有了一个始点和依托，这就是周易的基本思想的作用。

必须说明，二十世纪的学术中有些因素是破坏性的，比如古史辩派，很多结果与考古相左。

之所以不能有建设性，还是因为对人文本身的性素不能了解，所以也就不能自信，相对于历史中的成绩反而回去了不少。

另外须说明的是，国外的东方学、汉学研究虽然可以参考，但毕竟不能取代中学的传统方法与积累。

因为汉学家在感性与达意上有时候会有问题，这些都是可以估量的。

关键还是学问本身的径直考察，我们要用自己的思考去测量。

所以这一次研究周易，就是打算把易学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重新确认清楚，并讨论它的可能走向。

周易研究属文科学，文科学虽然是软科学，但是牵涉面极广，是不可缺少的基础。

案原始易问卜吉凶，考其起源还是由于人的不安全感，从这里来看，易本来就是出于实用的。

而且易作为忧患之书，其原始性素保留下来，不断发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

关于易的很多原始情况，很早就已不可考了。

比如孔颖达注解周易时，解释卦的意思，引用纬书的说法，就能说明问题。

但是古代问卜吉凶，并不止限于占卦一途，还有诸如龟卜、占梦等办法，这些在周礼中都有详细的载录，可以参看。

从这里来分析，古代人有收集事情结果与占卜所示相互对证的传统，由此也就决定了一个广阔深厚的经验总结基础。

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周易卦爻下所系之辞，便是古代生活中的实事系录。

那么周易文本也只是一个参考文献，而最绝对的，还是卦符本身。

比如说需卦上六爻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文王被囚羑里，纣王派几个人去监视他。

从重卦来讲，应该是很原始的，因为排列组合本来是初民的能事。

现在对周易的研究，常喜欢用文化人类学的手法来处臵，其实并不妥当，还是应该本以传统的经学方法。

比如章太炎在《訄书》中便引用人类学材料论到上古易数的情况，明显有不妥之处，可以参看。

在易学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一般而论，易在政治历史上的影响是最大的。

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到它的人文实用性，而这种人文实用性的消息，并没有消失。

明末王夫之说他是从观卦进入易学的，观之义，就是考察人文历史之兴衰更替的。

通古今之变，就是一种观，这反映了易之为书忧患之义。

举例来说，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取诸卦以治，从离卦到夬卦凡十三，其内容包括了渔业、农业、商业、政教、水陆交通运输、守备、兵器、建筑、丧葬、书籍文字等等，城市的兴起，文化的创建，都包括在里面。

其实诸卦所显示的，就是一部人文史。

由此，不夸张地说，人文生活中的一切具体、抽象内容，都可以用易符标出来。

比如理学，朱子认为人文史是不断剥落退化的，但是剥到尽处，会有一个来复。

这就是阴阳升降来回之理，毕竟理还在。

依此类推，卦符的用处是无穷的、该摄的。

至少中国人文史都可以这样处理，极为简易。

这就是体例，是思想上的一种观法和处理。

像良知、本体、性、理、道、气、无、玄、太极等等，都可以用大畜卦标示（象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