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的含义及功能杨晓能(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商代至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可能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最有争议和最为棘手的两个题目,如何解释它们的功能与含义,直接影响到对古代中国政治、宗教、艺术和血缘关系或社会的研究及理解。

近年来通过对诸多考古发现的比较与研究,笔者认为两者的发展应密切相关,来源与演变轨迹近同,均为当时政治运作和宗教信仰的产物。

把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一起讨论,不仅有益于深入而确切地释译它们的含义和功能,而且有助于揭示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宗教和礼仪的变迁。

一青铜器纹饰商代和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纹饰主题是以饕餮纹或兽面图案为代表的神化的动物图像。

其发展演变与图形文字并行,即出现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时期,商代晚期达到鼎盛,西周早期仍然盛行并基本承袭商代风格,西周中期发生巨变,图案抽象化,渐变为几何纹。

近千年以来中外学者对它们的意义和功能一直争论不休,然而考古工作的进展及研究的深入为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追根溯源,考古发现揭示史前许多文化中流行以动物纹样为装饰的风尚,在这些动物题材的应用上展现出两种传统及发展特色。

其一,许多考古学文化喜好多种动物题材,例如仰韶文化彩陶上常见的鱼和鸟的形象,红山文化常见玉龙、玉龟和玉等(图一)。

崇尚动物和用各种艺术媒体表现动物是史前各文化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时也反映了早期中国宗教缺少一神教或单一动物崇拜的习俗。

因此一个文化同时喜好几种动物的情景甚为常见,排他性的信仰或宗教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泛神动物崇拜的基因已在史前孕育,并已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其二,公元前4000年晚期至公元前2000年,同类的动物题材出现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

例如,兽面图像不仅是良渚文化的特色,同时出现於红山、大汶口、龙山及石家河诸文化中。

众所周知的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兽面刻饰的玉琮,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的兽面形玉发簪和东北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玉兽首。

史前龙题材的分布和创作也是这一传统的典型反映。

例如中原地区河南濮阳仰韶文化中的蚌壳龙形图案,淮河地区安徽凌家滩的玉龙,东北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玉龙(图二),还有黄河中游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陶盆上的彩绘龙纹。

虽然这些图像各有自己的特色,其素材的渊源亦有不同,但不同的文化共享和崇尚7273相同的动物,是史前中国艺术、信仰和宗教的又一显著的特征。

史前的传统和宗教及艺术特色为以后铜器纹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青铜时代,各文化和各政体之间的交往、宗教信仰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愈加频繁。

同时一些超级政治实体或霸权,如二里头文化和其后的商王朝及其文化崭露头角,对并存的其他文化和实体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所有这些发展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文化、宗教和礼仪的同一性,以及庞大但松散的政治与宗教网络和联盟。

因为当时没有一个政体具有足够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来控制古代中国,又因宗教信仰对左右社会尤关紧要,所以如果一个政体想要具有对古代中国各地区、各文化的领导权威,甚至局部的影响力,它必须创造出一种为各地区各文化所能接受和崇敬的宗教信仰,也就是一个兼容所有政体和文化的宗教信仰。

以兽面纹为代表的青铜礼器上动物纹饰的出现,正是政治上对史前宗教传统的利用和再创作的结果。

因为这种铜器纹饰采纳和融合了各政体、各文化的宗教信仰和崇尚的动物,所以很快普及到各个地区。

从二里头文化到早商阶段是青铜纹饰的发展时期,纹饰之主体是抽象的兽面。

抽象的手法可能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以糅合吸收不同文化的动物题材,再提炼出一种能够反映宗教、政治和社会变化的新模式 兽面图像。

兽面图像迎合了政治野心和新时代的需求,并很快成为一种得力的政治工具。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上已开始采用兽面题材,典型的是绿松石和青铜结合的牌饰(图三)。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有类似的铜牌饰,内蒙古赤峰大甸子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陶上亦有兽面装饰(图四)。

标准较成熟的动物图形出现于二里岗文化时期,即抽象的一首两身的线雕或平雕动物图像,这种早商文化的动物主题成为各地区青铜礼器上的装饰模式。

黄河流域郑州商城出土的大方鼎和长江流域的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大方鼎如出一辙,除了后者的鼎耳上面多了两个虎形装饰,两者的主体装饰均是风格一致的一首两身兽面纹。

从不同文化和区域的考古发现得知,以兽面纹为代表的动物题材自此成为从商到西周早期普遍采用的装饰主题,对它的接受是因为它迎合并满足了各地区文化动物崇拜的传统和需求。

既然从史前到商代动物崇拜是宗教礼仪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的含义及功能742005年第6期文物的核心之一,而且青铜器又是中国青铜时代最重要的礼器,当时设计者首要的考虑就是要创造出一种图像,它既可以象征各种动物神灵和祖先,又能被王朝统治者和民众以及使用青铜器的各个政体所接受。

由动物头部的正面,夸张的双眼,简化的分布两侧的身体组成的抽象动物纹饰正是最理想的设计,因为这种图像既不与任何动物相似,又能令观者产生自己的联想。

根据其信仰动物的不同,观者可幻想到某一兽面或似龙,或像牛,同时也体验到一种强有力的神灵的威慑和感召。

在商代社会的神权政治和弥漫的宗教氛围中,谁能够规范宗教和礼仪,谁就有能力操纵整个社会,青铜纹饰实际上成功地扮演了一种宣扬王朝宗教和权威的角色。

商时期的中国是由十二个相互关联的青铜器文化圈组成的松散社会,商王朝对领土的占领只局限于黄河中游的文化圈及周边地区,对各地区的影响和有限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宗教礼仪即青铜器和纹饰来达到的。

因为商王朝制定和规范了青铜礼器和纹饰,而与商共存的政体多为商宗教与礼仪的追随者。

这种特殊礼仪和艺术媒介把青铜时代的社会凝聚起来。

周人推翻商朝后,随之创立的天命说就是一个巧妙的翻版,而且再次利用抽象的艺术手法。

此说不仅确立和巩固了周王朝的合法地位,在抽象艺术 几何图像的辅助下,也试图使人们忘记动物崇拜的习俗和商王朝对此信仰的权威性。

商周青铜器纹饰及造型几乎兼收并容了所有主要的史前装饰主题,艺术造型和创作手法。

商周流行的鸟兽合一设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西安半坡出土的兽首鸟尾的陶塑,安徽凌家滩出土的公元前4000年的一鸟两兽身的玉器(图五)。

主要作为陪衬的几何纹或云75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的含义及功能762005年第6期文物77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的含义及功能2005年第6期文物所谓的族徽,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起到区别不同氏族的作用。

到底这些图形文字表示什么?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史前的考古发现谈起。

图形文字出现于史前晚期,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

此前的一些符号,比如河南省贾湖出土的公元前6000年龟甲上的刻符,很像甲骨文中的 目 和 日 字。

但由于类似资料太少,还不能证明这就是文字或图形文字。

目前公认的最早的图形文字,出土于山东大汶口和安徽尉迟寺,均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

许多专家曾译释这些文字,或读为斤、钺、炅(热)、旦等(图七)。

良渚文化的陶器上也有刻符的发现,较典型的是江苏吴县澄湖出土的一件黑陶罐上的刻符,由一个八角形、带柄的斧或钺、一个类似甲骨文中的数目字五,和一个箭头形的符号组成。

这四个符号似有关联,但尚未见有成功的释读。

它们是否为铭文也尚未定论。

良渚文化的十几件玉器上也有多种刻符,典型的是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三件玉璧,其上各刻饰一鸟站在一个不知名称的梯形物上的图像。

有人释其为 岛 或 鸟 ,即古代东部鸟夷人的象征。

此说实际上也是族徽说的借用。

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一件玉镯上亦有刻饰,一侧与大汶口文化的图形文字相同,另一侧与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出土的龙山时期玉琮上的刻7879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的含义及功能802005年第6期文物81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的含义及功能仪革命的反映。

在周克商之后,何以青铜纹饰和图形文字没有立即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改变,是由于这一政权的更替为一突发事件,周王朝尚需要时间来创立和规划一套新的理念和宗教礼仪体系。

文中征引考古发现及论点多为中文读者所熟悉,限于篇幅,故不一一注释。

或可参阅拙作Reflection s of Earl y China:D ecor,Picto g ra p hs,and Pictorial Inscri p tions ,Seattle and L ond on :2000。

此书对有关资料提供了详细的注解和插图。

有关族徽说,请阅郭沫若 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 ,载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科学出版社,北京,1954年,1~10页。

谨以此文献给俞伟超先生。

北京大学就读时,俞先生为余毕业考古实习的导师,当时与先生朝夕相处数月。

先生才华超众,精力过人,观察力敏锐,思想超前。

实习期间,先生在工作之余常与学生对酒当歌,谈笑风生,海阔天空至深夜。

当众后生(当时均为20岁左右的青年)个个疲劳不堪,回老乡屋中倒身鼾睡时,俞先生却开始伏案写作。

他的一些重要理论和作品即孕育和产生于那些时刻。

先生虽饱经 文革 磨难,但精神上却无消极的阴影,生活中的他充满柴科夫斯基音乐中的那种浪漫与激情,洋溢着年轻人的朝气及孩童般的纯真。

先生对后学尽力栽培,提携相助。

20世纪80年代初的北大考古专业(现考古文博学院)正处在它的黄金时期,俞先生和当时在教学一线的先生们多为20世纪后期中国考古学的代表人物,而且正值他们学术生涯的最佳时期,所聆教诲,受益无穷。

(责任编辑: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