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精神基本特征解析作者：王雅丽来源：《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06期摘要：公共精神孕育于现代公共生活，承载了一系列公共性价值理念和价值准则，是人的公共性存在方式的集中反映。

公共精神在展开过程中呈现以下基本特征：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政治性和伦理性的统一、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基础性和超越性的统一、理性和价值的统一。

关键词：公共精神；政治伦理性；超越性；理性中图分类号： B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5-6378（2015）06-0133-07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5.06.024所谓公共精神是指公民对于公共性的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是人的公共性存在方式的集中反映。

它根植于人类的公共生活实践。

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为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进行共同生活成为个体生存的必然选择，也是其情感归宿和精神寄托；处于“人的依赖”阶段的共同体，个体没有独立性，共同体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体利益被整体利益所淹没。

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发展，社会的公共化转型以及个体主体性、自我意识逐步彰显，现代公共精神开始形成。

公共精神在其展开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一、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公共的存在样态，但是由于不同历史时空的“公共”内涵和边界划分的标准相异，因而，公共精神自身呈现出鲜明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统一的特性。

公共精神的共时性①是指处于相同历史阶段的公共精神具有共同的时代特点。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存在于同一时间段中的不同公共精神能够交流、对话的前提是他们当中至少存有一种共同的因素。

正是这些超越了特殊性的“共同因素”，为国家或地区之间公共精神的交流、对话搭建了桥梁和机制。

前资本主义时代，由于人类处于“人的依赖性”阶段，公共精神与个体的德性紧密结合在一起。

比如，古希腊所宣扬的“智慧、勇敢、正义、节制”等公民美德，中国传统思想中为“仁、义、礼、智、信”品质。

由个体修为进而养成积极参与共同生活的政治精神，投身于共同体事务的献身精神；“物的依赖性”条件下，个体主体性逐步开显，个体权利诉求成为公共精神的应有之意和主要特点。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性资源配置和人才流动给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带来机遇，同时，消除贫困、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传染性疾病、公共权力腐败、恐怖主义等现象成为全人类必须共同关注的公共性问题。

当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能够抛开经济、政治、文化、信仰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积极参与全球公共性问题的商讨与实践时，公共精神的共时性特征就充分显示出来。

公共精神的共时性为民族国家内部以及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就共同关注的公共性问题展开平等的协商和对话，提供了一个极具包容性和沟通性的思想观念平台。

公共精神的历时性是指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类公共生活方式的演变，公共精神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依据索绪尔的观点，公共精神的历时性也可描述为随着“公共”或“公共性”疆界变迁，公共精神的本质“要素”被另一个能凸显时代主题的“要素”替代。

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共同体中，“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koine）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idia）之间泾渭分明”[1]3，公共精神集中表现为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精神以及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等一系列公民美德；中世纪，传统意义上的“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公民的参与精神逐渐失落。

由于“私人占有和公共主权这一对矛盾，封建制度并不具备”[1]5，二者甚至是“融为一体”的。

因此，保护公共利益不过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谓的公共精神成为特定社会地位的象征和标志；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公共精神确立了它的现代意涵。

特别是17世纪中叶，人们通常用“公共”来指代“世界”或“人类”；18世纪以来，在德国，人们先用“公共”指代“阅读世界”，后又指代具有批判性的“公共舆论”，此时期的公共精神多强调限制政府公共权力，在确保个体自由权利和个人利益基础上进而促进公共利益。

基于这一点，恩格斯指出：“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2]19世纪末期以来，随着以大众媒介为代表的公共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介入和干预，越来越明显地主导着公共话语权，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对公共性问题共识的达成。

公共精神的本质遭到侵蚀。

公共精神的发展深深陷入现代性的困境和危机之中。

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的类生命本质的实现。

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类、人与自然之间将达到和谐统一，个体在丰富多样的公共生活、公共交往中实现自我、确证自我，同时，公共精神将真正超越个体私我而达到更高的境界，谋求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

二、政治性和伦理性的统一公共精神的政治性是指每个共同体成员以公民身份参与决定共同体命运的一切公共事务时所展现出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反映了公民对于自己生存的共同体的政治情感和角色认同。

首先，公共精神的政治性在于塑造“公共人格”，涵养公民气质。

公民的“公共人格”或公民气质是指“对构成公民社会的所有组织的一种认同，它表现为多数公民普遍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如相互合作、彼此信任、理性参与、有节制地干预他人不良行为等”[3]。

其次，公共精神的政治性还体现在与国家机构的相互依存关系。

当代世界，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其权威或认同的依据在于民族或公民所共享的价值、文化、传统或语言等公共精神理念；在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政府是特定民族国家内的最大公共性组织，而政府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是以公共精神为前提的，自由而平等的主体的公共精神践履又需要国家法律和政府机关的呵护和保障，以抵御不法行为的侵袭，确保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公共性价值理念得到正当表达。

在康德看来，公共性或公共精神来源于实践理性，本身即体现为具有普遍性的法律秩序原则。

公民或组织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与公共事务，将会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权力的运行起到监督和制约的作用。

公共精神的伦理性主要表现在其对于公共生活秩序的维护和规约。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高效率依赖于发达的社会分工。

一方面，分工使社会生产了相互需要的体系，而精细化的分工又使现代人陷入极度的片面性。

社会公共化程度越高，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对现代公共媒介的依赖性也就向纵深推进。

首先，个体修为的公共精神。

作为个体修为的公共精神，其伦理性是指个人的心性生活在外化过程中，展现的人格美德和公民风范。

公共精神的伦理性根源于人的善良意志和公共性特征。

在现代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中，表现为公民对于公共事务、公共规则、公共规范的敬重心或公民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主要动因是出于自己“对义务的敬重心”或对于公共性的敬重，即康德关于责任或义务的善良意志。

它是人性的崇高和个体公民的美德。

其次，规范型公共精神。

规范型的公共精神的伦理性主要表现为，社会公共生活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

公共伦理规范关注的是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基本道德生活和公共世界的伦理秩序问题，它是被每个共同体成员普遍广泛认同和遵循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原则，它不以人的崇高性为基础，而是以不损害他人为基准。

当今世界，人们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地区和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之中，而这个共同体为每一个人的幸福生活提供政治伦理保障，我们对这个共同体有强烈的认同感、归宿感和义务感。

同时，人类具有自然的恻隐之心，我们能否超越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去关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地球或全世界，以寻求政治共识和伦理正义？在此意义上，公共精神将“成为现代性政治和现代性道德过度硬化的一种价值解毒剂”[4]。

三、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公共精神的相对性或曰差异性、个性，是指公私界域的不稳定性引起的公共精神适用范围的有限性。

首先，由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分是不固定的，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的划分标准是有差异的，或者说，公共领域是一个不断变动的领域，那么连接公共领域，指导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和道德规范也是相对的。

一般说来，传统社会的公共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精神有本质区别。

即使在同一时代或民族国家内部，不同领域，如文学的、政治的、社会的等领域的公共精神也不尽相同。

不同民族国家的公共精神更是如此①。

其次，公共性是有层级的。

现代国家的个体以不同的公民身份建构起不同的群己关系。

某类公共性组织相对于政府、民族国家相对于整个人类世界来说，都是属于次一级的共同体，其公共性也是相对的。

有学者把公共性划分为四个层级：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国家之间、跨越国家界限的个体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四个层面的公共性[5]。

再次，公共精神必然是与特定共同体或民族联系在一起的。

精神是人类社会不断演化的产物，是人类特有的意识活动。

但是精神不是抽象的，它首先是一个民族的、国家的。

即使在经济全球化、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当代世界，精神也是有国籍的，不是超越民族的。

具体精神，它往往是借助于特定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形式记录下来，并逐渐演变成其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实质上是一个民族所一致认可的公共精神”、“任何民族的民族精神，实质上就是该民族公共的文化精神的理论表达、共同的价值理想信念的理解和不懈追求”[6]。

公共精神的绝对性是指行为主体积极关怀公共利益的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

这一点是毫不怀疑的，因而是绝对的。

首先，在一定时期，公共领域是稳定的，公私界域是清晰的。

公共精神在承认自我的利益基础上，本质上要求每一个公民能积极走出私我的藩篱，把目光投向他人、社会以及我们生活的环境，促进公共利益。

其次，公共精神是通过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来实现的。

公共精神既是公民守护公共性的一种情感和态度，更是个体积极践行公共性理念的行为方式。

因而，公民越是积极、广泛、持久地参与公共生活，在场的听众、观众越能从多方位、多视角感知到主体的存在和卓尔不群，人性就展现的更加丰富，人的公共性本质将充分凸显出来。

再次，公共精神必须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基础上。

进入公共领域的每一个公民都是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公民个体在行使自己基本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破坏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任何人都有义务去维护大家公认的道德原则。

公共精神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是统一的。

邓小平说：“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7]一方面，邓小平对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强烈认同感、自豪感、责任感和义务感，促使他为了自己骨肉同胞的公共福祉而积极担当，揭开了当代中国最大的公共性事业——改革开放的序幕。

另一方面，作为世界公民，中国作为世界共同体的一员又必须积极参与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寻求更多的共识，促进人类的解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