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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

秦志希等学者通过对中国的 NGO 越来越频繁 地出现在媒介的舞台上,对于事关公共利益的风险 争议、风险决策,以公众参与的名义提出质疑这一事 件的关注,指出政府、传媒、公众与民间组织就风险 议题展开的激烈辩论,促进了风险公共领域形成与 发展。而这种风险公共领域正是公共危机与跨文化 传播有效结合的平台。
话语方式的一致构成了传播的障碍,而话语方 式的不同也可能导致障碍的出现。武汉大学的单波 通过对爱滋病报道的分析,指出无论是媒体主导的 “他说”,还是传媒聚光灯下艾滋病患者的“我说”, 两种叙事方式都有可能会在道德判断及新闻价值的 内驱力下步入不同的话语倾斜地带,使原本良好的 报道初衷在公众解读新闻时被扭曲。
“信息化”,认为这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网络文化建设 廓清了发展方向,更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并预见在 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必将迎 来新一轮的高潮。
武汉大学的石义彬等学者关注到了覆盖全球的 交通、传播和通讯网络将不同空间的地方或社区连 接起来,人口的全球流动正在加速,一个由差旅客、 移民、难民、流亡者、外籍劳工等流动人口组成的 “跨国社会空间”正在形成。因此,在时间轴上,“反 思”与“回归”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身份认同的 核心特征。在空间轴上,“流动”是理解这一时代的 文化身份认同的关键词。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媒 介文化产品的跨国交流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将“远 处的风貌”拉近,为散居族裔的“寻根”或“扎根” 提供了多元文化的想象空间,并加速了人们对新环 境的适应。
以《超越启蒙心态:21 世纪的人文精神》为题以大 商外,还要发展伦理智慧和情商;除了建构物质条件
学为例谈了 21 世纪人文精神应包含的 4 个方面:自 外,还要培养精神价值。
我身心的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健康互动、人类与自然
会上,与会代表对各位嘉宾在主题演讲中所阐
的持久和谐和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杜维明教授 年 第 认为,文化将在 21 世纪成为重要的力量。作为 21 世
南京师范大学的方小红、庄曦以“纸馅包子”这 起由食品安全危机逐渐衍生至公共信任危机的假新 闻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对其网络讨论文本的分析,指 出当公共危机到来之时,公众往往处于对客观世界 不确定性的困扰以及对于人类有限理性的恐惧当 中,因而公众危机认知问题有必要成为公共危机传 播中的常态性话题。学者骆正林也指出在公共危机 中,信息渠道不畅就可能出现资讯真空,为失实报 道、谣言的流行打开方便之门。而面对社会环境剧烈 的、反常的变动,公众也需要快速地重新把握社会环 境。因此,媒体在这个时候,需要把最新的变动告诉 给公众,这样,公众所形成的“社会地图”才会准确, 才不会对生存的环境产生困惑或畏惧。
相结合,彼此借重,共同搭建一个“利益共同体”。在
这个“利益共同体”中媒介本身的权力化及它与资
本权力的复杂关系,是公共危机的解决契机,也是造
成公共危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障碍。媒介不仅发挥
着“喉舌”的作用,而且履行着建造“商业神话”的
功能。这种出于自身利益与立场控制的传播,其最终
结果必然是:公共危机在大众生活中丧失了真正的
力。这次会议在跨文化传播与公共危机的关系、公 港中文大学的李少南也通过对 SARS 危机在香港的
共危机中的跨文化传播障碍、跨文化传播的内在危 发展过程,得出跨文化传播对公共危机在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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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杨振宁教授的演讲主题相对应,杜维明教授 外,还要重视文化能力,比如文史哲等学科;除了智
而要真正实现多元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在全球
化背景下的尊重他者文化、确认自我文化身份就显
得尤为重要,许多学者从这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如上
海美国研究所的研究员倪建平就从跨文化传播的视
角审视了当下中国的非洲政策和在非洲的国家形象
所面临的严重挑战,指出在和谐文化的对非传播中,
年 第
必须首先学会肯定和尊重人类价值观念的多样性,
际 学,这可以让我们和不同时代的人以及不同文明联 际操作、应用方面的教育,虽然不一定适应我们的教
学 术
系起来。21 世纪的大学领导除了应重视科学技术
育现状,但不失为一种027-68754207
E-mail: shanbo@w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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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文化传播与公共危机的关系
权力关系的博弈影响文化间的理解与沟通,此时,
当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跨文化传播能对它产
跨文化传播就失去了和谐的前提条件,自身也陷入 生怎样的影响芽当人们建构跨文化共识的时候,又埋
危机之中。另一方面,公共危机也呈现着跨文化传 下了怎样的危机芽对于这个老问题,本次会议提出了
播的新问题,砥砺着人们的跨文化传播思想,成为 许多有启发性的见解。
会公器作用时面临着来自公共权力的阻碍;作为信
息提供者的媒体本身,反而面临着显见的信息不对
称和信息弱势。
武汉大学的刘建平、廖秉宜认为,对具有质的不
同文化的传媒体验的秩序的理解,是公共危机事件
在跨文化传播时遇到的最大挑战。在信息传播高度
发达的时代,大众传媒早已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之一,
权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权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互
过分相信这种认证时,又会使认证本身工具化,企业 文化所应具的价值理性越来越离人们远去,从而遭 遇更大的危机。其实,何止是企业认证呢芽一切商业 的、文化的、社会的认证与标识,都无不具有工具性, 无不在制造认同与归属的同时,又埋下了危机。从这 个意义上讲,瓦勒莉所提出的问题“认证是一种沟 通工具吗”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它可以进一步 引申出跨文化传播与公共危机的多重关系。
4 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化解公共危机的可能性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公共危机化 解提供相关的事实支撑和理论见解,而如何将这二 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是此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学者们 关注的话题,他们从媒介化社会互动、媒介表达等方 面做了充分的论述,甚至将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发展 传播研究结合起来考虑这一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保卫认为,新闻媒体作为一 个提供信息和开展公共讨论的平台与渠道,能够使 公民、政府与媒体三者间形成一种及时的、建设性的 互动关系,从而有效推进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修 正,并且使这些过程和环节本身也日趋透明与公开, 最终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而这 种作用在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中尤为明显和有效。
术 为“解释社区”(Interpretive Communities)的新闻专 动 业社区对新闻工作者的控制作用,这一社区可以加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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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述评
强他们的自我认知,以及新闻实践的合法性。作为 “解释社区” 的新闻工作者通过对重要公共事件的 集体性解释以及共享的话语来达到一致,而这种一 致就排挤了多元认同。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内在动力。2007 年 11 月 1~2 日
香港中文大学的陈韬文认为,在处理涉及全球
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学 性风险事件时,国家传播系统在面对国内外压力时,
术会议,旨在探讨当公共危机来临时,不同文化背 必须顺应全球环境的传播要求,而其中来自外部的
景的人如何沟通,如何认知公共危机突显的文化矛 压力比内部的压力更为关键,中国在非典疫症期间
作为一种手段,人们往往创造符号化的东西来 克服公共危机,但是,当人们过分依赖这种符号化的 东西时,又可能陷入新的危机。法国学者瓦勒莉 (Valérie Carayol) 的研究成果就可以说明这种悖 论。从她提供的分析来看,企业为了克服潜在的危 机,转向社会或环境认证,对外改善企业公众形象, 提高声誉,对内加强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当人们
2 公共危机中的跨文化传播障碍
虽然跨文化传播已成为影响公共危机的重要因
素,但跨文化公共危机传播的实践并不尽如人意,因
此导致这种结果发生的原因就进入了学者们研究的
视野,他们指出权力支配现象是实现有效跨文化公
共危机传播的最大障碍。
罗以澄教授通过对“黑砖窑”事件的分析,指出
信息流通障碍提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媒体在发挥社
美国坦普尔大学的传播学者约翰·伦特(John Lent)从将卡通作为一种有效的跨文化危机传播产 品的角度进行论证,他认为以动画、漫画书、连环画、 社论漫画等为形式的卡通,一直被用到世界各地的 风险控制中,并被用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据其 在各大洲做的对数百名动画家的全面访问,他认为 在多数情况下,当危险及潜在危险威胁到大众的时 候,动画这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跨越语言障碍的跨 文化产品确实可以被用来提高社会道德意识水平。
3 跨文化传播的内在危机
文化的多样性是跨文化传播研究重要的理论前
提,也是跨文化传播所要追求和维护的目标价值。在
大众文化领域进行的跨文化传播,文化同质是唯一
出路,似乎只有将经典的作品庸俗化、低级化才能克
服跨文化传播障碍,实现最大范围的传播。暴力与性
的符号则成为了这个领域的通用语,文化差异在这
里只是用来包装同一性的外衣。因此,大众文化畅行
盾,如何寻找应对公共危机的可能途径,如何使不 出现的传播同步现象正说明了这一点,虽然这种现
同文化背景的媒介介入人类的危机管理,通过对此 象是暂时的并且局限在疫症问题内,并未令传播系
类全球性问题的讨论,把跨文化传播研究置于矛 统发生显著的结构性变化,但将会成为中国传播界
盾、冲突的的语境中,发现更多理论途径与创新动 日后争取更开放的传播政策时重要的符号资源。香
2008
公共性,沦为碎片而为公众所忽略。
葛定鑫看到了在危机传播中新闻从业者通过正
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构建了一个意义共享、互动
年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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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控制的社区或平台,这种社区虽不具有正式的性
质,但仍然具有吸纳、同化与过滤、排斥异己的功能。 期
媒介从业者的专业社区对从业者个体有相当的控制 国 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闻工作者专业意识 际 形态的形成。专业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作 学
必然会使得民族文化衰竭,失去原有的特征。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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