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房地产税改革与居民家庭的利益息息相关，开征后不仅会增加居民的税收负担，还会导致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减少。

家庭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其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变化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房地产税开征后，随着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其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是否会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发展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背景下，如何刺激消费、促进消费升级，并妥善处理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因此，评估房地产税改革的经济效应，特别是评估开征房地产税对居民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产生的影响，对房地产税的政策设计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房价对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影响的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但关于房地产税对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影响的问题，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

如李俊松等（2017）基于2007～2015年全国35个城市数据的研究发现，房产税试点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的居民消费倾向和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

但胡海生等（2018）的研究发现，征收房产税会降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但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影响较小。

郭将等（2019）基于2011年上海和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的研究发现，“重庆模式”对地区消费具有持续的抑制作用，而“上海模式”在短期内抑制了居民消费，但长期来看促进了居民消费增长。

此外，范子英等（2015）基于2011年房产税试点政策的研究发现，开征房产税会对住房市场产生结构效应，这种结构效应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居民储蓄行为具有不同的影响，房产税试点城市的低收入阶层会通过压缩衣着和交通通信等消费支出来提高其储蓄水平。

综上所述，国内部分学者主要基于2011年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改革试点，探讨和分析了房产税对居民消费或储蓄的影响，但尚未得到一致结论。

而房地产税改革对居民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还有待进行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为此，本文进行了如下创新性研究：第一，在研究视角与内容方面，国内学者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视角出发，基于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试点，单独探讨房产税对居民消费或储蓄的影响；而本文则基于居民家庭的微观视角，同时探讨了房地产税对居民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房地产税对不同特征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影响的差异性。

第二，在研究数据与方法方面，国内学者以往的研究主要利用城市层面的宏观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或双重差分法（DID）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而本文主要利用居民家庭的微观数据，采用情景模拟实验和有序
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这可以进一步验证以往基于宏观数据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二、变量、数据与计量模型
（一）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居民减少家庭消费支出和减少家庭储蓄的行为倾向，核心解释变量是房地产税改革，即是否开征房地产税。

为度量实验参与者减少家庭消费支出、减少家庭储蓄的行为倾向和房地产税改革，分别采用了李克特量表法和情景模拟的组间实验设计。

具体而言，控制组是在未开征房地产税的情景下，让实验参与者回答是否会减少家庭消费支出和是否会减少家庭储蓄；实验组是在开征房地产税的情景下，让实验参与者回答是否会减少家庭消费支出和是否会减少家庭储蓄，问卷设计了“完全不会”“可能不会”“不确定”“可能会”和“完全会”五个选项。

此外，还采集了实验参与者的房价预期（Price）、家庭收入（Income）、房产数量（Amount）、还贷压力（Repayment）、家庭人口（Population）、性别（Gender）、年龄（Age）、婚姻状况（Marriage）以及教育水平（Education）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如表1（略）所示。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华中科技大学课题组与郑州大学课题组合作进行的情景模拟实验调查。

在剔除无效样本和无房产样本后，最后共计获得有效样本1 465个。

其中，控制组样本734个，实验组样本731个。

表2（略）是控制组和实验组样本特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总体而言，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特征的异质性较小，样本特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居民减少家庭消费支出（Consumption）和减少家庭储蓄（Saving）的行为倾向，并且为1～5的有序离散变量。

因此，为了进行实证分析的需要，构建如下有序Probit计量模型：
在上述公式（1）和（2）中，Consumption
i 与Saving
i
分别表示居民减少家
庭消费支出和家庭储蓄比例的行为；Reform
i 表示房地产税改革，当Reform
i
=0时，
表示实验参与者在控制组，当Reform
i =1时，表示实验参与者在实验组；X
i
是一
组可能影响居民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控制变量；u
i
表示与解释变量无关的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略）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居民家庭的视角，利用情景模拟实验，从微观层面探讨了房地产税改革可能对居民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倾向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开征房地产税会导致居民显著减少家庭消费支出，但并不会导致居民显著减少家庭储蓄。

第二，开征房地产税会导致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下的家庭和房贷每月还款在1 000元以上的家庭显著减少消费支出，但对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的家庭和房贷每月还款在1 000元以下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第三，房地产税改革对仅有1套房产和4人以上家庭减少储蓄行为倾向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拥有2套以上房产和3人以下家庭减少储蓄行为倾向的影响显著为负。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坚持房地产税立法先行，分阶段、分地区实施的原则。

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的立法是建设现代税收制度和现代财政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坚持立法先行。

但鉴于开征房地产税可能会导致居民显著减少家庭消费支出，建议分阶段、分地区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的实施。

特别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出口贸易受到冲击、国内消费市场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为了稳定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必须减少房地产税改革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有鉴于此，在推进房地产税加快立法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分阶段、分地区稳步推进。

第二，充分考虑居民的纳税能力，制定差异化的税收政策。

鉴于开征房地产税对不同收入水平和还贷压力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我国政府在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根据量能课税与公平税负的原则，制定差异化的房地产税政策。

具体而言，房地产税的主要征收对象应该是拥有多套房产或大面积高档住宅的高收入家庭，并且可以考虑采用累进税率。

对于仅有1套房产或住房还贷压力较大的中低收入家庭，要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免征或部分减免房地产税，以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的房地产税收负担，从而减少开征房地产税对其家庭日常生活消费的不利影响。

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减少房地产税的负面影响。

在居民家庭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开征房地产税后，居民宁可减少家庭消费也不愿减少家庭储蓄，甚至可能会增加预防性储蓄。

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我国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还不完善，居民对孩子的教育、家庭成员看病以及自己的养老等缺乏安全感，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比较大。

因此，我国在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并逐步提高社
会保障水平，甚至可以考虑将房地产税的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公共服务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从而使居民适当减少家庭预防性储蓄，进而促进消费和经济的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