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是民族英雄吗岳飞是距今9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岳飞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也是毋庸置疑的。
与岳飞分不开的，还有一个历史人物，名叫秦桧。
秦桧是一个遗臭万年的人，以前写了篇关于秦桧的文章，立即有人冲出来，以“还原历史”的名义，为秦桧翻案，事实上，当今为秦桧翻案的所有观点，在中国历史上早都存在，至今没一点新鲜的。
而且，为秦桧翻案，也经常伴随着贬低和批判岳飞。
所以，想从岳飞死后900年的历史中，岳飞所遭遇的历史评价的角度，说一说岳飞是如何被后人搞混乱的，同时也看一看，秦桧又是如何被某些人一次次试图翻案的。
1、岳飞是不是军阀批评岳飞，认为岳飞活该被杀的重要观点之一是，认为岳飞是一个不听指挥、妄自尊大的军阀。
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就是秦桧及其党羽，秦桧为了给杀害岳飞找理由、找借口，和他的养子等人一起，大量篡改了历史，制造了岳飞是军阀的“定论”。
但是，秦桧把岳飞说成是军阀，只在岳飞冤案刚刚形成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秦桧等人通过控制舆论而流行过一个时期。
到宋孝宗为岳飞平反后，这一观点基本上被抛弃。
此后，隔了800多年，到了民国时期，西元1923年，历史学家吕思勉又重提这一观点，指出岳飞是军阀，同时认为秦桧被冤枉了。
吕思勉当年提出这一观点的背景是，清朝灭亡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吕思勉批评军阀，想法可以理解，但是，吕思勉先生胡乱借用岳飞的历史，甚至歪曲历史为秦桧辩诬的做法，在我看来，属于“借古喻今”用错了对象。
虽然吕思勉先生在历史研究上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吕思勉先生明显错了。
在此之后，关于岳飞是军阀的观点，虽然也有人说，但已经说不出什么新鲜东西。
而且，这一观点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批评得体无完肤，中国老百姓也不愿接受这样的观点，岳飞的治军严明和严格正己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2、对岳飞评价的沿革岳飞在南宋被平反后，在大约800年的时间里，对他的评价没有太大的变化。
总体上说，在清朝灭亡之前，岳飞整体上是被肯定的，虽然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推翻岳飞的形象，也没有正面批评岳飞。
南宋自宋孝宗之后自不用说，元代对于岳飞的评价有点暧昧。
南宋是被元朝灭亡的，因此，元朝不太愿意大张旗鼓地宣扬岳飞。
但是，元朝的官方史书也称岳飞是文武双全，是少见的人才。
只是碍于元宋的关系，元朝没有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岳飞。
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元朝对岳飞的态度。
南宋给岳飞平反后，岳坟和岳庙都是岳家后人自己修建的。
宋元战争时，岳坟岳庙被毁。
元朝初期，还是岳家后人重修了岳坟和岳庙，元朝政府并没有阻止。
后来，岳坟岳庙再度荒废，元朝的地方政府出面，又主持修复了岳坟和岳庙。
由此可以看出，元朝虽然没有全力宣扬岳飞，但总体上还是肯定岳飞的。
到了明朝，岳飞的形象被肯定和广为宣传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比很多当今中国人高明的地方。
岳飞的事迹中，有明显抗击外族的事实，但是，朱元璋统一中国后指出，蒙古等少数民族“皆吾赤子”。
为了避免民族矛盾，实现多民族融合，明朝时期岳飞虽然被大力肯定，但他的地位在关羽之下，关羽成为“军神”，而不是岳飞。
明朝时期也出现了对以往秦桧评价的一点变化。
例如，文征明提出，杀害岳飞并不是秦桧一个人所为，宋高宗是主谋，也难逃罪责。
这一观点在后来被很多人接受并提倡，虽然它对减轻秦桧的罪责客观上会产生一点影响，但是，这一观点基本上没有损害岳飞的形象。
清朝时期岳飞的地位，只要看两个人的评价即可。
一是康熙，二是乾隆。
清朝皇族满族人从血缘上说，是金国女真人的后裔，因此，岳飞抗金等于是汉人抗清，差不多就等于反清复明。
即便如此，清朝皇帝也没有否定岳飞。
康熙为了实现全国统一，批评宋高宗偏安江南，同时也批评南宋主张抗金的思想和势力。
但是，康熙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矛盾，他肯定南宋主张与金国“议和”的势力，事实上又肯定了偏安江南，与他希望中国统一的想法是完全抵触的。
然而，康熙对于岳飞和秦桧，只有婉转的意见。
康熙认为，岳飞抗金不可能成功，因此，明朝残余势力应该学习秦桧，放弃抵抗。
但是，康熙矛盾在于：如果明朝残余势力放弃抵抗，康熙真的会让明朝余脉像秦桧和宋高宗一样，实现议和而偏安吗？因此，康熙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的确有贬低岳飞、肯定秦桧的倾向，但是，没有表现得非常露骨。
康熙在“借古喻今”的问题上，像后来的吕思勉一样，用错了对象。
乾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康熙对岳飞和秦桧的评价。
乾隆充分肯定岳飞，多次写诗赞扬岳飞，还巡视了岳飞故里和岳坟岳庙。
乾隆把岳飞视为同道，把他遥远的祖先金国皇帝视为外来者。
乾隆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正可乘机事恢复，谁知虚力废经营”，“万里长城空自坏，至今冢树恨难平”等。
所谓“恢复”就是指南宋收复中原，后面两句的意思是指杀害岳飞就是自毁长城，如今依然令人恨意难消。
岳坟岳庙在清朝乾隆以后，多次得到重修。
乾隆改变康熙对岳飞、秦桧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与明朝皇帝异曲同工，都是想缓和民族矛盾，实现多民族融合。
但是，乾隆比历史上的其他人又多做了一些事，他把岳飞描绘成一个绝对忠君的形象，突出了“君臣之义”。
乾隆对岳飞形象的这一加工，成为后世很多人批评岳飞“愚忠”的源头，以至于清朝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所供奉的主要是关羽，还不愿供奉“愚忠”的岳飞。
直到清朝末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才改变了民间秘密结社的方式，在“驱逐鞑虏”的口号下，把岳飞当成了反抗满清的旗帜。
事实上，岳飞生前为了抗金多次抗旨，很多历史学家指出，把岳飞视为“愚忠”，至少是不准确的。
在皇帝制度下，岳飞的确有一点“愚忠”的痕迹，但是，抛开皇帝制度，岳飞对于国家、对于文明的忠诚，是无可指责的，也就是说，岳飞的忠诚里面，既有历史条件下对于帝王的忠诚，也有千古不变的，对于人间正义的忠诚，仅仅把岳飞描绘为“愚忠”，是完全错误的。
从上述简单的历史描述可以看出，南宋到清朝灭亡的约800年时间里，岳飞的形象其实变化不大，基本上以肯定为主，某些有否定倾向的观点，也没有彻底否定岳飞。
与之相伴的，就是对秦桧的态度。
自南宋以后，秦桧在历代官方史书上，都排在“奸臣”行列中。
“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几乎已经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
3、秦桧是奸臣有一个细节应该注意，在800年的中国历史上，秦桧大多只被称为“奸臣”，而较少像“民族败类”这样冠以“民族”的前缀。
岳飞虽然被肯定，但是，也很少把岳飞称为“民族英雄”。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秀特征：只区分正义与奸佞，只区分君子与小人，而尽量避免区分族群的你我。
然而，清朝灭亡至今已近100年，在这100年中，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人的思维和评价标准陷入混乱，对于岳飞和秦桧的评价，进入了一个极为混乱的时期。
最近这100年对于岳飞和秦桧评价的混乱，远远超过此前的800年。
迄今为止，还有很多人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为秦桧翻案。
清朝灭亡以前约800年间，中国历史对于岳飞评价的变化不大。
从20世纪开始，在国内外交叉影响下，对于岳飞和秦桧的评价，可以用游乐场的过山车来类比，大起大落、翻天覆地。
岳飞和秦桧仿佛坐在儿童玩具跷跷板的两头，轮番上天落地。
至今，这个儿童游戏还没结束。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思维混乱，历史评价标准莫衷一是，从理论界一直影响到大众。
4、评价为什么混乱第一个导致思维混乱的，就是来自西方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
前文说到，中国历史上元明清三朝，都存在民族问题。
但是，元明清三朝在划分民族界限的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强调民族融合。
其中元朝这方面做得最差，所以不到100年便失去了统治权。
如果我们看得再远一点，号称盛世的唐朝，李姓皇族就不是汉人。
然而，中国人在文明和文化优劣的首要条件下，并不十分在乎这种民族区分。
民族融合和交往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如今河北、山西等很多地方的汉族人，其祖先实际上是少数民族；如今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其祖先实际上是汉族人。
但是，西方近代文化，搞出了一个绝对化的民族主义思潮，只强调不同民族的区分，而排斥不同民族的融合。
这种西方思潮很快在岳飞评价上得到了体现。
西元1903年，一个日本人写了一本书，名叫《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当时在日本的个别中国留学生，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很快提出，岳飞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第一民族英雄”，从此，岳飞开始有了“民族英雄”的称号，此后，在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同盟会”之间，对于岳飞的评价展开了论战。
革命党人挺有意思，他们一方面要推翻清朝，另一方面又像清朝一样，把岳飞供为神，连陈独秀都搞了一个“岳王会”。
一些革命党人的入会章程要求，每个人都要向“岳爷爷”磕头宣誓，还要斩鸡头、歃血盟。
维新派的梁启超不太喜欢这套东西，梁启超认为，中国要强大，应该从汉唐寻找博大的胸襟，而不应该拘泥于宋元、明清“江山易手”的复仇欲望。
在这里我们看到，民族主义的双刃剑已经开始体现：当西方人大力推行民族主义的时候，中国人不跟着搞民族主义，明显要吃亏；但是，像西方人一样搞民族主义，也可能伤害自己。
还是有一些中国人头脑是清醒的，满清政府被推翻后，孙中山的态度倾向于梁启超，在李大钊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革命党人放弃了“驱逐鞑虏”这种过于民族主义的主张，而改为“五族共和”。
但是，“五族共和”是针对中国的内部。
对于中国外部，“中华民族”这个全新的概念开始出现。
于是我们看到，民国一成立，在国内很快又恢复了中国古代消除民族差异，加强民族融合的传统。
但是，由于国际大环境到处都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猖獗，中国人又不得不用西方民族主义这一较为落后的思想和手段，来应对半开化的西方人和尚未完成文明进化的西方文化。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等人试图融合国内各民族的努力，淡化了同盟会当初对岳飞的民族英雄崇拜情结，在这个阶段，出现了近代史上最早为秦桧翻案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前文提到的历史学家吕思勉，西元1923年，历史学家吕思勉为了批评军阀混战，在他的一部历史著作中，贬低岳飞，将岳飞描绘为军阀，同时美化秦桧。
吕思勉“抑岳扬秦”的做法，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西元1925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也发表文章指出，秦桧“真是冤枉”，胡适这么做的原因，与吕思勉并不一样，以后再说。
但是，这一“抑岳扬秦”的思潮延续时间并不长，到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国民党再次大力将岳飞树为“民族英雄”，并查禁了吕思勉贬低岳飞、美化秦桧的书。
这个事件的复杂性在于，当后人把国民党描绘得一无是处，那么国民党查禁图书的行为，就与限制言论自由联系在一起，被查禁的书，似乎就成为了真理。
不管怎么说，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将岳飞树立为“民族英雄”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它对于提高抗战士气、凝聚人心是很有好处的。
“918”事变后，一位文学家从相传是岳飞手书的一个古代碑帖中，找出了几个字，组成了“还我河山”这个横幅，其中“我”字，是从繁体的“义（義）”取的下半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