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自明清以来，或为躲避战乱，或为谋求生存，或被欺骗拐卖，闽粤一带的先人背井离乡，乘船南下，到了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地，甚至远抵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太平洋诸岛，形成浩浩荡荡的“下南洋”浪潮。

如今，南洋地区仍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数量最多的地方。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简称“苏岛”）扼守马六甲海峡，东临南海，东北与马来半岛相望，是进出印度洋与太平洋的门户。

671年，唐代高僧义净从海陆赴印度求法，路过苏岛，停留了六个月。

郑和下西洋后，明王朝在此地设置了旧港宣慰司。

此后，大量华人涌入苏岛，广泛分布在苏门答腊岛的各大、中、小城镇，与当地土著一起开发这片肥沃的土地，生生不息。

特别是1881年，荷兰殖民政府开辟苏岛上的棉兰为商埠并迅速发展起来，因各种原因抵此谋生的华商更是日益增多。

古代交通与通讯落后，先民乘船渡海，九死一作者简介：辛镛（1968—），男，广东汕头人，广东省作协会员，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青委委员。

75华侨华人生；来到苏岛，举目无亲，语言不通，生存艰难。

华人素有敦亲睦族、邻里守望、兰友瓜戚、天下一家的优良传统，在异国他乡，本着“共处天涯，永敦族谊”的美好愿望和现实需要，自然而然地以宗亲、乡谊、同行等血缘与地理关系为纽带，自发形成各种华人社团互助组织（简称“华社”）。

华人也有崇敬鬼神、祭祀祖先的传统，而大型祭祀活动也非个人能力所能组织，需要由华社牵头，聚合众人之力方能成事。

因此，华社逐渐成为早期海外华人社会组织的核心支柱，一直延续至今。

社会环境的变迁，特别是华人生活圈子的变迁，影响着华社的演变。

考察华社的演变，可以窥探当时当地印尼华人社会的变迁。

20世纪上半叶，世界风云激荡。

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殖民地独立运动兴起，“战争与革命”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发展，国与国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同时也经历了经济的大萧条；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工业化、大机器生产增加了原料的需求与产品的倾销。

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印尼及苏岛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当地印尼华人社会的变迁。

本文拟回顾、整理20世纪上半叶苏岛华社的情况，总结当时印尼华人社会的情况与特点。

二、20世纪上半叶苏岛的华社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华侨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

苏岛是印尼最大的岛屿，也是华人主要聚居区之一，居住在棉兰的人数最多，其次是勿拉湾、半路店、民礼、吧敢、西利勿拉湾、奇沙兰、直名丁宜、水火山、先达、马达山、勿朗勿朗、打鲁栋、实武牙等地。

苏岛的华社发展史，与印尼的华社发展史基本重合。

个人认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创办发展阶段，时间上大致是19世纪中叶至1942年。

早期华人自发形成的互助组织，历史应该相关久远；但因时间久远，史料无存，难以考证。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华人移居印尼及苏岛日益增多，荷兰殖民政府难以管理，遂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委任华人精英为“玛腰(Mayor)”、“甲必丹（Kapitan）”、“雷珍南（Letnan）”等官职，管理华人事务。

后又颁发相关政令法规，规范华社组织的登记与管理。

在此情况下，各类华社先后传播、蓬勃发展。

第二阶段停滞消退阶段，大致为1942年至20世纪末。

1942-1945年，日本侵占印尼，各类华社均被取缔。

1945年至1949年12月，荷兰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殖民统治，先后与其最大的殖民地——印尼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

连年战火纷飞，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华社活动几乎停滞。

1950至1965年，华社短暂复兴。

1965年后，印尼掀起排华浪潮，所有的华社均被取缔消亡。

第三阶段是全面复兴阶段，从20世纪末至今。

1998年，印尼30多年军人独裁统治结束，政治趋向民主，印尼的华人社团和华文学校开始复兴。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华人和华社从法律和政治上获得平等的权利，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进程，印尼许多华人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华人必须团结协作，发出自己族群的声音，才能融入主流社会，维护自身权利。

因此，各地掀起华社复兴活动，各种华人的宗亲会、行业组织、文化艺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04年，祖籍福建、时任苏岛“玛腰”的丘清德鉴于乡亲们在此无以依靠，会同同乡侨商温金发，上书荷印殖民政府，申请设立“福建公司”，成为襄理贫侨或契约华工丧事的慈善福利组织，让乡友生得安居，死有安魂之所。

后因局势发展变化，“福建公司”先后改名为“福建公所”、“福建会馆”等，性质与宗旨基本不变，延续至今。

在“福建公司”的带动下，各类同乡宗亲会纷纷登记成立。

1907年，黄氏宗亲登记成立了棉兰江夏公所。

1912年，时任“玛腰”的张榕轩及胞弟张耀轩发起成立了同乡宗亲会广东公所。

1920年，先贤张鹤亭发起成立了丁宜韩江会所，这是正式登记的第一个潮人同乡宗亲社团组织。

1925年，到1923年，改称“中华总商会”，删改相关条款，才成为一个纯粹的商会组织。

此后数年间，华人社会里各类商会与同业公会——如苏岛中华总商会、棉兰糖米公会、棉兰橡胶公会、苏东中华商会联合会等——相继成立，加强了各个商业公司间的联系，应对世界经济变化，反抗荷印殖民政府的掠夺性经济政策，取得一定的成绩。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席卷世界，印尼殖民地经济也深受影响，产品滞销，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商业凋敝，民众生活十分困苦。

为帮助受难同伴，1931年，侨商黄天迈发起组织苏北失业华侨慈善协会。

协会的成立，得到著名侨商胡文虎先生的大力资助，苏岛各埠热心人士也纷纷慷慨解囊。

协会成立后，集资购置板屋一列42间，作为组织，以“共处天涯，永敦族谊”为宗旨。

华人社群的活动。

也深受故乡传统风俗习惯所影响。

源自中国的传统节日、祭祀祖先、光宗耀祖等观念非常强烈。

举个例子，据当事人回忆，当时每逢清明节时，宗祠就发动同姓族人300余人到“义山（墓场）”拜祭，一时车水马龙，道路为之阻塞，而这举止深受称赞。

这种传统习俗除了受华社所认同外，也受到殖民地政府的认可。

当时荷印殖民地政府采取对各族分治的政策，不仅不干涉他们的风俗习惯，同时在司法、行政上也给于承认，多次发出指令，要求地方行政部门承认有关华人的婚嫁，纳妾，收养子女和财产继承等传统习俗。

2、商业气息浓郁早期下南洋的人，主要是为了生活，从事种植业、采矿业或小商业，希望多赚一些钱来维持在中77华侨华人国的父母妻儿；活动范围也主要限于通商口岸、主要矿区、农耕地等几个据点，商业活动内容简单。

进入20世纪上半叶，随着工业化生产兴起，各种商业联系与合作增多，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商业活动范围扩大到全岛各个乡镇，商业气息浓郁。

脱离血缘与地域关系，以商业合作为纽带与目的的商会组织也开始涌现。

据数据显示，1930年，苏岛上单华人就有30多万，各种糖米杂货店深入乡镇，糖米公会有会员上千，成为当时财势雄厚、举足轻重的华社，一举一动影响着民众生活与社会稳定。

3、重视文化教育崇文重教，是华人的传统。

但荷印殖民政府开办的学校，采用西方教育内容，没有华文。

1901年，临近苏岛的爪哇岛上，印尼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华文学校——八帝贯路中华学校（简称“八华学校”）诞生，受此启发，苏岛上的各家华社，也先后开办华校，让下一代掌握家乡的语言与文化。

据史料记载，棉兰华侨总会、棉兰糖米公会等多家华社，都曾斥资创办华文学校。

这些学校不像原有的华文私塾那样只向学生讲授儒家经典，而是除中国语文之外，还设有中国历史、中国地理、英文、算术、理科、唱歌、图画、体育等课程，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的素质。

4、新型华社开始萌芽随着华校的兴起与迅速发展，这个时期，一个新式的社会组织——校友会开始萌芽出现，校友会突破了宗亲会侧重照顾方言群与血缘群的利益的局限，突破了商会局限于商业运作与利益分配的局限，间接促使华社内部各个族群之间的团结。

同时，经济的发展，教育的逐步普及，提高了当地华人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把苏岛华人社会从一个较落后的社会推向一个较文明和进步的社会，随之各种业余的文艺爱好者类型社团（如曲艺社、歌唱社等）也在开始萌芽，更加丰富了华人社会的精神生活。

20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旧的世界格局瓦解；新的格局逐步建立。

这50年间，也是印尼社会从一个殖民地的移民社会蜕变为一个独立国家的重要时期。

这50年，苏岛华社乃至印尼华人社会都经历了一个缓变演变的过程，这种变革是进步和惊人的。

从历史角度来考察，这变革的动力来自两方面：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内在因素包括印尼社会的分化与整合，方言群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华语与英语群的分化与竞争；政治团体的冲突与组合，以及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冲突。

外在因素显得更为复杂，这包括种族的利益冲突，东南亚乃至世界政治变动的冲击，中国政治的冲击，经济环球化的冲击，以及高科技发展和资讯革命的冲击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变革，华社依旧或明或暗存在着、延续着。

因为华社的存在，其核心是一种精神——排难解困、扶助弱小、服务社会的精神。

50年间，上百年间，数百年间，华社一路走来，起起落落，伴随着印尼乃至东南亚地区政局的风风雨雨，面对了无数挑战。

但是，无论社会基础如何变化，只要华社的精神在，而这种精神在大家共识里是好的，就有存在的价值。

参考文献：①张禹东，陈景熙，张晶盈，王怡苹，姚植兴：《华人社团与中华文化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05月②Royal Kingsway Inc ：《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Canada ； 1992.③Yayasan Pancaran Hidup ：《雅加达八帝贯中华会馆学校一百周年纪念刊》；Jakarta ；2001④陈凤兰：《共同体精神与海外华人社团的整合——以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为例》[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02期⑤古华民：《浅论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变化和发展趋势》[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年02期⑥王春光：《华侨华人社团的“拟村落化”现象——荷兰华侨华人社团案例调查和研究》[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03期⑦刘宏：《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J]；《开放时代》；2010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