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学术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上)陈卫星 提　要　本文从西方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发展源流出发勾勒出传播学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理论发展脉络。

控制论模式、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论是三大基础流派,形成传播学学术自治的理论基础。

70年代以后的新学术思潮在学术方法上扩展和深化了传播的研究内涵和外延。

主题词　传播学的基础流派　传播学的学术思潮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传播学的三个基础流派从历史上来说,第一个传播技术是修辞学,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韩非子都是这方面的先驱。

但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传播学是从本世纪开始的,它的基础学术流派是在40年代到60年代形成的。

控制论模式是传播学的第一个基础流派(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控制论模式涵盖了先后问世的信息论),它在象征化水平上和内容传递机制上表明传播同时是过程和这个过程的结果。

产生这种理论的背景是如何理解大众媒介和通讯对时空的跨越所产生的多样化现象,并把真实情境的多样性引向一个典型的基础图形单元。

这个图形就是发送者—通道—接受者,时空关系和形式移位得到象征性表现。

通过一个目录系统和共同符码的用法,从而允许分析不同类型的传播,建立传播行动的分类。

C1申农和W1韦弗在1949年问世的《传播的数学理论》提出了有下列成分的传播模式:发送者,一个物理性质的信息管道,噪音,在信息的支配下的一个接受者,一个符号的储存系统。

就是说,传播不是一个偶然性过程,而是涉及到信息、信息传递、编码、解码、再编码、冗余度等概念。

申农和韦弗还提出了一个从熵到信息的定理。

就是说,一个系统内的熵是测定系统复杂性和无序状态的。

在所有的封闭系统中,熵是不可逆地增长。

通过发送信息可以取消或减少熵。

一个开放的系统接收信息可以成为减少不肯定性和无序性的尺度。

事实上,信息尺度奠基在一个简单的思想基础上:我们接收到一个信息是指这个信息是新的或者是这个信息包含着许多新成分和不可预测的成分。

这个信息的价值是通过一定的量值来测定,它成为接收者理解的新信息。

作为控制论创始人,数学家N1维纳在40年代末期发表了两部经典著作,即《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论》(1947)和《人有人的用处》(1949)。

他提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传播人(Hom o comm un ican ts)。

这首先是一个没有内在性也没有躯体的存在;传播人生存在一个没有秘密的社会中;他的存在是通过信息和交换信息。

新的传播机器使社会变得透明。

这三点在维纳的思想中不可分离。

维纳对信息进行了新的定义:“信息是指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以测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适应程度,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适应性结果。

构成接收和使用信息的过程是一个我们跟随并适应环境偶然性的过程,有效地在这个环境中生存,……有效的生活,是和安全充分的信息在一起生活。

如此,传播和调整关系到人的内部生活的本质,甚至关系到人在社会上的生活。

”按照维纳的传播乌托邦设想,透明、拒绝社会排斥和对市场逻辑的质询是传播的本质功能。

知识和信息的传播的速度和数量的扩大和增长是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加速度现象,涉及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

给予或产生一个信息,本身就有组织和评估的意义。

对一个信息或一种信息传播行为的解码,首先就假定它进入什么信息传播范围,并与这个范围建立一种关系。

控制论的问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大众媒介带来的信息瀑布对信息传播的主体——人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因为传播动作本身总是和其他东西相关联,如社会经济基础、文化符号系统、媒介的技术特性、对信息起扩散放大和中继站作用的体制等等。

传播学的学术使命是研究事物的流量状态和动态中的复杂性,控制论是第一种方法论式的考察方式,也就是使我们在信息面前获得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责任心和参与意识。

这里的出发点是和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人在社会发展的同时有责任和义务发展自己,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最终实现人的彻底解放。

与控制论同时问世的另一种思想方法是系统论,贝朗塔菲在1933年发表了代表作《系统理论》。

系统论是要定义出系统的边界并把系统模型化,以便认同其中重要的组成因素和这些因素之间的反应类型,最后决定个体和整体的联系,系统论的主要分析工具是模型化和模拟化。

在80年代,认知心理学、人种志方法论、语用学、社会学或新康德主义哲学家都以自己的方式表明系统论的局限性,尤其是系统论思想的还原主义的不精确性。

但作为一种理论指称或者在隐喻意义上应用一些系统论的因素作为研究方法还是一种学术现实。

对于那些有关社会的数量关系和数量结构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系统论还是一个可以经常援用的方法。

美国学者从40年代探索成型的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在部分西欧国家和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拥有更大的学术影响。

这个方法论在讨论与媒介的关系、与职业新闻机构、与记者职业群体的关系时有很强的解释力。

经验—功能主义方法论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领域中占据了相应的学术地位,保证了咨询功能,参与对媒介受众(audience)的研究,而且在于这种方法自身带来了一个无可争议的原则,这就是它本身体现了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两大支柱——信息自由和经济自由。

根据美国学者E1卡茨的说法,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有三个,社会学家拉斯菲尔德、心理学家霍夫兰和政治学家拉斯韦尔。

拉斯韦尔的五个W模式在传播学学术思想上有奠基的意义。

他明确地提出一个媒介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本质上保证文化传递和社会继承的功能。

媒介可以控制环境,在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建立关系,有娱乐作用等。

后来的美国学者R1默顿、C1怀特和T1帕森斯等人又对拉斯韦尔的思想进行了完善和补充。

如果说控制论感兴趣的是整个社会中信息的循环,是因果循环模式,那么经验—功能主义者的思考是围绕着大众媒介的角色及其影响,是原因—效果模式。

1955年,卡茨和拉斯菲尔德提出的二级传播理论点缀了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黄金时代。

应该看到,经验—功能主义学派把研究的轴线移向媒介的弱点和消费者的自治,把消费者的行为凸现出来。

对媒介的社会功能的研究是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一个重点。

例如默顿坚持媒介强化社会规范的功能,主张把具有先锋意义的人和话语予以广告化,扩大知名度,并对导致消费者处于半催眠状态的新闻予以认可。

这个学派的可塑性表现在后来的若干研究领域中,如电视对公众的分层,事件报道的日程功能,媒介消费者对媒介使用的满意,电视的文化效用,电视系列节目的文化传播角色等。

在知识领域,结构主义是20世纪中叶的一个学术高峰。

结构主义从语言学出发扩展到其他人文科学领域,如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和精神分析等,并成为传播学的一种方法论。

列维2斯特劳斯对传播学理论的构想在1955年出版的《热带的忧郁》一书中得到了系统表达:“在所有的社会,传播至少可以在三个水平上进行操作:女性、物质资料和服务、信息。

因此,对亲属制度的研究,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和对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类比。

”在1958年出版的《结构人类学》一书中,他又回到这个根本问题:“不要把社会和文化简化成语言,我们可以引发这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就是根据一种传播理论来阐释整个社会。

从今天开始,这种尝试在三个水平上是可行的:因为亲缘规则和婚礼可以保证在群体之间交流妇女,这如同经济规则可以保证物质资料和服务的交换。

而语言学规则则保证信息的交换。

”一些最早的结构主义批评家看到列维-斯特劳斯赋予传播以如此重要的总体性地位,但对社会生产关系只字不提,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拒绝。

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命题中,语言学实际上指的是语音学。

这就暴露出一个问题,信息交换能简化到语言传播上这一点吗?如果是,这就很难在语言之外为传播定义。

因为传播的概念是个综合性概念,指整个的社会交换关系和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相互的义务,这两点是建立一个社会的基础。

无论如何,结构主义方法论对传播学的学术思想有深远和持久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文学作品的研究出发建立对叙事的结构分析,尤其是在对报刊的表述,对广告信息的生产和研究。

这种表述分析方法对传统的主题分析方法提出挑战。

第二,大力强化对视觉信息的分析,衍生出后来的符号学。

在相当一个时期,符号学是结构主义思想方法系列中最有影响力的操作工具。

根据巴尔特的说法,符号学的对象是所有符号系统。

这包括形象、姿势、有旋律的声音和它们在习俗、仪式或构成的景观中的实体组合,或者是作为意义系统的语言。

至今,人们还在用符号学的方法来研究广告表述和电视节目,并结合了一些新的非符号学的学术概念,如源于语言分析哲学的陈述状态策略和接受美学分析。

符号学的另外一条学术演变轨迹是沿着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

皮尔斯指出,人类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符号活动,因而符号是关于意识和经验的理论。

他认为符号和对象的关系有三重,使联系过程开始的东西如痕迹、肖像;符号所产生的效果(解释)如象征。

这三个符号分析范畴在当今欧美学术界激起广泛的学术兴趣。

第三,在法国崛起的结构主义方法论留下的另外两个重要思想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福柯的监视装置理论。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分析旨在理解在某一社会形态中个人生产意义的方式。

他认为,和镇压工具相比较,学校、教堂、媒介、家庭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目的是为保证或担保在表现领域中象征暴力的垄断能够永远存在下去。

阿尔都塞的理论有两个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一是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和市民(公民)社会混为一谈,把市民社会的形式内容等同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几乎无法解释西方社会中社会抗争和多元意见的社会现象。

二是用结构主义的观点来否定人的主体地位,是一种悲观论。

另一位法国学者布尔迪厄也开始思考被隐藏的暴力。

他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力量关系系统,它的意义来自于群体和阶级的交换过程中。

布尔迪厄在1982年出版的《想要说什么》一书中从语言的象征表现功能出发继续阐发了这一理论。

1975年,福柯发表的《监视和惩罚》一书从根本上更新了权力运用的模式分析理论。

福柯提出有两种社会控制的模式:一是纪律封锁,是禁令、栅栏、等级化、分离化,是传播的断裂。

另一种是纪律机制,是监视技术的多样化和交叉,是控制的软性方法,是功能性的。

“通过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

”按照福柯的说法,“事实上,权力生产真理,它生产对象领域和真理的仪式。

”福柯的一个中心概念是装置(D ispo sitif)。

这指组织和思想的总体表现形式,是一个异质性的整体,它包括表述、制度、建筑、规章、纪律和行政措施、科学陈述、哲学命题、道德和博爱。

福柯的权力组织形式概念被引进了传播研究领域。

“敞视式”(Panop tique)的组织模式是一个社会乌托邦,而电视装置恰恰就印证了这种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