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传统文化——徽商文化【摘要】徽商文化是安徽的骄傲,也是中国和世界的骄傲,300年前,古老的徽州大地上,曾经上演过一幕徽商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历史剧,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集团之总称。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代有发展,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

作为古代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所以能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关键字】徽商文化特质徽商精神徽州文化一、文化概述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

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

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

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徽商的本质是儒商。

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

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二、文化特质徽商最基本的特性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

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人之多。

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

在湖北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而且，还在江滨建设有“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之用。

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雄居广大市场。

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呢？研究徽商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时，人们就会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经营理念。

1．诚信经商徽商在异域他乡的立足、发展和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一些客观机缘以及聚散网络等有关，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行善缘等，显然是其最核心的因素。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

遵行“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之所在。

在那个历史年代曾有过鲜明的对比，各地商家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然徽商却坚持不为。

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景况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杂兑假坑害百姓。

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一批墨锭质量上有些瑕疵，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指令所属各店铺停止制售此批墨锭，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予以销毁。

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客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

儒家经典素有“明允笃诚”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徽商历来奉行“贾道而儒行”，倡导诚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故誉溢五湖四海，“而资益积也”。

徽商许宪据此作过精辟的总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2.儒学影响儒家思想，被长期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方方面面，徽商也长期受其熏陶和影响。

特别是在徽州，受程朱理学影响更为深重；徽商特别重视文化层次和做人品位，他们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而且对传统的商业也下大工夫进行研究。

同时，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徽商经营发展的根本利益，所以，能为其所接受。

因此，从徽商群体的思想到行为，可以看到他们受儒家影响而体现出祟高的儒家思想的特色，也就是“贾而好儒”。

这也就是“儒贾”徽商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据。

作为儒商思想表现之一，徽商在经营中还善于将自己成功的经验撰写成书著。

徽商之儒可以用六句话概括：“仁心为质，以义为利，以礼接物；择地趋时，以智求赢，以诚为本。

”徽商的“贾而好儒”可以从徽商的经营理念、用人之道、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四个方面体现出来。

3．经营理念在经营理念上，坚持“生财有道”的义利观，见利首先思义，认为义重于财，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坚持诚信经营，讲究商业道德，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行秤准尺足斗满。

并且，做到薄利多销，让利于客。

反对强取豪夺，鄙视对顾客欺诈行骗。

同时，还热心社会公益，乐善好施。

在用人之道上，坚持任用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儒雅之士，并且，注意培养他们学习思考的习惯、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始终坚持“勤苦、诚实、谦和、忍耐、变通、俭朴、有主见、不忘本、知义理、重身命”的选人思想和用人标准。

在人生哲学上，做到重德尊儒，坚持和为贵、礼为先、广交良缘。

奉行“温良恭俭让”即温顺、和善、恭敬、节制、谦逊。

认为谦以交友，和以生财，勤以补拙，俭以兴业。

而且，强调“五谊并重”，即族谊、戚谊、世谊、乡谊、友谊并重，不能厚此薄彼。

在生活情趣上，徽商人家特别崇文、重教、孝亲、讲礼，或者说是重读书、讲孝道、识礼节、扬文风。

在古黟，诸如“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等具有教化意蕴的楹联比比皆是。

徽商家庭非常重视奉亲至孝。

此外，爱好广泛，琴棋书画，文风浓郁，崇尚以文会友。

同时，在交际中注意公众形象和注重公关策略，所谓“正衣冠，迎送宾客，尊而有礼”就是其重礼讲仪之写照。

三、徽商精神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为“骆驼精神”，这当然是对的。

但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1．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

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残余势力时时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边驻扎重兵。

为解决军粮问题，政府制定开中法，号召商人输粮于边，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

这是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的一项重大政策。

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早期的徽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他们能够将个人逐利与赴国急难结合起来，正体现了一种爱国精神。

徽商的爱国精神，还突出表现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

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

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徽商的爱国精神。

2．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他们穷则思变、奋发进取，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

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

这种创业精神实在可贵。

当事业出现曲折时，不少人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而徽商却百折不挠。

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3．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

徽商善于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也善观时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还能揣度时宜，即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做出种种决策，往往能够出奇制胜。

4．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

“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

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

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5.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

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

但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徽商个个是吝啬鬼。

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

甚至在明清笑话中也把徽商作为嘲笑对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写道：“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过数粒。

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

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

”实际上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见，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节俭，徽商妇更能节俭。

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记述她们“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商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

”四、徽商的兴盛与徽文化的作用在明清时期中国兴起的“十大商邦”中，徽商以“左儒右贾”的特色而区别于其他商帮，充分体现了徽商厚重的文化因素。

中国的用词习惯是“左”重于“右”，我以为，用“左儒右贾”而不是“亦贾亦儒”来概括徽商的特色，可能更为确切、更为深刻，其确切与深刻之处在于：文化对徽商的兴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徽商的兴起而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徽文化”。

徽商作为一个商业集团，始于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1457-1505年），而徽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它的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比徽商的产生早近千年。

徽州是典型的移民地区，古徽州的人口大多是在历史变故中迁来的中原地区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士族富户。

如据史料记载，西晋“永嘉之乱”（307-313年）时，因避战乱而由中原迁入徽州的士族有程、鲍、俞、黄等十五氏；唐末黄巢起义(875-884)时，迁入徽州的士族有陆、陈、叶、孙等四十八氏；两宋之际、元末明初，更有大量的北方移民至徽州定居。

这些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丰富的文化，徽州地区的每个家族、每个村落，从一开始就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经过千年的文化积淀，在徽州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诸多条件下，才孕育和造就出赫赫的徽商，徽文化对徽商的“神”和“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徽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体系：一是观念文化，二是制度文化，三是地域文化。

观念文化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它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徽州号称“东南邹鲁”，又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封建理学的观念文化在徽州地区牢固地处于思想统治地位；制度文化是社会管理和政治层面的文化，在封建社会的基层，它的核心是以家族宗族乡族为形式的宗法制度文化，徽州地区形成并保留着最完整、最有效的家族宗族乡族结构体系，世世代代维系和控制着徽州人的思想和行为；地域文化是劳动人民历史地创造的乡土文化，但徽州的地域文化却是层次很高的乡土文化，扬名于世的就有徽剧、徽菜、徽派建筑、徽州朴学、徽州版画、徽州篆刻、徽州文书、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等，洋洋大观，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