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诈骗犯罪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犯罪，说其古老，是由于诈骗犯罪由来已久，起源很早，早在奴隶制社会就存在诈骗犯罪形式；[1]说其常新，是由于随着社会的发展，诈骗犯罪日益呈现出新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比如诈骗领域日益拓宽、诈骗方法手段层出不穷等。1979年刑法典制定之际，由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现象并不突出，刑法典中未单列合同诈骗罪，但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合同诈骗活动日益增多，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了有力打击合同诈骗犯罪活动，1997年刑法典专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其后，法学界对合同诈骗罪的研究、探讨日趋激烈，相关著述很多，从合同诈骗罪的特点、成因、对策到合同诈骗罪的概念、构成特征、司法认定等方面，都有人研讨。总的来说，法学界对合同诈骗罪的研讨是比较全面、深入的，但并非尽善尽美，诸如对合同诈骗罪的概念、本质、构成特征、时间特征、司法认定及条文评析等方面，就有进一步研究、探讨之必要。在展开正文之前，可简要介绍一下合同的概念、特征，合同诈骗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等。
关于合同的概念有多种学说与立法。大陆法系通常认为合同是一种协议，是一种基于双方法律行为达成的协议，英美法系通常认为合同是一种允诺。[2]在我国民法理论中，关于合同的定义有经济手段说、经济活动协议说、书面协议说和法律行为说等，[3]但由于深受前苏联民法理论的影响，从现行民事立法来看，我国采取的是协议说，依我国《合同法》，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财产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4]合同主要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它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并依其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引起合同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或终止；（2）合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3）合同以在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财产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5]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合同作为经济交往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尤其是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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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合同已成为连接市场主体的重要纽带，对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对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表现为数量不断上升，给国家和集体财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其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国家、集体的财产权益造成极大侵害；（2）破坏了流通领域的生产秩序；（3）滋生诱发其他犯罪，危害社会环境。[6]当前合同诈骗案件的特点主要有：（1）签约手续齐备，内容虚假；（2）合同标的额大；（3）合同诈骗手段多样，隐蔽性强；（4）诈骗行为倾向性大，投机性强；（5）诈骗主体多是以单位或法人名义出现的公司或企业；（6）诈骗手段层出不穷，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等等。[7]这类违法犯罪案件增长幅度之快、数量之多，金额之大、花样之繁、危害之重，都是前所未见的，[8]这其中既有社会经济转轨时期利益重新分配及由此而产生的人们心理方面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也有经济交往及司法实践当中的具体原因。[9]为有力遏制、打击合同诈骗犯罪，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反腐肃贪，消除地方保护主义；（2）严格执法、规范管理，保障经济工作运行有序，促进经济繁荣兴旺；（3）提高经济工作者的素质，健全规章制度，防止在经营活动中上当受骗。[10]
第一章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沿革
在我国，修订前的刑法及单行刑事法律中均无合同诈骗罪这一罪名，司法实践中对利用经济合同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论以诈骗罪。在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1950年7月25日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79条曾规定有不忠实履行合同罪，该条规定的不忠实履行合同行为涵盖了合同诈骗行为，只是范围更广，而在此后的历次草案乃至1979年7月1日通过的刑法典中均未再出现这一罪名。为了划清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之间的界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5年7月18日颁布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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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问题的解答（试行）》第4条第（二）项规定：“个人明知自己并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担保，以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诈手段与其他单位、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个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担保，虽然经过努力，但由于某些原因造成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按经济合同纠纷处理。”“国营单位或集体经济组织，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而其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诈手段同其他单位和个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给对方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应按诈骗罪追究其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如果经对方索取，已将所骗财物归还的，可以从宽处理。”“国营单位或集体经济组织，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其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用夸大履约能力的方法，取得对方信任与其签订合同，合同生效后，虽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按经济合同纠纷处理。”由于合同诈骗案件有增无减，最高人民法院又于1996年12月16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款中再次规定：“根据（1979年）刑法第151条和第152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并在该条第3款中详细规定了6种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形。刑法修订前及修订过程中，对于利用经济合同诈骗的犯罪是否应单列罪名，刑法学界曾有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观点。否定说认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应按刑法规定的诈骗罪处理，不宜增设新罪名，因为诈骗犯罪方法、手段多种多样，不能因不同时期主要作案方式方法的不同而去增设新罪名；增设新罪名必须考虑到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不能将其当成一种权宜措施。[11]也有人认为，诈骗形式多种多样，且层出不穷，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另设罪名。[12]肯定说认为，应增设合同诈骗罪，因为合同诈骗犯罪愈演愈烈，增设新罪名是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并且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在构成特征尤其是犯罪客体方面有很大差别。[13]新刑法典采纳了肯定说，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的犯罪单列罪名，并置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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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秩序罪的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中，从而加强了对此类犯罪的刑法调控力度。此外，为了便于审理涉及经济诈骗的经济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21日发布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有关单位或个人、原承包、租赁企业等对被骗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等问题作了规定。
在国外，大部分国家的刑法中都规定了诈骗罪，但都没有专门规定合同诈骗罪。有关合同、契约欺诈犯罪的单独规定较少，只有个别国家有类似规定。如《加拿大刑法典》第380条规定有（违约犯罪），但该违约犯罪比我国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要广，内容较多，既涉及财产方面，又涉及人身方面，既涉及个人利益，也涉及公共利益。[14]
第二章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虽然我国刑法第224条对合同诈骗罪的规定方式是叙明罪状式，但对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应当如何概括与表述，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学术界对此也认识不一，因而在各种刑法学教材、专著及一些论文中，对合诈骗罪概念的概括与表述可谓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综而观之，大体有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15]观点二：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签订、履行合同为幌子，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16]观点三：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各种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17]
观点四：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18]
观点五：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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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通过签订经济合同，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产的行为。[19]
观点六：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采取欺骗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20]
观点七：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欺诈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21]以上七种表述，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欠缺之处。首先，上述七种观点除第五种观点外均没有强调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而有无履行合同的诚意是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的重要区别之一，也是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犯罪相比所独有的特征。其次，上述观点中，第一种观点也是绝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但该观点既未概括刑法第224条对合同诈骗罪的罪状规定，也未强调合同诈骗行为的方法手段等客观方面的特征，仅用“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表述是不足以表明本罪在客观方面的特征的；第二种观点强调“以签订、履行合同为幌子”，意味着论者强调行为人一开始即具有合同诈骗故意，即诈骗故意产生在合同签订之前，而忽略了合同诈骗故意也可产生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情况，即忽略了行为人可能利用合法有效正待履行的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况，从而不仅缩小了合同诈骗罪的适用范围，而且与刑法规定不符；第三种观点强调“采用各种虚构事实的方法”而不将“隐瞒真相”作为本罪的欺骗手段，表明论者以为合同诈骗只可能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而不可能采取隐瞒真相的方法进行，但事实上难以排除合同诈骗可采用隐瞒真相的方法进行之可能，比如，隐瞒自己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实，隐瞒合同中自己有义务告知对方的其他事实等，因而该种观点不全面；第五种观点强调“通过签订经济合同”，表明论者一方面不能肯定合同诈骗可发生于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面认为合同仅指经济合同而不包括民事合同等合同，而事实上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包括所有书面形式的经济合同、民事合同，[22]且该观点强调“公私财物”与法条规定的“对方当事人财物”有所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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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财物”的外延比“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外延更宽，因而有扩大解释之嫌；第七种观点强调“使用欺诈手段”，混淆了欺诈手段与诈骗手段的本质区别，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主观意图之不同，欺诈的主观意图在于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或行为，诈骗的主观意图在于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再次，上述七种观点均未概括法条对合同诈骗罪罪状的规定，这与对罪名下定义应以分则对罪状的描述为主是不相符的。
笔者认为，一个概念，首先应当揭示其需要说明的那个问题的本质属性，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一概念与其他概念区别开来；其次，概念应当同时具有准确性与概括性的特点；再次，给罪名下概念不能离开刑法条文的规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当然要求。这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便不能称之为完整的概念。故而按照上述要求，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概念的内涵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必须阐明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犯罪以及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区别。如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是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的根本区别，而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则是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犯罪相比所独有的特征。
2、必须阐明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表现，这是其概念的核心所在。由于合同诈骗罪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因而二者在行为手段上具有相似性，即都是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但合同诈骗罪在新刑法中已独立成罪，在行为手段上也具有特殊之处，如果仍援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表述，恐怕不能表现出其真实面貌，而且不利于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犯罪。为了既保证概念的概括性，又不失准确性，应当对其行为方式在概念中予以明确归纳说明。
3、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要以法条为依据。比如，尽管学者们对非法占有目的是否有必要，将犯罪对象规定为财物是否科学等，仍有争议，但在法条未作修订之前，只能依据法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合同诈骗罪较为科学的界定应当是：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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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主体、虚假担保、虚假履行、逃匿或者其它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第三章合同诈骗罪的特征
一、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
所谓本质特征是指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所特有的特征。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指合同诈骗行为所特有的区别于其它行为的特征（因合同诈骗罪的成立要求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故严格说来，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不同于合同诈骗行为的本质特征，但本文为了行文方便，对两者暂不作严格区分）。
对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法学界有不同看法，常见有以下观点：观点一：“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非所有合同诈骗罪共有的特征。只有不履行合同义务，即对合同义务的不作为才是合同诈骗罪的本质行为特征。”[23]观点二：“作为合同诈骗罪的任何方法，都不能脱离该罪在客观上属于‘利用合同诈骗’的本质特性去理解；也可以反过来说，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诈骗’这一客观本质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是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方法的。”[24]观点三：“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就是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客观上利用经济合同骗取他人财物。这一本质特征的主客观两方面是相互统一的。”[25]笔者认为，侵犯财产罪的本质特征是侵犯他人的财产权，作为侵犯财产罪之一的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人采用欺骗手段占有他人财物，[26]即诈骗。合同诈骗罪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其与诈骗罪以及其他诈骗犯罪的区别主要在于诈骗手段不同，即合同诈骗罪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并且无须单独强调非法占有目的，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诈骗的当然涵义，使用“诈骗”一词即表明行为人具有该种目的。简言之，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
（一）关于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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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既然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那么何谓“合同”或者说怎样界定“合同”的内涵外延，对于合同诈骗罪的理论研究与司法认定必然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修订刑法施行以来，这个问题不无争议，甚至存在很大困惑。如有人认为，本罪所指的合同应是市场范畴的合同、行为人一方以单位名义同他方签订的合同、书面形式的合同；[27]有人认为，合同诈骗不以合同签订为要件（即受骗人以为行骗人将与其签订合同，而将财物交由行骗人处理）；[28]有人认为，本罪所指的合同主要指《合同法》所规范的合同，但不包括保险、集资、开具信用证、信用卡使用以及广告合同等；[29]有人认为，本罪所指合同包括口头合同；[30]有人认为，本罪的合同仅指书面合同，不应包括口头合同，并且书面合同也仅指那些可以“签字”的合同；[31]有人认为，本罪所指的合同只要是合同即可，不限于经济合同，但行政合同除外，[32]有人认为，本罪所指的合同“应当包括所有书面形式的经济合同、民事合同”，[33]等等。
由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学者们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合同的形式和合同的种类两方面。笔者认为，正确界定“合同”的外延，应综合考虑以下方面：（1）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性质。合同诈骗罪被刑法分则纳入第三章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说明合同诈骗罪在客体方面与诈骗罪应有所不同，故该罪中所指的“合同”应是能够体现其客体性质的，即应是与市场秩序有关的；凡与“市场秩序”无关、不致“扰乱市场秩序”的合同，不应包括在内。（2）严格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对本罪条文作出解释。按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应坚持文义解释具有绝对优先性的原则，诸如体系解释、目的解释、法意解释只有在文义解释仍不能确定词语含义时才能补充适用；并且，在适用文义解释出现歧义或模糊用语时，文义解释应作狭义解释。[34]这样，由于刑法明文规定“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故只有能被行为人利用来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合同，才是本罪所指的合同，因为“财物”仅指“金钱和物资”，[35]而不包括财产性利益，[36]也不包括劳务；[37]由于刑法明文规定“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故若诈骗故意产生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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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签订之前或同时，则只有那些能在上面签字的书面形式的合同才是本罪所指的合同，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以及不能够在上面签字的书面形式的合同都不应包括在内。因为“签订”是指“签字订立合同、条约等”，而“签字”是指“在文件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表示负责。”[38]这样，“签订合同”就是指“订立合同并在合同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此外，由于刑法明文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财物’仅指体现为有形财产的动产和不动产，而不包括无形财产和财产性权利，因为无形财产和财产性权利不可能被行为人非法占有。
[39]而且，刑法明文规定“数额较大的”，故对财产性利益、劳务等如何计算其数额就成问题了。（3）《合同法》对合同的有关规定。由于合同诈骗罪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故对其所指的合同如何界定，自应考虑《合同法》中的相关规定。依《合同法》第10条，合同形式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依第11条，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依第32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依第33条，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并且，依《合同法》，“签订”与“订立”已有明显区分，“订立”适用于一切合同，而“签订”则只适用于签订合同书和签订合同确认书。至于以非合同书订立合同而双方又不签订确认书的有关信件、数据电文如何“签字”的问题，《合同法》未予解决。这样，在法律对“签字”无任何特殊定义的情况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对其理解就只能从字面上考虑，既非合同书又非合同确认书的书面形式的合同就被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40]但是，若诈骗发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则不受合同能否签字的限制。行文至此，可能有人要提出疑问，既然你既认为若诈骗发生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其合同形式应受合同能否签字的限制，又认为若诈骗发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则不受合同能否签字的限制，而任何合同在签订之后，是必然要进入履行阶段的，这岂不自相矛盾？笔者的回答是，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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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履行应从实质意义上去理解，只有合法有效的合同才能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故只有合法有效的合同才谈得上是否履行的问题，无效的合同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在一方的诈骗故意支配下签订的合同，从成立伊始就是无效的，尽管受骗一方自以为是在按合同履行义务，但实际上，他只是因受骗而作出财产处分，行骗一方也不会真正履行其承诺。
综上，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可界定为：首先，从合同形式上讲，如果诈骗故意产生于合同签订之前或同时，则只应包括那些可以在上面签字的书面形式的合同，比如合同书、合同确认书等，而不包括口头形式、无法在上面签字的书面合同形式以及其他形式的合同；但是，如果诈骗故意产生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则应包括任何形式的合同，甚至包括那些因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主要义务被对方接受而成立的合同（见《合同法》第36、37条）。其次，从合同种类上讲，一方面，凡是那些体现市场范畴，被利用来诈骗能够扰乱市场秩序的合同，不管是经济合同还是民事合同，都应包括；而那些即使被利用来诈骗也不致扰乱市场秩序的合同，比如以生活窘迫为名借钱挥霍的骗借合同，则不应包括；另一方面，对某一种合同来说，可能甲方利用它来诈骗乙方，可构成合同诈骗罪，而乙方利用它来诈骗甲方，则不能构成本罪。因为任何种类的合同，当被利用来骗取财物时，都是本罪所指的合同，当被利用来骗取财物以外的东西时，则不属于本罪所指的合同。比如建设工程合同，若承包方利用它来骗取发包方的财物，承包方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若发包方利用它来骗取承包方的劳务，则不能构成本罪；但若发包方利用它来骗取承包方的定金、担保财产等财物，则发包方也可能构成本罪。即对某一种合同，不能笼统地说它是否本罪所指的合同，而应具体案情具体分析。此外，还应注意，由于本罪只发生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故那些发生于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之外的利用合同诈骗的案件中的合同，不是本罪所指的合同。比如行为人拾得或盗得他人之合同，以此合同来证明自己的资信能力而去诈骗其他人，不论是以签订合同还是以其他方式诈骗，该拾得或盗得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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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本罪所指的合同。
（二）关于诈骗
既然合同诈骗罪的本质在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那么，何谓诈骗，诈骗与欺诈以及其他相关词语有何关系的问题便有必要予以阐明。
从笔者搜集的资料来看，论者们对诈骗、诈欺、欺诈、欺骗等词的使用很不统一，较为混乱。如有人认为，欺诈与诈欺，字序不同，含义并无区别；诈欺与诈骗两词并无本质区别，只是诈骗一词更具动作感，是及物动词，而诈欺一词更具状态感，是不及物动词，诈骗罪应改称诈欺罪。[41]有人认为，诈骗犯罪与诈欺犯罪、欺诈犯罪同义；有人把外国的诈骗罪译为欺诈罪或诈欺罪。[42]有人认为，欺诈与欺骗两词的理性意义及词义所反映概括的侧面及重点都相同，只是所附加的感情色彩与风格色彩不同；欺诈与诈骗也是同义词，只是两者词义所概括反映的侧面和重点及词义的附加色彩有细微差别，欺诈强调行为的性质和方式，诈骗强调行为的结果，诈骗是欺诈的一种特殊行为状态，欺诈犯罪是诈骗犯罪的属概念；欺诈与诈欺是同义词。[43]有人认为，欺诈与诈骗在语义上无实质性差别，但附加的法律色彩不同，欺诈属于民法处理的行为，诈骗属于刑法惩治的行为，欺诈性犯罪是指以欺诈手段构成的一切犯罪，也即以欺骗方法为基本手段的犯罪。[44]也有人将诈骗与欺骗作了区分，诈骗是罪名，欺骗是手段，[45]但又认为“诈骗罪又称诈欺罪或欺诈罪，是指采用欺骗手段或欺诈手段骗取……”[46]这种词语使用上的混乱，无益于刑法概念的严密化，无益于理论思维的清晰化。
笔者认为，考察法律用语的含义，当然离不开法律条文的规定以及相关的法学理论，并且得考虑词语的习惯用法，仅仅从语言的要素、结构、语源和语境等方面去分析是远远不够的。
首先，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来看，法律对欺诈与诈骗是作了严格区分的。在民事法律如《民法通则》、《合同法》等中使用的是“欺诈”，在刑法典中虽然同时使用了“欺诈”“欺骗”和“诈骗”，但对那些以直接占有对方财物为目的的犯罪，如刑法第192条至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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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的8种金融诈骗罪、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要么在条文中直接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要么直接使用“诈骗”一词，而不使用“欺诈”或“欺骗”，相反，对那些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则无一例外地不使用“诈骗”。这说明，立法者认为，诈骗犯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若无非法占有目的，则可能构成欺诈类犯罪，如虚报注册资本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虚假广告罪等，但不可能构成诈骗犯罪。并且，诈骗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都是直接针对受骗的对方当事人的，而不是针对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从刑法典内部来看，欺诈性犯罪与诈骗类犯罪是相互并列的各自独立的，不存在包容或交叉关系，如果可以说欺诈犯罪是诈骗犯罪的属概念，那么同样可以说诈骗犯罪是欺诈犯罪的属概念，正如男人不是女人的属概念、女人也不是男人的属概念一样。从民法、刑法都使用“欺诈”一词来看，民法上的欺诈与刑法上的欺诈似无区分之必要，两者都不得包含非法占有目的，其区别仅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所不同。另外，现行民法、刑法中均未见使用“诈欺”一词，故似不应该继续在相关法学论著中使用，以免造成混乱。
其次，从一些学者的论述来看，一般认为，民法上的欺诈有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欺诈与侵权法上的欺诈之分，前者以导致受欺诈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为最终构成要件，后者以导致受欺诈人实际损失为要件，[47]前者主要涉及到行为的效力问题，后者主要涉及到行为的违法责任问题。[48]但一般都不强调行为人要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而诈骗则必然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尽管刑法学界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涵义有很大争议，但认为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几乎已成通说。从笔者手头的资料来看，论者们在论及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或合同纠纷）的区别以及合同诈骗罪的认定时，无一不强调合同诈骗之行为人要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该目的之有无是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之关键区别，并往往花很大篇幅去论述如何认定合同诈骗行为人之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新刑法明确规定合同诈骗罪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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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合同诈骗罪作为诈骗类犯罪，当然应具有诈骗类犯罪的共同特征。
从诈骗与欺诈之构成要素来看，两者相同之处都在于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欺骗之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欺骗之行为，被欺骗人因欺骗而陷入错误认识并因此而作出不真实之意思表示，致使作出不利于自己之法律行为；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诈骗之行为人主观上还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之目的，而欺诈之行为人则不具有该种目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诈骗等于非法占有目的加欺诈，但正因为该点差别，才导致诈骗与欺诈本质上的不同，两者的差别不仅仅在词义上，在附加色彩上，而且在本质上。正如某学者所言：“在合同诈骗罪认定意义上所说的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两个范畴，显然在观念与法律上都是不存在包容或交叉关系的。那种认为合同诈骗只是一种严重的合同欺诈行为的观点，严重混淆了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两者的本质，显然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两者区别的关键在于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目的。”[49]又如某学者所言，“民事欺诈虽有骗取他人为法律行为的意思，但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意图，民事欺诈与诈骗的欺骗手段有质的差别，这主要表现在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内容不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欺骗他人的意图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民事欺诈的行为人则不具有此种意图。[50]再次，从行为理论来看，任何行为都是主客观的统一体，都是在人的意识和意志支配下的一定的身体动作和静止。对某一种行为进行描述时，不能忽略它的主客观主面的任一方面。为了表述方便，不妨暂将仅仅描述行为之客观方面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身体动静定义为欺骗手段（或行为）。这样，在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实施欺骗行为便构成诈骗，非在该目的而在其他意图支配下实施欺骗行为便构成欺诈。简言之，欺诈等于欺骗加非法占有目的之外的意图，而诈骗等于欺骗加非法占有目的。此外，行为之主客观方面在时间顺序上，是先有主观意识再有客观行为表现，不可能倒转过来，客观方面一结束，行为也结束了，其性质便确定了。就诈骗而言，是先产生犯意，再在该犯意支配下实施欺骗行为，而不可能先有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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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行为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欺诈也是如此。行为人非在非法占有目支配下实施了欺骗行为，便构成了一个欺诈行为，之后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但未实施诱使对方交付财产的欺骗行为的，仍然只有一个欺诈行为，而不是由欺诈转化为诈骗；如果行为人又实施了诱使对方交付财产的欺骗行为，则前后共有两个性质不同的行为，先为欺诈后为诈骗。欺诈与诈骗不可能相互转化。不应割裂行为之主客观方面，否则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综上，笔者认为，欺诈与诈骗，尽管两者在客观表现上都是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但在本质方面则是完全不同的。
二、合同诈骗罪的构造特征
所谓合同诈骗罪的构造，又称合同诈骗罪的结构，是指由主客观方面构成要素组成的合同诈骗罪的结构形式。由于合同诈骗罪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故其结构与诈骗罪的结构基本相同。一般认为，诈骗罪有五个要素，即行为人的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交付（或处分）财产——行为人获得或使第三者获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51]还有人认为，诈骗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所有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害。[52]还有人认为，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为：主观上具备诈骗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要求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行使权利。[53]笔者认为，由于诈骗与欺诈的根本区别在于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故使用“欺诈”一词即表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诈骗”一词则表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上述三种观点中的“欺诈行为”应当改用“诈骗行为”或“欺骗行为”。由于合同诈骗是利用合同进行的诈骗，故其在结构上还有其自身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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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主观上具有利用签订、履行合同之机进行诈骗的故意（该故意即内在地包含着非法占有目的以及由此而派生的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对方“自愿”地与其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具体说来，合同诈骗罪的构造特征如下：
（一）主观方面具有诈骗故意。
该故意的内容是：（1）认识方面，行为人明知自己是利用签订、履行合同之机，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即明知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欺骗行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对方当事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因错误认识而与自己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明知对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结果是己方取得财物而对方当事人遭受财产上的损失。（2）意志方面，行为人一般是希望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但也不排除行为人具有“能骗到就骗，骗不到就拉倒”等心态，并且，行为人根本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只希望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是合同诈骗故意的核心内容。[54]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中外法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据刘明祥教授归纳，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中有三种不同理解，一是排除权利者意思说，二是利用处分意思说，三是折衷说，我国刑法理论界亦有意图占有说、不法所有说、折衷说、非法获利说等不同观点。并且，刘教授认为，如果仅从字面含义来理解，所谓“非法占有目的”，无非是指非法掌握控制财物的目的，这种目的是诈骗罪的故意内容之一，并不是故意之外的独立的主观要件，因为诈骗罪的故意是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有认识，而仍有意为之的心理态度，非法掌握控制财物的目的（意思），是这种心理态度所能包容的。[55]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一是因为这种理解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二是因为这种理解符合欺诈与诈骗具有本质区别的理论。
根本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是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中与非法占有目的相依相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的主要区别之一。在合同欺诈中，欺诈人并非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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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希望通过双方履行合同而获利的，采用欺骗手段只是为使相对人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致使合同违反公平交易原则，为自己谋取高于合同义务之利益，其实质是谋利。在合同诈骗中，行为人既然存心诈骗，当然不会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合同只不过是行为人用来行骗的一个“幌子”。根本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是利用合同诈骗与利用其他手段诈骗相比所独有的特点，但该特点并非无中生有的，它仍然可以在普通诈骗中找到原型，比如，行为人欺骗他人说将为他人办事，行为人肯定不会有为他人办事的诚意，否则，便不是欺骗了。
（二）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
1、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
所谓欺骗行为主要是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以使相对人陷于错误的行为。欺骗行为的内容是，在合同签订过程中，使相对人陷入错误认识而与己方签订合同，并将因信此合同有效而履行合同，而己方并不真正履行合同；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当对方依法行使抗辩权（包括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和后履行抗辩权）或因其他原因不履行债务时，使相对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履行债务。最终目的都是使相对人作出财产处分，如果欺骗的内容不是使他们作出财产处分的，则不是合同诈骗罪的欺骗行为，也即合同诈骗罪的欺骗行为必须具有使他人产生错误而导致其实施处分财产行为的作用。如果不具有这样的作用，即便使他人产生了错误，并遭受了财产损失，也不属于合同诈骗罪的欺骗行为。
在合同诈骗案件中，虚构事实常常表现为：虚构或假冒订立合同必需的身份，如虚构根本不存在的单位、以已被撤销或被宣告破产的单位的名义、冒用他人的身份、姓名或单位名称；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它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盗窃、骗取、伪造、变造签订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书、文件、制造具备合法身份，具有履约能力的假象；虚构根本不存在的合同标的或法律事实等。隐瞒真相往往表现为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姓名或单位的真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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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隐瞒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实以及隐瞒依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自己有义务告知对方的其他事实等。
刑法第224条将合同诈骗罪的客观方面概括为以下五种情形：（1）以虚构的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这种情形可概括为虚构主体，指行为人编造根本不存在的单位名称，或者未经许可擅自冒用其他单位或个人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在司法实践中常表现为：利用盗窃、伪造或骗来的空白合同书、介绍信与他人签订合同；利用已经撤销的单位的公章、合同书等与他人签订合同；利用失效、作废的合同书、介绍信假冒其他单位或个人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等等。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这种情形可概括为虚假担保。所谓担保是一种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的法律措施，其目的是使债能够得到适当履行或者使债权人有一定的保障，以满足债权人的请求或者赔偿由于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债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56]所谓票据，是发票人依法签发的，约定在一定时间或一定地点由自己或委托他人按票面额支付一定金额给受款人或持票人的一种有价证券，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其中，汇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包括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本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的，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支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所谓伪造的票据是指以行使票据上权利义务为目的，假冒他人名义而作成的票据或进行背书的票据，它既包括以真实的票据为蓝本仿制而成的票据，也包括在起初的票据上制作虚假签名印章而制成的票据；变造的票据是指无权更改票据内容的人，对票据上签章以外的记载事项加以更改的票据；作废的票据是指根据法律和有关规定不能使用的票据，它既包括票据法中所说的超过有效兑付期限的过期票据，也包括无效的以及被依法宣布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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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票据。所谓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是指除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以外的，其他通过伪造、变造等非法途径获取的在形式上证明其对某项实际上并不享有权利的财产享有权利的证明文件，如虚假的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银行存单、债券、对机动车辆具有所有权的证明等。所谓虚假担保即是以这些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行为，即以这些虚假的产权证明作为自己履行合同义务的抵押物或质押物。虚假担保常发生于合同签订过程中，其直接目的在于诱骗对方与之签订合同；也可发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其直接目的在于诱骗对方当事人履行合同或继续履行合同。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这种情形可概括为虚假履行，司法实践中俗称“钓鱼术”，指行为人对全部履行本合同或欲诱骗对方继续签订的下一大额合同缺乏实际履行能力，为了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先部分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一小额合同，以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有实际履行能力，则不能适用这一项规定。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此时，行为人诈骗已得逞，即已经骗得财物，为了逃避责任而逃匿。有学者们争论是携财逃匿还是不携财逃匿才能构成犯罪，其实，诈骗得逞后，逃匿与否，对行为构成犯罪毫无影响，正如抢劫犯抢劫得逞后是否逃跑不影响其构成抢劫罪一样。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其他方法如虚构合同标的，故意设置陷阱条款骗取定金、违约金，拆东墙补西墙式诈骗等。其他方法不包括本条第一至四项所规定的方法。
2、诈骗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
行为人使用各种骗术使对方受到假象的迷惑，导致事实认识错误，而“自愿”地与行为人签订合同或“自愿”地履行或继续履行合同。这种错误认识是指对能够引起财产处分的事实情况的错误认识，而不是泛指受骗者对案件的一切事实的错误认识。受骗者的错误认识是由于行骗者的诈骗行为所致，两者之间存在着引起与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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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因果关系，因而在时间上有着严格的先后顺序。如果欺骗行为与错误认识之间缺乏因果关系，或者他人错误认识在先，行为人只是利用他人的错误而取得财物，则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57]即欺骗行为与他人的错误认识必须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性，联系上的因果性，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58]
3、被骗者“自愿”交出财物
合同诈骗以骗取对方财物为目的，故交付财物是构成犯罪既遂的重要条件。交付财物是指受害人基于自己的主观的处分意思，将财产交付给行为人或者第三人。[59]被骗者交付（处分）财物是诈骗犯罪完成的必备条件，[60]因为诈骗犯罪的本质是骗取他人财产，骗取是在对方陷于错误的基础上得到其财物的，对方的错误与行为人取得财产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就体现为被骗者的交付（处分）行为，并且，诈骗犯罪作为一种交付罪，是以被骗者基于瑕疵意思交付（处分）财物为成立条件的。行为人的欺骗与被害人的信以为真自愿交付财物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若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也确实得到了财物，但事实上，对方并没有受到欺骗，交付财物是出于其他原因，则行为人的行为不能构成诈骗犯罪既遂。欺骗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后，行为人便获得财产，从而使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害。故合同诈骗罪既遂均以被骗人“自愿”地与行为人签订合同并履行合同义务、交付财物或者以被骗人“自愿”履行合同或继续履行合同、交付财物而终结。
由以上论述可知，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的诈骗故意内在地含着非法占有目的和根本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在客观方面则以行为人开始实施欺骗行为为着手（由于该欺骗行为是在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实施的，故一开始其性质即是诈骗，而非欺诈），以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为行为之完成，中经他人之错误认识和交付财物两个环节，形成一个完整的“因果关系链条”，即：欺骗行为→错误认识→交付财物→占有财物。不过，并非四个环节都是必经环节，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中断而构成犯罪未遂，只有全部经过四个环节才能构成犯罪既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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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诈骗罪的时间特征
由于刑法明文规定合同诈骗罪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故合同诈骗罪的构成在时间方面有其要求。所谓合同诈骗罪的时间特征，主要是指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故意产生于合同签订或履行的哪一阶段。由于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诈骗故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是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相区别的根本所在，故为论述方便，可用“非法占有目的”代替“合同诈骗故意”之表述。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仅有诈骗故意而无诈骗行为不能构成诈骗罪一样，仅有非法占有目的而无合同诈骗（用‘诈骗’一词意在强调非法占有目的与欺骗行为之不可分割性）行为也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一行为能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关键在于该行为是否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基本构造。
关于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形式，刑法学界有不同观点。观点一：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形式包括事前故意（事实行为之前）、事中故意（事实行为过程之中）、事后故意（事实行为过程后期）。[61]观点二：无罪过心理可转化成有罪过心理，即原本无非法占有目的，但见有机可乘便不履行合同。[62]观点三：行为人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犯罪意图而不履行或不继续履行合同，故本罪的故意包括事前故意和事中故意。[63]观点四：合同诈骗的故意并非完全不能产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在合同无法履行或行为人不愿归还已经到手的钱财时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进而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欺骗对方，以达到侵吞对方钱财的目的。区分合同诈骗罪与侵占罪的关键是看行为人客观上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64]观点五：合同诈骗的故意只能产生于合同签订过程中，因为犯罪目的不可能有转化形态。合同有效成立后，依法产生债权债务，不履行债务不是诈骗。[65]观点六：本罪的犯罪故意只能产生在签订合同前或同时，有效合同不存在诈骗问题。[66]笔者认为，考察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产生的阶段，关键在于弄清合同诈骗罪的本质（尤其是欺诈与诈骗的本质区别）和基本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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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法条及司法解释是怎么 规定的?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其构成的合同诈骗罪严重危害了他人利益，破坏社会和谐。怎么样才算构成了合同诈骗罪呢？合同诈骗罪有哪些法条呢？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解释又是如何进行规定的呢？下面有小编为大家介绍合同诈骗罪的刑法条文及其司法解释。 《刑法》规定 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第二百三十一条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利用经济合
如何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肖文彬 一、立法渊源 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刑法》新确定的罪名，是从1979年《刑法》中的诈骗罪分离出来的，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在一定程度上为诈骗罪所包容，二者属于法条竞合，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竞合关系。因此，当某行为外观上既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时，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合同诈骗罪的法条，定合同诈骗罪，这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共识。 二、司法实践 但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存在合同的场合就全部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为例，在2001—2010年海淀法院审结的诈骗类案件中，通过二审程序由诈骗罪改判为合同诈骗罪的有5件，由合同诈骗罪改判为诈骗罪的有12件。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区分是较为困难的。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曾经在审判实践中作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 犯市场经济秩序的，无论是经济合同还是其他民商事合同，无论是书面合同还 是口头合同，均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符合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构成 要件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对于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 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应视为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构成犯罪的，应以诈骗罪处理。 三、区别总结 北京市高级法院的上述指导意见颇有见地。97年《刑法》将合同诈骗罪从 诈骗罪中分离出来，规定在刑法典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 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之中，其立法本意在于更有力地打击利用合同手段侵害公 私财产，并同时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犯罪。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所侵犯 的是双重客体，即在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的同时，又侵犯了国家对经济合同的 管理秩序或国家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制度。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 须是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合同”，即“合同”当事人之间必须存在 一种市场交易关系。只要行为人利用了能够体现市场秩序，规制各种市场交易 行为的合同进行诈骗，那么就应定合同诈骗罪。反之，与市场秩序无关的收养、
遇到合同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biz.doczj.com/doc/746505373.html,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与经济纠纷极难区分与识别，因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陈某私开房产中介，2002年李某与其签订购房合同，由李某委托陈某代为购买位于西安市区某处房产，并向陈某支付了购房款20万元，作为购房资金。但陈某拿到钱后，并未按约定履行自己义务，而把李
某的购房款用于赌博，输得精光。后李某催其还款，但陈某避而不还。 律师分析：本案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罪构成要件 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本罪的诈骗行为表现为下列五种形式：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但报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 (6)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如何区分 一、概念上的区别 1、根据刑法第266条之规定，诈骗罪，是指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2、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二、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是包容竞合的法条竞合关系。 因此二者有许多共同点：诸如二者都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主观上都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都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骗取了公私财物等。但是依据犯罪构成的理论，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仍是有区别的。 1、在侵犯客体上，诈骗罪只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是简单客体，而合同诈骗罪除了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外，还侵犯了市场交易秩序和国家合同管理制度，因此侵犯的是复杂客体，这也是为什么诈骗罪属于侵犯财产的犯罪，而合同诈骗属于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原因所在。 2、在犯罪客观方面，诈骗罪主要表现在行为人采取欺骗的行为，使受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诈骗罪的手段多种多样，不限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而合同诈骗罪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合同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因此合同诈骗罪的手段仅限于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合同手段骗取公私财物。 三、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诈骗行为是否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利用合同的形式骗取公私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或者说，是否是以合同这种交易的形式为名进行的，只要正确地把握什么是“合同”，那么二者的界限就很明显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限定为符合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而不能仅以有合同出现就定合同诈骗罪，该“合同”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合同。 所谓真正的合同，必须要符合合同法第9条规定的合同基本条款，包括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及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在犯罪构成要件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具体表现为，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合同的双方或一方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等；而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无论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还是所侵犯的客体及其权利属性都有不同。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合同纠纷中，有时是由民事欺诈引起的，有时合同当事人没有实施欺诈行为，由于在标的物的质量、品种、包装、交货时间、地点、运费支出等方面与当事人存在争议或由于发生不可抗力等事由，而引起经济纠纷。实践中，主要是民事欺诈引起的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难以区分。笔者认为，此问题虽然难以区分，由于这种区分涉及罪与非罪，故实在有认真研究之必要。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之界定 英美法系国家习惯从“诺言”的角度去解释合同，而大陆法系国家却把合同称为契约。从本质上讲，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合同，它都反映了合同当事人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权利与义务关系。我国法学理论界延续了大陆法系的合同观念，称合同为契约，同时，又把合同分为广义的合同及狭义的合同。广义的合同包括：民事合同、劳动合同、行政合同和经济合同等；狭义的合同专指民事合同或者经济合同。那么，作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究竟是广义的合同还是狭义的合同呢？对此，我国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对“合同”范围与形式的解释众说纷纭，影响到某些合同诈骗型犯罪的定性。因而确实有认真探究之必要。 在现行学界流行的观点中，对“合同”含义的理解，大致有以下几种： 1．有学者认为本罪所指的“合同”仅限于经济合同{1]，这是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上得出的结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内容，在上述的两个司法解释中均有“利用经济合同”的提法。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指经济合同就成了刑法理论界的通说。 2．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罪所指之“合同”应以《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为界限{2}《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因此，本罪所指的“合同”应包括经济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债权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等物权合同，还包括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但是，其他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赠与、委托等单方的、无偿的合同以及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务合同等不属于本罪所指称的“合同”。 3．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所指之“合同”，包括书面形式的的经济合同与民事合同{3}。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协议是可以证明被告人利用的“合同”的证据，合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公证形式、鉴证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要求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同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摄影、录像等合同形式，也属于新的书面合同形式。 4．有学者认为，行政合同亦属于本罪所指之“合同”{4}。他们认为，行政合同具有行政行为的性质，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但又产生了传统的合同制度。利用行政合同进行诈骗侵犯了国家对以合同进行经济活动的管理制度及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财产权。此种行为虽没有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直接损害，但国家的合法财产权却因此受到侵犯，所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行政合同的签订、履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行政机关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我们认为，就本罪所指称的“合同”范围而言，凡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可构成本罪。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现象居于主位，但是，利用劳务合同、
【法律实务】合同诈骗罪的八类裁判规则 作者：詹勇～四川卓安本文由微信公众号为你辩护网(weinibianhu)授权无讼阅读发布（转载请注明上述信息） 在诈骗犯罪中，合同诈骗罪是适用率最高的罪名之一，也是司法实务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罪名之一。本文由资深刑辩律师对实务中经常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汇总，并归纳出人民法院处理这些问题时所适用的裁判规则。希望对从事相关实务的法律人有所帮助。一、“合同”的内涵对“合同”的理解主要涉及两个争议问题：1.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否包括口头合同？答案是肯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合同诈骗案和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中均对此给与了肯定。主要理由是：“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2.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类型如何界定，是否仅仅指经济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的态度并不完全统一。在刑事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合同诈骗案中，法院认为：不应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
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认为：“不应限于经济合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指在市场经济领域内，人们借以发生关系的、签订与履行活动均受市场秩序制约的合同。”但是，在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又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经济合同，并可以在借鉴经济合同法对经济合同的定义基础上，可以将合同主体适度扩展到平等民事主体。”本文认为，三种观点实质上并不矛盾，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实质上同义，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给与了一般性定义，而第一种观点则是列举了其中的“例外情形”，结合起来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完整理解。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这是合同诈骗罪认定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也是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主要区分标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是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的共同手段行为，因此，并非只要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就构成合同诈骗。要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646号刘恺基合同诈骗案和第211号程庆合同诈骗案中，认为：在合同诈骗案中，一般而言，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是怎样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罪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罪名，重庆刑事律师网即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是重庆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专业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十几年来先后办理了如合同诈骗罪等各类刑事案件一千多起，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刑事辩护经验。 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是怎样的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六十九、合同诈骗案（刑法第224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五万至二十万元以上的。 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是怎样的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第七十七条 [合同诈骗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是怎样的 “立案标准的第1种情形，“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以上”，应当立案追究。这主要是指个人实施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的五种情形之一，诈骗他人财物累计数额达到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立案标准的第2种情形，“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应
合同诈骗罪研究 摘要：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范围、形式及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定等问题，已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本文以李兵涉嫌诈骗一案为切入点，从合同诈骗罪的相关理论来评析李兵案成立合同诈骗罪的合理性。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合同的范围和形式；诈骗罪 一、案情简介 被告人李兵，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1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6日被逮捕。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检察院以资雁区检刑诉（2011）1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兵犯诈骗罪，向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年底，被告人李兵在并未承包金洋花园二期工程混凝土劳务工程的情况下，谎称自己在做该工程，与姜海口头达成合伙协议，骗取姜海2.5万元，涉嫌合同诈骗。 二、审判要旨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兵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该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不当，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兵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十万五千元。二、对被告人李兵的违法所得69.146万元继续追缴，返还被害人。 三、法律评析 在司法实践中界定合同诈骗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做法不一。李兵诈骗案中，被告人李兵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法院认定口头合同诈骗成立合同诈骗罪是否合理呢？依据我国《刑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口头合同应该包括在合同诈骗罪所指的合同范围和形式之内，本案的定性正确。
（一）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和形式理论简要阐述 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1合同诈骗罪的主要特征是行为人利用合同这一手段骗取财物，因此，明晰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合同的范围和形式是认定该罪的关键。 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刑法学界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它应当包括所有书面形式的经济合同、民事合同。”2这一观点强调的市场经济秩序支持了笔者的观点。笔者认为要准确体现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可以尝试以本罪的犯罪客体为标准来确定合同的范围。本罪是复杂客体，其中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为主要客体，即该犯罪行为必定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并扰乱了市场秩序。由此可见，不存在于市场活动中的国家合同、调整行政管理关系的行政合同、不会扰乱市场秩序的赠与合同及调整身份关系的民事合同不属于本罪所指的合同。 就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的形式问题，主要涉及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是否可以直接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的问题。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否必须为书面形式？刑法理论界和实务存在着肯定论和否定论。否定论的理由：一，从订立口头合同的当时人双方的心理来看，对彼此人格的一种信任是签订合同的基础，合同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二，从合同的主体来看，单位是不能开口说话来表达意思的，但单位公章或者单位负责人签名是合同主体订立合同时的必要条件，因此，单位没有成为口头合同主体的可能。肯定论认为，“尽管口头合同的客观可见性较低，但是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口头合同是合同的形式之一，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之外，既缺乏法律依据，又有违罪刑法定原则。”3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利用口头合同实施犯罪的行为愈演愈烈，如果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之外，无疑是不利于此类罪的犯罪预防和打击犯罪的。 1张明楷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455页。 2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 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00页。 3杨兴培、李翔主编：《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223页。
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竞合适用 一、立法背景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合同诈骗罪设立的立法背景 1997年3月,全国人大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合同诈骗罪单列出来 ,是刑事立法健全的重要标志。一般诈骗罪所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所侵犯的除财产所有权外,更重要的是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新刑法将合同诈骗单独列出罪名并置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更有利于对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打击。 (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然而,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犯罪竞合问题。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都是财产数额犯,其诈骗行为所获赃款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标准,虽然两罪名的追诉底限都以“较大”为标准,但诈骗罪的定罪数额却低于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这种标准的不一致,就可能发生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当犯罪分子利用合同进行诈骗,其诈骗数额没有达到合同诈骗罪追诉数额标准却已达到诈骗罪数额时,应当如何处理?司法实践中,一般做无罪处理。其主要理由认为:合同诈骗罪其诈骗主要是利用“经济合同”①或者说是通过一种“商事行为”来进行的,所以不能适用诈骗罪;另外,特殊罪名优先于一般罪名适用,合同诈骗罪是特殊罪名,诈骗罪是一般罪名,故合同诈骗罪优先适用。笔者认为,无论合同诈骗或是一般诈骗,毕竟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二者存在犯罪竞合的法理关系,如果仅因未达到合同诈骗标准而就不追诉,这种对刑法的适用很不利于对诈骗犯罪活动的打击,有放纵犯罪之嫌。如何才能正确处理好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竞合适用问题,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合理处理好有关竞合适用问题。 二、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竞合适用问题 (一)从刑法的基本原则角度来分析 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一律平等、罪刑相适应三大原则,是刑事立法、司法过程中的基本原则,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意义,体现我国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准则。②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分析和处理各种刑事问题时,都应当也必须以基本原则为基础,紧密结合每一个法条和案件来分析。只有如此,才能正确领悟刑法的真谛,正确地理解和适用刑法。 首先从“罪刑法定原则”来分析。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某个行为人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之比较 梁晓旭 (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2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纠纷是两类既相似又不相同的合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 这两 者往往容易被混淆, 导致许多判决结果存在争议。因此, 对两者进行全面分析, 认真把握两者在行为人主观故意、客观表现、履约能力、履行态度以及取得财物的处置等方面存在的不同, 对于我们分清违法与犯罪的区别, 更好地惩治违法、打击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合同诈骗, 民事欺诈, 区别 当前,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经济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日益频繁, 当事人之间因签订、履行合同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 司法机关受理的合同诈骗案件也呈逐年大幅上升趋势。针对采取部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与其签订合同的行为, 究竟是民事欺诈还是合同诈骗犯罪? 如何判断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故意? 由于现行法律规定不明确, 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该类案件在罪与非罪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 出现不同地区的法院, 甚至同一法院不同的承办人和合议庭可能就同一案件事实会做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判决。因此, 亟需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探讨和解决。 民事欺诈是指在民事活动中, 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 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 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它与合同诈骗罪的相同点是: 两者都发生在经济交往活动中, 都有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存在, 两者在客观上都采用欺骗方法, 包括捏造、歪曲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等, 意图使对方陷入错误; 两者都是在故意的心理状态下行/骗, 不存在过失问题; 行为人都可能对特定的财物处于不法占有状态, 即非法占有对方按合同规定交付的/标的物。由于二者之间有如此的雷同点, 因此明确二者的关系, 是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保证。笔者认为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有以下几点不同: 1.主观目的不同。 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 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 做出有利于 自己的法律行为, 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时/ 非法利益0, 其实质是牟利, 主观恶性较合同诈骗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要轻, 只是通过与对方订立合同, 想占对方的便宜, 在显失公正的交易中谋取不法利益, 如借鸡生蛋者, 还有如夸大履约能力骗签合同。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 意思表示0, 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 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 单方义务。对于合同而言, 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 而在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0其订立合同的目的并不是去占些对方经济上的便宜, 而是要非法占有、控制对方的财物。即使在订立合同时付预付款、搞担保, 也不过是体现/诚意的烟幕、获取对方信任的诈术、引诱大鱼上钩的饵料, 财物到手就据为己有, 不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 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 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的财产利益。 2.客观表现不同。 ( 1) 在行为方式上, 合同诈骗罪都是作伪; 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 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 2) 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以及非法占
论合同诈骗罪(一) 摘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需要，合同已经成为经济领域不可缺少的行为契约。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1997年刑法根据诈骗行为侵犯的客体特征、犯罪对象特征、诈骗行为的手段特征，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立出一些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具有诈骗特征的犯罪，并入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合同诈骗罪就是其中的一个。本文从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入手，简要分析了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及相关特征。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也有本质的不同，合同诈骗罪在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并非进行实实在在的经济行为，行为人利用各种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表现出了极大的欺骗性、贪婪性和危害性，合同诈骗，直接使他方当事人的财产减少，侵害了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当前在审判实践中，只有正确划清合同诈骗罪中罪与非罪的界限，综合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表现及危害后果，才能做到正确适用法律打击合同诈骗犯罪，及时调整经济纠纷，进而达到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关健词：合同诈骗罪构成界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内的活动日益频繁，合同纠纷越来越多，一些不法之徒无视国家的法律，趁签合同之际进行合同诈骗的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国家工商局披露的最新资料表明，我国合同签订的规范程度和履约率不容乐观，根据国家工商局统计，欺诈合同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合同履约率已由1990年的70%下降到目前的50%，在没有履行的合同中，相当一部分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由于此类案件增多，还导致经济领域出现严重的合同信誉危机，污染了社会风气，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对于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也造成了极大的妨害。合同诈骗不但损害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还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我国法律无论从民事角度还是从刑事角度都制订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及预防措施。笔者就从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角度来做以论述。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①。 合同诈骗犯罪中从合同的内容来看，有两种情形： (1)以假面目签订的合同。假面目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证件、所签订的合同内容等都是假的，用假的面目进行经济活动，其欺诈故意明显，合同内容的虚假性也导致合同在客观上根本无法履行。行为人向他人签订这种合同，只是骗人财物，是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 (2)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真面目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证件、所签订的合同内容等都是真的，即实际上存在这一单位或个人。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的内容有真有假，其合同欺诈性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笔者从以下三种情况分析:一是内容真实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有实际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的签订，表明了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进行经济往来的真实意思，并非旨在诈骗他人钱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即使合同签订后没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属于诈骗犯罪。但是，有的行为人以有限的履约能力和他人签订大大超过履约能力的合同，就另当别论了。以超出自己履约能力的合同签订后，行为人积极落实货源，设法履行合同，即使最终没有完全履约，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但若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后，并没有设法履行合同，就有故意诈骗他人财物的企图了，此时就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二是内容半真半假的合同。就是那种行为人只具有某种履行合同的意向，就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其内容带有半真半假的性质。这类合同客观上已经具备部分履约的可能性，但要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如果行为人有履约意图，客观上也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最后因种种客观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认定为诈骗犯罪。相反，如果行为人借有部分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1) 内容摘要：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在新刑法实施以前，对于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是按照普通诈骗处罚的。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渐趋频繁，经济领域中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诈骗数额巨大。鉴于此类犯罪极大地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危害比较严重，又具有不同于普通诈骗犯罪的特点。为了更加准确打击犯罪，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我国新刑法在二百二十四条中增加了合同诈骗罪这一新罪名。本文就该罪所涉及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关于如何判断非法占有目的，刑法学界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一是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标准；二是以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作为判断标准；三是以非法占有时间的长短作为判断标准。 笔者认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心理支配客观行为，客观行为反映主观心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目的，必然与犯罪行为、手段以及罪前罪后的表现具有内在一致
性。上述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该观点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从逻辑上讲无异于同义反复；从判断依据上讲是将内在心理而不是外在表现作为依据，其基本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主观心理事实，不可能被人们直接观察到，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也无法用仪器进行测量，所以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行为人客观方面的外部表现进行把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除了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之外，试问还有什么客观标准来衡量意图呢”上述第二、第三种观点主张以客观方面的表现作为判断依据，其考虑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不过，仅仅以客观表现的某一方面尚不足以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所以应当尽量结合客观方面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判断。综合判断比单一判断更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应当考虑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行为人是否有履行能力。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对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与他人签订合同，一旦货物到手就大肆挥霍或逃之夭夭则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其用夸大履约能力的方法，取得对方信任与其签订合同，合同生效后，虽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
浙江省诈骗罪量刑标准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6000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1. 构成诈骗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可以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1）诈骗数额较大的，每增加六千元，增加二个月刑期；电信网络诈骗的，每增加二千元，增加二个月刑期； （2）诈骗数额巨大的，每增加一万元，增加二个月刑期； （3）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的，每增加六万元，增加六个月刑期； （4）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 3. 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以既遂确定基准刑的，可以综合考虑未遂行为的实行程度、造成损害的大小、未遂原因等情况，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以未遂确定基准刑的，可以综合考虑既遂行为造成损害的大小等情况，增加基准刑的40%以下。 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1）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 （2）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 （3）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4）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5）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6）挥霍诈骗所得财物，致使无法返还的； （7）其他可以从重处罚的情形。 5. 电信网络诈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 （1）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 （2）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的； （3）组织、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 （4）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 （5）曾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行政处罚的； （6）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或者诈骗重病患者及其亲属财物的； （7）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等款物的； （8）以赈灾、募捐等社会公益、慈善名义实施诈骗的； （9）利用电话追呼系统等技术手段严重干扰公安机关等部门工作的； （10）利用“钓鱼网站”链接、“木马”程序链接、网络渗透等隐蔽技术手段实施诈骗的。 （11）其他可以从重处罚的情形。
合同诈骗罪立案标准和构成 一、本罪的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 本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设的罪名。 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本罪既可以由个人实施，也可以由单位实施，因此，只要单位或者个人进行合同诈骗，骗取的财物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就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单位或者个人的刑事责任。 立案标准的第1种情形，“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以上”，应当立案追究。这主要是指个人实施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的五种情形之一，诈骗他人财物累计数额达到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立案标准的第2种情形，“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 二、本罪的构成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的主要特征：
“合同诈骗”罪与非罪新解 《刑法》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况比较突出，合同诈骗罪作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罪名，如何与民事欺诈行为划分开来，涉及到当事人权利的维护与法律适用。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存在诸多类似，往往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认定标准，也是以此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界限，而往往对非法占有的法律特征和构成要件存在一定的分歧，给定罪带来困惑。 为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特征，清楚划分合同诈骗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律师整理如下识别要点及注意事项： 一、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别： 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会有一些虚假不实的言语和行为，这与合同诈骗罪中的客观行为及方法极为相似，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否则有可能将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混同，造成放纵犯罪或错误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不良后果。 两者的区别主要是： 1、主观目的的不同：合同诈骗罪以签合同为名，达到非 法占有的目的；民事欺诈虽然主观上有欺诈，但不
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主观上以追求谋利为目的。 2、行为性质不同：两者都有欺骗行为存在，但二者的性 质完全不同，民事欺诈主要是违背诚信原则，虽然 客观上当事人也采取欺骗方法，却是在履行合同的 前提下的欺骗，行为的目的只是出于谋利，使相对 人产生错识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合 同诈骗罪是想利用合同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 物的目的，犯罪行为人本质上没有承担合同义务的 诚意，而是意图使对方单方履行主要合同义务，非 法将其财物占为已有。 3、欺诈的手段和程度不同：民事欺诈通常比较直接，有 一定的限度，只要对方当事人加强警惕，多数是可 以避免的；合同诈骗罪的手段更加隐蔽和恶劣，如 伪造身份证明签约等，被害人往往难以防范和避免。 从司法实践看，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关键。刑法列举了合同诈骗罪客观方面的五种行为，如果有证据能证明有这些行为存在，原则上可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时还需要综合考察以下因素，最终确定主观特征： 一是、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履行合同能力是基础，如果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故意夸大履约能力，合同订立后不努力创造条件履行合同，这种情况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