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成书时代考摘要：《易经》的产生和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占卜吉凶祸福到认识万事万物，从阴阳概念的产生到八卦的创成，再从八卦推演到六十四卦，是一个循序渐进、一脉相承、逐步发展、日臻完善的过程。
其时可长达四、五千年的悠悠岁月。
关于《易经》成书之时代问题，有两个毋庸置疑的可靠渠道：一个是从发展演变达数千年之久的数字易卦中，来探寻八卦的起源和易经的来源问题，其时至于西周晚期；一个是从《易经》自身的卦爻辞中，来捕捉和推断《易经》成书之确切年代，其时大约为周宣王时代。
关键词：易经；数字易卦；西周时期《易经》成书的时代，是历代学者十分关注和争论已久的一个重要问题。
自汉至清，易学界探讨此问题持续了2000余年。
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周易》的作者及其形成年代问题，学术界又掀起了一个新的讨论热潮。
其基本观点有三：其一，顾颉刚等人认为，《易经》非伏羲亦非文王所作，其成书时代为西周初年；其二，李镜池等人认为，《易经》一书非一人之作，其编定的时间为西周晚期；其三，郭沫若认为，《易经》之作当在春秋中叶以后，作者乃孔子的再传弟子辱于臂子弓。
此后又经过了半个世纪，许多学者亦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求。
今天看来，他们各自观点的论据仍然显得不足。
今日所最值得庆幸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大量的文物考古发掘中，不仅找到了八卦起源和易经来源的资料，而且同时也明确了《易经》所产生的时代问题。
一、数字易卦与易经易经的产生和形成，大体经历了萌芽雏形期、成熟完善期和渐人突变期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就它的萌芽雏形期而言，历经伏羲时代、炎黄时代至夏商时代，从8000年前到3000年前，长达四、五千年之久。
现当代出土的大量有关易学方面的文物考古资料充分说明：8000－7000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契刻在龟甲上的符号文字，被视为原始八卦文字的一个源头。
据此可将此一时代视之为八卦的草创期。
6000－5000年前，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有关易学方面的数字符号，特别是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的原始重卦，此可为草创八卦由单卦推演到重卦的雏形期。
至4000年前，从二里头文化中所揭示的卦画数字符号和卜骨，可为八卦由单卦到重卦的渐成期。
到距今3000年前，从殷墟四盘磨卜骨易卦和小屯南地卜甲易卦中所看到的完整的数字重卦(六爻一卦)，足可成为重卦的成熟期和完善期了。
在这长达四、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中，探索易经的源头，由阴阳概念的产生到八卦的创成，再由八卦推演到六十四卦，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日臻完善的过程。
如不由此来探讨易经的来源问题，就无法找到易经之根和易经之源。
易经产生和形成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就是殷周之际和西周初期。
这一时期可称之为易经产生的成熟完善期。
也就是说，易经的产生在经历了由伏羲时代到炎黄时代至夏商时代的滥觞期之后，到了西周初期则呈现出甲骨易卦和青铜器铭文易卦并蒂复兴的璀璨局面。
此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甲骨易卦，就是陕西岐山凤雏遗址出土的卜甲易卦和陕西扶风齐家遗址发现的卜骨易卦。
从如此大量的可以确证的文物考古资料中，再一次给我们提供了易经来源问题的更加可靠的丰富的实物证据。
易经的产生和形成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大约为西周中后期。
到了西周中期前段之周昭王时代出现的《中方鼎》铭文易卦，第一次将卜辞与卜卦一并表达镌刻在青铜器上。
它是由以往卜辞与卜卦(卦画符号)相分离走向相结合的发端。
就目前出土文物所见，从殷商晚期到西周初期，在如此诸多的完整的数字重卦中，只见卜卦，未见卜辞。
此一现象，则意味着数字易卦正由成熟完善期渐入突变期的一个征兆。
如果说，在《中方鼎》铭文易卦中，其卜辞与卜卦的结合尚不够紧密，亦不够完善的话，那么，近几年来在陕西扶风齐家村又一次发现的卜骨易卦，则达到了卜辞与卜卦的完美结合。
其时可断为西周中期晚段。
至此，数字易卦这一发展演变之迹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重大问题：数字易卦到此行将产生一次质的飞跃。
近几年在陕西长安西仁村采集到的陶拍易卦，可谓易学史上的稀世珍品。
今就陶拍上的六卦观之，CHX采集：1两卦，对照《周易》为《既济》、《未济》，属《易经》上的第六十三、六十四卦；CHX采集：2四卦，对照《周易》为《师》、《比》、《小畜》、《履》，属《易经》上的第七、八、九、十卦。
如此之排列顺序与《易经》上的六十四卦卦序排列结构毫无二致。
到此为止，由数字易卦发展演变到易经，其基本条件可以说业已具备了。
具体而言，陶拍易卦的出现才在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易经上的卦序结构问题，而距《易经》成书仅有一步之遥了。
由是不难看出，陶拍上的数字易卦足可成为《易经》上六十四卦卦序结构业已构思成熟的一个标志和历史明证。
其时又恰于西周晚期。
因此，它的出现不仅又一次确证了《易经》一书绝非自天而降，实乃源于发展演变达数千年之久的数字易卦；与此同时，亦充分说明了《易经》一书在经历了数千年之“十月怀胎”后，行将履行它的“一朝分娩”之重任。
以上我们着重从近代出土大量的有关文物考古资料中，勾勒式地探求了易经之渊源及《易经》成书之时代问题。
此可作为探寻《易经》成书之时代的一个毋庸置疑的可靠渠道。
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渠道，那就是从《易经》自身的卦爻辞中，同样可以证明《易经》一书创成之时代当在西周晚期。
二、卦爻辞中的有关问题先看《明夷》卦九三爻辞中说的“明夷于南狩”。
“南狩”讲的是周昭王以狩南山搜猎为名而征伐荆楚之事。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亦云：“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
”又，《升》卦的卦爻辞中说：“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南征”，说的是周夷王率军征淮夷一事。
史书记载此事虽未多见，然从文物考古资料中依然可以窥见其端倪。
《噩侯鼎》铭文的“王南征，伐角”，说的就是周夷王曾亲自南征讨伐淮夷。
还有在《敌簋》中也记载着淮夷人曾一直逼进到陕西上洛(今陕西商县)一带，周夷王命令敌前去抵御，最终打退了淮夷人的进犯。
周宣王时期，征伐淮夷之战仍在继续着。
《诗经·大雅·常武》中对周宣王率军南征之事，作了具体描绘：“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之军，以修我戎。
即敬即戒，惠此南国。
王犹云塞，徐方既来。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四方既平，徐方来庭。
徐方不回，王日还归。
”如果说《诗经》上所描绘的仅只是艺术形象的再现，尚缺乏征战淮夷战争的具体年代的话，那么，在今本《竹书纪年》中则记载着：“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
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
王归自伐徐。
”1974年在陕西武功出土的《驹父盈》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证据，其文云：“惟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中(仲)邦父命(令)驹父毁(鸠)南诸侯，率高父，见南淮夷，厥取厥服。
堇夷俗(欲)遂不敢不敬畏王命，逆见我厥献厥服。
我乃至于淮，小大邦无不具王命。
四月，还至于蔡。
作旅盈驹父其万年永用多休。
”铭文中所说的“王”，是指周宣王；“南仲邦父”，是上述《诗经·大雅·常武》中所说的南仲，而“驹父”，则是南仲下边的一个臣僚。
其铭文之大意是说，周宣王十八年(前810)的一天，南仲命令驹父，并率其臣下高父，前往刚被征服了的安顿视察，兼征收贡赋布帛。
而淮上之大小方国首领，无不归顺前来迎接。
易经《升》卦中所说的“南征吉”，到此总算找到可靠的历史答案了。
周宣王时已到了西周晚期。
从《易经》上所载的“南征吉”一事中说明，《易经》成书之时代，已是西周晚期。
此外，从《易经》卦爻辞中还可找到几例，来证明易经产生和形成之确切年代。
例一。
《井》卦九三爻辞云：“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其爻辞之意是说，水井掏治洁净了却不被汲食，说明君王的昏聩不明真可令人凄恻，企盼着君王的圣明，乃为了君臣能共享其福泽。
有的学者认为，此一爻辞即是对“厉王不能勤于政治的担心和昏聩不明的指责”，笔者以为此种认识是颇有道理的。
例二。
在《履》卦六三爻辞中曰：“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嘎尾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该爻辞之意是说：眼盲强看。
脚跛强行，行走在虎尾之后而被猛虎咬啮，有凶险；一个名日武的人竟篡为君主，厉王出奔，诸侯们推举共伯和(武公)代行天子政事，被称之为“共和行政”。
《竹书纪年》上记载的“共伯和于(夺)王位”，即为一说。
对于此种说法，范文澜先生则认为：“厉王出奔时，不论共伯为余或为和，一个侯国的世子，一跃而登周天子大位，在嫡长继承制极端严格的周朝，可断言必无其事。
”武公和是否能成为“大君”?说法不一。
此一历史公案我们在这里姑且弗断。
但是“武人为于大君”记载的是周厉王时期的事件，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了。
例三。
还有一个《丰》卦上的卦爻辞问题。
对于《丰》卦卦辞的解说，有两种观点可资斟酌。
一是立足于爻辞和爻象之义理上，去探寻卦象和卦义的内涵；另一种观点则着眼于全局，把文献资料与文物考古、卦辞与卦义的相互结合，来考证其卦爻辞的内涵与外延。
笔者认为，就《丰》卦的卦爻辞之卦义来讲，后一种观点较为可取。
下面先来看一下《丰》卦原文：“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民若，吉。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九四，丰其部，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六五，来章，有庆兴誉，吉。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阗其无人，三岁不觌，凶。
”今据有关专家之考证，其卦辞之意是：出现日蚀，亨通。
国王对日蚀的出现表现很大度，并说不要担心，日中之蚀是正常的现象。
笔者还认为，就《丰》卦卦爻辞本义而言，表面看来，《易经》的作者似乎是以对一次日蚀的具体叙述和形象描写，实则是以一次日全蚀为例，来阐明作者的易学哲学观点，是对日蚀这一天象进行的抽象概括和理论升华。
据此可知，《丰》卦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天象观和深刻的哲学内涵。
而此次日蚀并非实有，国王的看法亦并非实指。
无独有偶。
或者也可能是在《易经》一书诞生之后的数十年间，于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776年，一位职卑官微的作者，运用了《易经》上的阴阳学说和诗歌的语言形式，记载和总结了又一次出现日蚀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并深刻地揭示出该日蚀所产生的社会背景和自然灾异环境，《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写道：“十月之交，逆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
百川沸腾，山冢率崩。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哀今之人，胡惨莫惩!”这首诗是对周幽王荒淫无道、社会黑暗的公开揭露，也是对这次日蚀的艺术描绘和真实写照。
它反映了西周末年的政治腐败和自然灾异。
据现代天文学家陈遵妫考证，这首诗是中国关于日蚀最早最可靠的记载。
陈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中还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和阴阳学说紧密相连……(它)是在《周易》哲学思潮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从这首诗所记载的日蚀来看，也正是运用阴阳(日月)矛盾运动不断发展变化之规律所总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