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兼爱中国战国时期墨子的主要思想。

墨子以兼爱为其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认为当时社会动乱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不能兼爱。

他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爱有差等”的观点。

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把兼爱与实现人们物质利益方面的平等互利相联系，表现出对功利的重视。

墨子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均以兼爱为出发点，他希望通过提倡兼爱解决社会矛盾，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

但他批判了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兼爱”一说，最初见于《墨子》。

墨老先生被后人视为侠者之祖，他鼓吹“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也就是对待别人要如同对待自己，爱护别人如同爱护自己，彼此之间相亲相爱，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

何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曰：“视人之国，若(好像)视其(自己)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交战于旷野){指不要打仗}；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

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墨子•兼爱中》）墨子无意追求爱的浪漫，而视之为济世救世的良方。

墨子认为，先秦社会之所以失范，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忠诚仁爱)，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和睦；使和睦)。

”与此相伴，自私自利亦是乱世之因，如“亏父而自利”、“亏子而自利”、“亏兄而自利”、“亏弟而自利”、“亏君而自利”、“亏臣而自利”、“乱异家以利其家”、“攻异国以利其国”等等皆为自私自利之结果。

一言以蔽之，违反兼爱互利原则的恶果是“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

这表明，墨子有意凸显爱的现实性一面，拙于或不屑渲染爱的幻梦色彩。

而这一步骤又主要是通过把爱与利予以贯通得以完成的。

也就是说，爱必言利，以爱启利，以利寓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

“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

“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义务性关系中，天下才能实现和谐、富足。

是故，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

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2,非攻“非攻”是墨学的重要范畴，是墨子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科学、文化、伦理思想。

墨子的“非攻”与爱民墨子主张“兼爱”，其实质是“爱利百姓”，以“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

所以墨家之徒的言论行动，皆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准绳。

周朝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土地荒芜，死者遍野，民不聊生，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弥兵息战，休养生息。

墨子体察到下层的民情，代表小生产者及广大百姓的利益，提出了“非攻”的主张，就这一点讲，是有积极意义的。

自古及今，不论什么形式的战争，其受害最深的首先是人民群众。

为什么“非攻”，确立什么样的准则及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才能达到目的，在《墨子》一书中大致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一、战争的残酷性战争是杀人的机器，战争之中，妇幼老弱一概难于幸免。

《墨子•非攻中》：“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

”在《非攻中》篇里，墨子连用八个“不可胜数”，揭露了战争直接杀人和间接杀人的残酷性。

他指出，战争除“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战败而损失军队)尽不可胜计”之外，老百姓因战争贻误农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冻馁、疾病等原因而死亡者，就更“不可胜数”，百姓在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中，欲生不得，欲活不能，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

然而，当时的王公大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不顾人民死活，屡屡攻伐无罪之国。

《非攻下》描绘了一幅惨景：“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割)其禾稼，斩其树木，堕(损毁;败坏)其城郭，以湮其沟池，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面对严酷的现实，墨子大声疾呼。

罪恶的战争，兼国覆军，贼虐万民，剥振神位，倾覆社稷，百姓离散，废灭先王，这难道有利于上天吗？有利于鬼神吗？有利于百姓吗？二、战争的掠夺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是为了权力，就是为了财物，它的掠夺性是显而易见的。

发动战争的统治者，首先进攻的是他本国的人民，因为要备战，必须榨取更多的钱财，用以招兵买马，置备武器。

墨子揭露统治者要发动战争，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

而“夺民之用、废民之利”，是墨子坚决反对的。

因为墨子最担心的是百姓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

侵略性的战争是没有国界的。

古人云：“春秋无义战”。

据墨子言，天子开头分封诸侯，万国有余；现在因为兼并的缘故，万多国家都已覆灭，只有楚、越、齐、晋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国了。

当然“万国”的说法可能是虚指，《春秋》所载，２４２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大概是可信的。

到战国中期，诸侯国又从春秋时期的１４７个“锐减到万乘之国七个，千乘之国五个。

战争攻战之激烈的程度可见一斑。

而兼并战争的掠夺性，在《公输》篇里被赤裸裸地揭露出来。

“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

而楚王正是那种舍其粱肉，窍取糠糟；舍其锦绣，窃取短褐；舍其文轩，窃取敝舆的“窃疾(盗窃狂，嗜偷成癖)”之人。

墨子批判说：“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厚害矣，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则此贼(害，伤害)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悸(因害怕而自觉心跳)哉！”（非攻下）三、战争的欺骗性攻伐无罪之国的人，往往冠以美名，竭力掩盖其侵夺的真相，发动战争、剥夺百姓的财产，牺牲百姓的生命，那么为什么还干这种事情呢？王公大人回答说：“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

”（非攻中）墨子对这种论调，立即给予驳斥。

计算一下攻伐者所获得的利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而他在战争中得到的东西，反而不如他丧失的东西多。

为了争夺多余的土地，而让士民去白白送死，这不使全国上下都感到悲哀吗？毁掉大量的钱财，去争夺一座虚城，这难道是治国的需要吗？贪图伐胜之名，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幌子而已。

也有喜好攻伐的君主说，我不是为了金玉、美女、土地，我是想在天下以“义”立名，以“德”求得霸主地位。

对这种论调，墨子以事实予以彻底揭穿。

他说，天下处在攻伐的时代已经很久了，而攻伐之人也没有得到什么“义”和“德”，相反，如果把战争的费用，用于治国，功效必定加倍，军队将成为无敌的军队，民心也自然会归顺，这才合于天下之利。

于欺骗士卒，拼死攻伐，一时取得胜利的，那胜利也不会长久。

墨子用晋国的智伯最终失败的事实，驳斥了收用民众士卒可以取得攻战胜利的论调。

墨子撕去了王公大人欺骗的面纱，说道，今天下所公认的“义”，是圣王的法则。

当今诸侯大多都是强力攻战，这是以“义”为虚名，没有去体察其中的真实。

这正如瞎子不能分辩出黑白颜色一样。

墨子行事的原则是“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非乐上）综上所述，战争对人民是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所以坚决非之。

但难能可贵的是，墨子并不反对一切战争，他反对“攻伐无罪之国”，主张“诛灭无道之君”。

“诛无道”，同样符合“利于人”的原则。

四、战争的根源墨子断言，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不相爱。

“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众必劫寡，富必侮贫，贵必做贱，诈必欺愚。

几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

（兼爱中）由此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伟大主张，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兼爱”和“非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攻战”是“不相爱”最集中、最典型、也是最强烈的表现。

为了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墨子以“兼爱”为根据，提出了一个“七不”准则，即“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做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抢，强取)者(身强力壮不抢劫，不当强盗的意思)也”。

（天志下）这“七不”准则可视为历史上最早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这个准则，表明了墨子伸张人间正义，保障人类权益，主持社会公道，推进世界和平的伟大理想。

五、和平的道路墨子描绘的和平之路，一是理论上的，一是实践上的。

理论上的和平之路，即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出发，“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只有这样，“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顺”。

天下之人皆相爱，就可以达到“七不”的理想境地，从而制止攻伐的战争。

实践上的和平之路，是墨子设坛讲学，让他的弟子们周游诸国，用“兼爱”、“非攻”的理论，去说服诸侯们放弃侵略战争。

有时候，为了制止一场攻战，墨子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亲自说服攻战的诸侯。

止楚攻宋就是生动的例子。

墨子还利用科学技术，发展了一整套的防御战系，这也是有效制止攻伐战争的措施。

墨子和他的弟子们，从爱利百姓的高度出发，极力反对攻伐之战，维护人间的和平生活。

特别是为了实现“七不”的目标，他们死不旋踵，赴汤蹈刃(沸水敢蹚，烈火敢踏。

比喻不避艰险，奋勇向前)，充分显示出墨家弟子崇高的人格力量。

3,尚贤“尚贤”就是选用人才尚贤不论血缘与背境一律提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并且给予相应的报酬,小至企业大至国家这都是一个发展的重要因素,墨子甚至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民主选举,以天下百姓选出圣人当国君,选出贤人担任三公辅助圣人治理国家.现今社会重人际关系,导致很多想办事的人没权力,有权力的人不办事.，他这样明确的提出平民有平等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利，在我国历史上还属首次。

这无疑颠覆了贵族血统论，来反对世袭的贵族政治，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制。

“尚贤者，政之本”。

4,尚同尚同的意思是，上天“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立以为三公、万国诸侯，以至左右将军、大夫和乡里之长，社会成员自下而上尚同于天子之“义”；并且“上有过，规谏之”。

社会成员的意愿层层上达，庶几天子及其以下的各级官吏按共同的“义”行事，从而实现“天下治”。

并且，天子的行为是否合于天下之义，必须据其是否尚同于天。

这就阻断了最高统治者自行又自断其政的可能性。

“夫既尚同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

故当若夫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之人之不尚同于天者也。

”（皆见《尚同》）墨家“尚同”的秩序观墨家曾一度成为先秦时期的显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下层民众的政治和法律观念，其代表人物是墨翟（约公元前468—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