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法中的强制缔约合同义务

论合同法中的强制缔约合同义务

2010级民商法硕士Freeman

摘要：合同订立自由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精神体现，其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和交易主体地位的不断发展，一味地强调合同缔约自由是否真的能够保障合同双方当

事人的利益都不受损失呢？回答是否定的，这也是需要运用强制缔约合同义务来对合同缔约自

由权利做出限制，以彰显法律正义，保护交易弱者利益和维护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的必然选择。本文主要想探讨一下强制缔约合同义务的产生

依据和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强制缔约；合同自由；合同正义

Forced Contracting Obligation in Contract

Law

Abstract: Freedom of contracting is the basic principle in contract law,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ic structure, it is unfair to use 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contracting only to protect the weak.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economic order in social transaction, the principle of forced contracting obligation should be used. Therefore some advice on the core of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for the adoption of forced contracting obligation should be given.

Key words: Forced Contract; Contract Freedom; Contract Justice

一、强制缔约合同义务的含义

在合同法领域，不得不承认缔约自由原则肯定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当事人对合同意思自治原则的最主要的表现，也是民法的基本精神中平等原则和自由原则的体现，而然也正是这种倾向于保护形式平等的观念，使现代社会交易中的实质平等得不到确切的保护，换言之，即使合同一方能够打着“合同自由”的旗帜来公然欺压拒绝订立合同的另一方，这完全违背了提出合同自由原则的初衷，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强调合同订立自由的同时，限制合同订立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强制缔约义务，以匡扶法律正义。那么，究竟何为强制缔约合同义务呢？德国学者迪特尔·梅迪库斯认为强制缔约合同义务是指根据法律制度规范及其解释，为一个受益人的合法权益，在无权利主体意思约束的情况下，使一个权利主体负担与该受益人签订具有特定内容或者应由中立方指定内容的合同的义务。[①]我国学者王泽鉴教授认为：“所谓强制缔约，是指个人或企业负有应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易言之，即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诺。[②]从中可见，虽然两位学者对于强制缔约合同义务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但其都指出了所谓的

强制缔约合同义务与合同缔约自由的区别中的最重要的一点，其限制了合同一方的意思表示的自由，即合同一方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与另一方订立合同的自由选择权。换言之，法律对合同订立的一方当事人的承诺做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因此，笔者对强制缔约合同义务给出的定义是指法律推定合同一方在无正当拒绝理由的情况下是愿意且应当与合同的另一方订立合同和履行合同义务的一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主要的适用范围是在当合同缔约双方的主体地位或履行权利义务的能力过于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弱者的利益而设立的一种现代法上的法律制度。

二、强制缔约合同义务产生的法理依据

合同自由原则是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在缔约过程中的充分体现，也是合同订立的基本原则，因为契约自由是古典契约论的核心。契约自由作为唯意志论在契约法上的体现，最早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出现在《法国民法典》中。《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对于缔约当事人双方相当于具有法律的效力。”[③]在英美普

通法里，虽然普通法向前发展了几个世纪也没有人认识到存在一个契约法的领域。但自从19世纪兰代尔“偶然发现”契约法的存在之后，在所谓“纯粹”或“古典”的契约法理论里，契约自由就被认为是该理论中一条最基本的原则。[④]因而，随着契约自由精神的广泛传播，契约自由原则在18、19世纪的契约法理论中受到极大推崇。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完全推崇契约自由论的学者又怎会想到由公共设施的产生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作为弱势方的商场消费者、公立医院病患者和公共交通工具使用者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政府或垄断主体面前受到的欺压。自由主体个体在自主性和平等性上的差异、缔约能力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对称性以及缔约当事人在可选择性上的限制给契约自由原则带来了重大冲击，从而需要一种制度来对强势缔约方的权利作出限制，以恢复缔约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公平。此时，强制缔约制度应运而生，并对交易公平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其积极作用。正如梁慧星教授所说的那样“在21世纪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作为近代民

法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对于要约行为的规定和第十五条“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对于要约邀请行为的规定，公交车和出租车在马路上行驶是告诉大家我这辆车现在可以被你们使用，此时因为还不具备要约的全部成立要件，应被视为要约邀请。只有当公交车或出租车司机停车后，在驾驶员和乘客有了沟通交流后，驾驶员无正当理由而拒绝让乘客上车，才构成拒载，否则最多是违反了先合同义务，对乘客的信赖利益造成了损失。另一种观点认为公交车和出租车在马路上的行驶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要约行为，其在有乘客等车时不停车的行为即属于默示拒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笔者比较赞同后者的观点，理由如下：第一，虽然强制要约、强制承诺并未在我国合同法中明文规定，但是在现实中依据合同正义原则而对合同自由原则加以限制, 应是合同法分则中各具体合同订立时的应有之意。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