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镇明英宗前后在位二十二年，两次登临大位。

他在位之日明帝国正从繁荣走向衰落，成为明朝历史上由强而弱的转折点。

第一节“委政阁臣”，纲纪未弛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

关于他的亲生母亲，史家们向来说法不同。

有人说是宣宗贵妃孙氏（即孝恭皇后）所出；也有人说孙氏“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明史·孝恭皇后传》则认为：“英宗生母，人卒无知之者。

”由于皇后胡氏多病无子，明宣宗宠爱贵妃孙氏，更宠爱这个小孩。

他出生不久，于宣德三年（1428）二月初三日赐名祁镇，又赐玺书。

三天后，二月初六日册立为皇太子。

在明代皇太子正位东宫的年龄中，他是最小的一个。

朱祁镇正位东宫刚刚过二十多天，同年三月初一日明宣宗即下诏废皇后胡氏，改立贵妃孙氏为皇后。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明宣宗逝世，遗诏命皇太子继位。

是月初十日，朱祁镇第一次登上皇位。

改元正统。

初登皇位时才九岁，实际年龄为七周岁又两个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皇帝。

小皇帝即位之日，上距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已整整六十七个年头。

洪武、永乐二朝的繁荣强盛、声威远播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尔后洪熙、宣德两朝相继嗣位守业，虽号称“仁宣致治”，或云“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究其实，已是弊病滋生，危机四伏。

进入正统朝，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不少问题陆续发生。

从表象看，似乎是明英宗一手造成的，而实质上是前几朝留下的后遗症。

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明朝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

英宗年幼即位，遵照宣宗的遗诏，凡是朝廷大政奏请太皇太后张氏（明仁宗诚孝皇后）而后行。

张氏，永乐二年（1404）封为皇太子妃，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经验丰富，而且深识大体，严于律己，不许其族人干预国事，对他们的任用亦严加限制。

宣宗逝世时，诸大臣以新主年幼，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张氏以“不能破坏祖宗成法”坚决拒绝，而命令诸大臣齐心协力，认真辅导皇上向学勤政。

她又特令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五位大臣入朝。

当面对英宗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

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

”英宗当即应声受命①。

这五人，都是几朝元老，是当时最有威望的文武大臣。

太皇太后张氏持天下之正，推心任能，“委政阁臣”。

这在当时主幼无知的特殊情况下，是一项及时而又必要的决策。

经济是基础。

要管好国家，首先必须抓好经济，重视国计民生，尽力开源节流，减少百姓负担，以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英宗即位后很快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宣德十年二月，命罢诸司冗费，节省朝廷开支。

三月，释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罢山陵夫役一万七千人，又放库役二千六百四十余人；减行在光禄寺料米粟九万二千余石，他物减少不等，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一方面减少了国家的经济负担。

正统元年（1436）正月，杨士奇等上疏：“国家岁用粮储浩大，皆仰给江南军民转运，不胜劳苦。

况河道偶有阻窒，则粮饷不充，实非终久之策。

计今在京官军数多，除操练造作应用之外，余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闲田屯种。

倘遇丰年，必有蓄积，可省南方转运之费。

”英宗以为有理，很是重视，立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即诏发禁军三万到京畿地区屯田①。

至此，明英宗即位一年来，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开局还算顺利。

但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无疑是学习治国的基本知识。

太皇太后也很懂得对英宗进行启迪教育的重要性。

杨士奇等人先是上疏请开经筵，请皇上读书学习。

而后又进言：皇帝的学习，其事体与皇太子、亲王不同。

请先命礼部、翰林院详定讲筵礼仪。

并请慎择“学议平正，言行端谨，老成达大体者”为讲官。

二月二十日，行在礼部遵旨进呈经筵礼仪。

太师英国公张辅知经筵事，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同知经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侍讲学士陈循，侍读苗衷，侍讲高穀，修撰马愉、曹鼐兼经筵官，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讲。

明代的“经筵定仪注自此始”。

经筵官任命以后，按照规定的时间，三月初九日开始第一次御经筵。

此后，遂以为常。

经筵每月举行三次，故又称“经筵月讲”。

月讲之外，还有日讲。

月讲和日讲的内容、方式、程序，基本相同。

一般都是先讲《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等经传，然后再读史书。

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经筵月讲每月只三日；日讲则不拘日期，礼仪也比较简单。

这一时期，还在一些方面进行立法定制。

在学校教育方面，开始设立提学道，专门督责学校。

明代学校之盛，为“唐、宋以来所不及”，南北两京设有国子监（国学、太学），地方有府州县学，王所有武学。

后因管理不力，教学质量下降，问题急待解决。

正统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南京户部尚书黄福奏言：近来生员学艺疏浅，宜令布、按二司遍历考试，庶得真才。

英宗纳其言，下诏曰：“南北两京及十三布政司皆设提学道，专理学校事，按臣不得侵越。

南北两京以御史为提学官；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副使或佥事为之。

著为令。

”是为明代设立提督学政之始。

提学官的设立对于加强学校管理，提高教学质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赋税制度方面，始定田赋折银解入北京内承运库。

明代田赋以银代输，始于洪武，称为“折色”。

当时所折之银俱送南京。

正统元年八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疏曰：北京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

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

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

江西巡抚赵新、南京户部尚书黄福，亦以为言。

英宗问行在户部尚书胡■，胡■对曰：税粮（田赋）折银征收，民以为便。

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

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一百余万两，不送南京，一律解北京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

自起运、兑军之外，皆粮四石折银一两，解入北京，以为永例①。

东南税粮除起运、兑军之外，折银征收者全部解入北京朝廷内府，目的是为了保障皇室的高额消费，这个制度的出现，反映了皇室对岁供不足的担心，所以才强制作出这个规定。

但它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减轻税粮转运之苦，有利于保证农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同时扩大了折色份额，扩大了货币流通，有利于繁荣商品经济。

此外，九月十一日，又派刑部侍郎何文渊、行在户部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与言，前去督理两淮、长芦、浙江盐课，并命内官同往。

明代钦差巡盐之制，亦自此时开始。

①夏燮：《明通鉴》卷二二。

①参《明史》卷七八《食货二》、卷七九《食货三》。

总之，就全局而言，这一阶段由于有太皇太后的掌舵，张辅和“三杨”等五大臣的合力辅政，由于宦官“王振尚未横”，各级政权机构的运作还比较有章法，全国各地的秩序也相对稳定。

《明史·英宗纪》称：“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

大臣如三杨、胡■、张辅，皆累朝勋旧，受遗辅政，纲纪未弛。

”这主要是指其即位迄正统二年这段时间，此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第二节朝政渐乱，宦寺擅权正统二年（1437）以后，随着太皇太后张氏和杨士奇等人年老多病，宦官势力的膨胀，加上边境日益多事，纲纪遂日趋紊乱。

先是，明英宗命宦官王振掌司礼监。

这是导致正统朝纲纪紊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明代宦官组织，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

司礼监，为二十四衙门的首席衙门、一切宦官组织的首脑部、明代全国特务机构最高指挥机关。

它不仅可以直接控制内廷、“东厂”，而且可以左右外廷府院阁部，以及“锦衣卫”。

宦官是皇帝制度的必然产物，宦官组织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明太祖在世时，虽然从洪武八年（1375）起，曾先后派宦官参与某些经济（如茶马贸易、覆核关税等）、军事（如阅视军队等）活动，但他鉴于历代宦寺为祸之教训，一直严格限制宦官的人数、职衔、品级、冠服，禁止各部门与宦官公文往来，并特铸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三尺大铁牌，置立于宫门，警告内官们时加注意。

建文帝嗣位，对宦官的约束益为严厉。

可是到了明成祖即位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大变化，御宦寺之禁近乎全面放开。

“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①。

及明宣宗即位，又专设“内书堂”，命教官教习宦者，使之通晓文墨，且遂为定制。

进入正统朝，宦官的势力进一步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

明代宦官还操纵大臣任免、参与司法、提督盐课、总督京营、充总兵官；有正式监军职衔；宦官世袭，及其弟侄封爵、荫官等等，都是从明英宗时代开始的。

王振占据司礼监之后，权势大得很。

不少文武大臣都惧怕他，畏祸者争附之，阿谀奉承，贿赂财物，有人还对他自称“孝孙”②。

公侯勋戚至呼他为“翁父”，连明英宗都不叫他的名字，而呼其为“先生”。

于是王振气焰也就渐渐嚣张起来，胆子越来越大，行为益为放肆。

正统元年，杨士奇年七十二，杨荣六十六，杨溥六十五。

“时王振用事，一日，语杨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

’”①公开以年老威逼他们去位。

其时，王振为使朝臣全都慑于他的淫威，甚至常常引导明英宗用重典治臣下。

那些好事的言官们亦纷纷争承王振的旨意，不断利用大臣们的某些过失，上疏大肆攻击，自公、侯、驸马、伯以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弹劾的，直至枷刑、下狱、谪戍等等，殆无虚日。

正统二年（1437）正月，由于王振得意忘形，对内阁大臣商议的大政，“辄施可否”，随意取舍，违背了太皇太后张氏还政内阁的命令，张氏怒极，欲诛王振。

因明英宗跪地求情，诸大臣亦请予免死，才饶了他一命。

自此，王振表面上稍敛戢，而骨子里并没有改变。

五月，以边防寇犯不止，朝廷命兵部尚书王骥经理甘肃军务，刑部尚书魏源经理大同。

九月，命将镇守独石。

内部环境和外部形势逐步紧张起来。

①《明史》卷三○四《宦官传》。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周文襄》。

①《明史》卷一四八《马愉传》。

正统三年（1438）三月，京师多次发生地震，陕西大饥。

六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起兵叛乱。

明英宗命军出征，屡战而不能平息。

翌年三月，明英宗命增兵赴援，调湖广官军三万余人、贵州一万人、四川八千人入滇，合力进剿，结果还是师出无功。

五月，复命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充总兵官，率军进讨思任发。

从此开始，连兵十载，增兵加饷，先后征发夫役近五十万，云、贵两省将士多亡，卫所空虚，田园荒芜，民困至极，“西南骚动”。

西南反叛未平，北方边患又起。

同年，蒙古瓦剌也先嗣父位，称太师，北方各部皆归其所有，于是“其势益横，边境自此多事矣”①，从而构成了对明皇朝的严重威胁。

从正统五年（1440）开始，由于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相继离世，明英宗渐渐亲近宦寺，王振遂跋扈不可制，朝局也为之大变。

正统五年七月，杨荣在还朝途中病逝。

杨士奇等年老不能视事，充位而已。

正统六年正月，因王振欲逞己威，不顾朝廷罢兵之议，力主用兵，明英宗命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宦官曹吉祥监军，调集各路兵马十五万，大举进兵麓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