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心性学看人文精神丁怀超（时代出版传媒公司合肥 230071）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迅速世俗化和商业化，人们在80年代对于思想和文化的热情急剧降温，而对于金钱和物欲的追逐，成了几乎所有生活活动的动力。

纯粹高雅的文学和艺术不再能够打动人，哲学、美学和历史，人们更是弃之如弊履。

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几乎成为人们的全部精神信条。

人文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

这可以看作当代社会的价值的殒落，或者说是精神的危机。

有学者称之为“人文精神的危机”，主张为了社会的健康进步，要再次强调人文精神的价值，重建中国人文精神。

这种关于人文精神重建的呼唤，固然不同于坚守儒门的唐君毅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发出的同样的声音，但也引发我们了对于儒学心性学的关注和思考。

如果说，“诠释学是关于文本理解、自我理解和自我塑造”的学问（潘德荣语），那么也可以说，心性学是我们的先人关于自身理解和自我塑造的学问。

儒家的心性学是在与道家和中国佛学的相互激荡中形成、发展起来的。

道家的心性学以老庄为代表，讲究无为、逍遥、心斋、坐忘、朝彻、见独，以超越日常生活，走向诗意的栖居为指归；中国佛学的心性学亦即佛性论，则主张以空为指，以善为归，通过自我的修炼，摆脱尘世间的烦恼，走进深山和来世。

儒家的心性学汲取了佛道两家的资源，又经数代学者加以整合、守正、出新，形成了一种较为成熟的学说理论。

它包括许多理论内容，广泛涉及天人、心性、性命、性情、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已发未发、天理人欲、良知呈现、本体工夫等复杂问题。

儒家心性学内容非常丰富，强调的就是人应该挺立于天地之间，通过读书明道和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自我确立，自我把握，自我修炼，自我成长，实现安身立命，乐天知命，走向成圣成贤，顶天立地。

我们这里关于儒学家心性学的介绍，当然并不是全面的介绍，而且介绍的立足点在于突出其合理因素。

从儒家心性学的几个重要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它对于我们的人文精神重建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强调生命本体与世界本体的统一，这是儒家心性学的突出特征。

在儒家看来，人作为天地万物之灵，人的生命在世界上最为宝贵。

而人的精神价值则是儒学强调的核心价值，道德的理性和道德的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特征。

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很少讨论世界本体之类的问题；但是，他断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主张人自身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超越。

孟子强调“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认为离开了人的心灵去讨论世界本体，没有什么意义。

人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向善的因素（所谓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四端”），人生何以实现善的德性？则是个人后天自我努力的结果。

而只有真正体认了内在生命的仁心和创造性，人才能完成安身立命的理想，实现生命自身的意义。

在宋明新儒家看来，世界的本体与人生的本体密不可分。

程颢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同上书卷一八）“仁”与“理”都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天地的生生之德便是所谓的“仁”。

王阳明也曾经明确提出：“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

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

岂惟草木瓦石为然。

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

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是一体。

”（《传习录》下）宋明新儒学可以粗分为气、理、性、心四个系统。

“气本论”者强调太虚之气，“理本论”者强调天地之理，“性本论”者强调天地与人生之性，“心本论”者强调人类之心。

无论他们对于本体的强调如何千差万别，却都是联系着人生讨论世界本体问题，都是主张通过学术的研究和精神的修炼，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所谓“为天地立心”，就是确立与人生密切相关的世界本体；“为生民立命”，就是强调人生的道德理性和道德自觉；为往圣继绝学，则是强调自觉继承先秦儒学的道统意识；为万世开太平，更是儒家为社会和人生创造美好未来的历史使命感。

张载的“四句诀”，为后代儒家所认同，真正把人生的生命本体与天地本体统一了起来。

儒家的理论思想气象高远，精神博大精深，境界引人入胜。

儒家心性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的生命力所在。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民族国家、政党政治、公民社会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和现实，我们很难设想儒家还能够继续成为治理社会、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儒学治世的思想已经无法再予以实施。

但是，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我们却仍然能够自觉地把儒学的心性学作为人生修养的指南，走上内圣的道路。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仍然是儒家心性学的活动舞台。

今天，我们要重建人文精神，就必须进一步考虑本体论的重建。

我们所需要的本体，不是脱离了人和人的生活的理论假设，而是与人的生活密不可分的本体；我们所需要的本体论，是与民族文化遗产血肉相连的哲学本体论。

重视人的精神价值，这是儒家心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心性是什么？心在儒家那里有着思维的器官、道德的主宰和精神的本体三重含义；性在儒家那里既指事物的本性，又指人类的属性。

儒家重视人的心性修养，事实上也就是重视人的精神价值。

《论语》中所褒扬的“孔颜乐处”，记载了孔子对于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的赞叹。

这里所赞叹的是对于精神价值的推重，是对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主张人要超越对于功名富贵的庸俗计较和追求，而去追求那高远淡泊的精神境界和安身立命的道德情操。

孟子强调“人与禽兽相异者几希”，认为正是人的精神价值使得人不同于动物。

理学大家朱熹，突出的强调人的心性的价值和意义。

他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

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以出者也。

人有是心，莫非全体。

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

”（《四书集注》）朱熹还主张“心统性情”，强调主体精神的统领作用。

他说：“仁义礼智，性也，体也；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情也，用也。

统情情该体用者，心也。

”（《朱文公文集》卷五六）“性以理言，情乃发动处，心即管摄性情者也。

”（《朱子语类》卷五）宋明新儒学极为重视对于心性修养这种精神价值的追求，无论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邵雍，还是胡宏、朱熹、陆九渊、陈献章、王守仁、刘宗周，他们都是重视人生的精神价值的典范，都是体验“孔颜乐处”的力行者。

我们可以说，除了晚明时期由于王学的泛滥所流行的假道学，造成“满街都是圣人”之外，宋明新儒学对于精神价值的重视，是真诚无欺的。

儒学家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人生的实践中，都把道德价值看得高于财富和权势，主张人要有追求圣贤的精神。

这种具有神圣感的精神追求，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内圣精神，它构成儒学心性学最基本的特征。

我们知道，人之所以为人，他的精神价值是突出的，以马斯洛为代表的现代存在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生对于真、善、美等价值的精神追求，远远超过对于感官欲望的满足的享受。

在保障其生命存在的前提下，应该把人的精神价值提到更高的位置。

生为一个人，我们不仅应该感到荣幸，值得骄傲，而且应该感到责任重大，志存高远。

我们不能因为要发展经济、要办好企业，就可以不尊重人，不关心人的精神和心灵。

安顿好人的精神和心灵，是保障人的生活质量和保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条件，是促使人成长为真正的人、纯粹的人的重要条件。

无神论者虽然不相信宗教主张的神灵崇拜，但是，也同样应该重视众生之心灵的安顿，强调对于人类精神价值的尊重。

认定本体与工夫的统一，这是儒家心性学的突出特征。

从孔子开始，就强调“为仁由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每个人自我的努力才是境界提升的根据；孟子主张“尽心知性知天”，更是把“尽心”提到自我升华最后根据的高度。

儒家所追求的本体，不是虚无缥缈的精神信仰，而是与人伦日用密切关联的理想的精神信念。

这种立足于现实所确立的生命本体，需要通过人生的道德实践工夫才能体认到。

儒家心性学所说的本体，指与世界本体相统一的生命本体，指一种高尚的精神信念；而工夫则是指人为了达到和体认最高本体所要经历的实践的过程。

朱熹强调“格物穷理”、“主敬涵养”，就是倡导通过工夫体认本体。

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致良知”，他的所谓“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尽管人们对于这四句话有不同的理解，但是都必须承认，四句教的核心思想就是主张本体与工夫的统一。

王阳明自己就认为，只有本体与工夫“打并为一”，才算理解了他的“四句宗旨”。

王阳明所理解的本体，正是他所强调的“良知”，而他所谓“良知呈现”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心性修养的工夫。

宋明新儒学的殿军刘宗周，不仅重视对“诚意”之“独体”的坚守，尤其重视“慎独”，重视通过人生的实践去证道，用一生的生活实践去追求和体证生命的本体。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

强调本体与工夫的统一，这是儒家心性学重要的精神财富和宝贵遗产。

儒家心性学，不是要人们去信仰脱离现实生活之外的神圣精神本体，而是主张：现实的人、平凡的人，通过生活实践和内在修炼，把握生命本体，这是人实现安身立命，乐天知命，进而成圣成贤、顶天立地的根本途径，也是做人的根本道理。

这也被现代新儒家称作对于现实生活的“内在的超越”，它事实上是人的实践理性精神。

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尤其思想建设，对于人的精神信仰和自我修养重视不够。

我们不是要预先悬搁一个没有任何现实性的精神信仰，而应该通过思想的启发，倡导一种真正符合现实品格的人格理想，提倡人的精神修养和价值的自我实现。

而人生也只有脚踏实地，知行统一，以身证道，以行体道，才能够落实所谓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我们只有在实际的生活实践中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精神价值和重视生命境界的提升，也才能推进人文精神的重建。

主张抑制人的不当欲望，这是儒家心性学的再一个特点。

孔子主张“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不逾矩”就含有抑制不恰当的欲望的意味。

《礼记?乐记》中，就把理和欲相对待，并且说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但是，那里并没有把人性和人欲对立起来看待，而是主张节制欲望，体证天理。

宋明新儒家从周敦颐开始，就把处理好理和欲的关系看作人性修养的重要内容。

张载提出，天理出于自然，人欲出于人为，只有顺性命之理，才能的性命之正。

二程之后，除了胡宏，几乎无不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按照朱熹的经典说法：“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朱子语类》卷十二）自此以后，几乎成为理学人生论的宗旨。

但是，宋明新儒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论，并不简单的就是清代思想家戴震所误解的“以理杀人”，而主要是把人的过度的欲望看作与人性的正当性相悖的东西，主张对超出人性正常需求的欲望加以节制，以使得人真正按照人的规定性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