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生理机制研究的外周与中枢神经系统整合模型摘要阐明人类情绪的生理机制是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以往研究倾向于分别考察情绪的外周反应模式和脑机制。

近年来，随着情绪电生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许多研究者从外周与中枢神经系统相互作用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解释情绪生理机制的整合模型。

其中，以情绪环路模型和神经内脏整合模型为典型代表。

前者强调由外周到中枢的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试图说明情绪经验形成的机制；后者则采取由中枢到外周的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

试图阐明情绪调控的机制。

今后的研究有必要借鉴这两个模型，并结合近期有关情绪信息加工神经机制的新成果，以便构建能够更为全面解释人类情绪的生理模型。

j*wl, 百拇医药关键词人类情绪；生理机制；情绪环路模型；神经内脏整合模型 1引言美国心理学的奠基人James(1894)开创了情绪生理机制研究的先河。

他认为，人们的情绪体验来源于机体的外周生理反应，提示不同性质的情绪经验可能会伴随特异性的外周生理活动(Davidson，Jackson，&Kalin，2000)。

采用心率、指温和血压等生理指标的研究显示，人类的一些基本情绪(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和厌恶等)伴随着特定的外周生理改变(Ekman et a1.，1983；Sinha et a1.，1992)。

近期采用心率变异性(hcartrate variability，HRV)等指标的研究也表明，不同的基本情绪存在特异的自主神经活动模式(李建平，张平，代景华，2006；Rainville，Bechara，Naqvi，＆Damasio，2006)。

这些证据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James的观点。

然而，美国生理学家Cannon(1931)则认为，真正决定情绪性质的是中枢脑区。

近期的神经功能成像研究显示，在体验不同情绪期间皮层与皮层下脑区往往伴有特异性的激活或失活，提示不同性质的情绪感受可能具有特定的中枢回路(Britton et a1.，2006；Damasio，Grabowski，＆Bechara，2000；George et a1.，1995；Paradiso et a1.，1997)。

研究者(Damasio et a1.，2000)推测，不同脑区活动的特异性改变表明它们在情绪加工中可能具有不同的作用，所有这些神经结构的活动模式可能构成了一个有关机体内部状态的多维度活动图，这可能是人们情绪意识状态产生的生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人类的一些基本情绪伴随着特异性的外周自主改变，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源自外周的自主反应就一定是情绪体验的唯一或主要来源，它们之间的因果关联还亟待探明：虽然成像研究显示一些脑区参与了情绪活动，但它们在决定情绪经验方面的功能意义还需阐明。

近年来，随着情绪电生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许多研究者开始尝试从整合的角度把情绪的外周反应与脑活动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系统化、层次化的情绪生理整合模型。

其中，情绪环路模型(emotion circuit model)fBechara，2004；Bechara&Damasio，2005；Damasio，1994，1998；Rudrauf et a1.，2009)和神经内脏整合模型(neurovisceral integration model)(Hagemann，Waldstein，&Thayer，2003；Lane，Reiman，&Thayer，2000；Thayer&Lane，2000，2007，2009；Thayer&Ruiz-Padial，2002，2006)就是典型代表。

前者强调由外周至中枢的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试图解释情绪经验形成的机制；后者则采取由中枢至外周的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以说明情绪调节的神经过程。

这两个整合模型从外周与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整合的角度，为系统考察情绪生理机制提供了基本框架。

今后的研究有必要借鉴这两个模型，并结合近期有关情绪信息加工神经机制的新成果，以构建一个可以更为全面解释情绪机制的生理模型。

2 情绪环路模型一般认为，情绪刺激引起的主观感受是人们情绪反应的主要成分，情绪与情绪感受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Alexandrov&Sams，2005)。

然而，Damasio(1994，1998)假设，人们的情绪感受主要由情绪与感知结合而成，这两种心理成分分别由不同的神经回路负责。

因此，情绪是情绪感受的独立成分，是由特定对象或情景触发的躯体反应和中枢活动变化的集合。

这种变化可以分为内脏活动、腺体反应和骨骼肌运动。

前两者一般无法被直接觉知，主要由下丘脑与脑干的一些核团调节和控制；后者可以进入意识范畴，主要由纹状体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PAG)负责。

据此，Damasio(1998)，Bechara(2004)，Bechara等人(2005)和Rudrauf等人(2009)提出了情绪环路模型，认为情绪感受主要基于内脏、腺体和骨骼肌等的身体反应在脑干、岛叶和躯体感觉皮层等脑区的映射和表征，它们最终在腹内侧前额皮层、扣带回皮层、杏仁核和下丘脑等脑区的参与下，形成情绪感受的主要方面。

根据是否包括躯体状态，可以将这种加工情绪的神经环路分为身体环路(body loop)(见图1)和似身体环路(as if body loop)(见图2)(Bechara et a1.，2005)。

在身体环路中，腹内侧前额皮层和杏仁核能够将刺激物的情绪信息通过脑干的传出结构传至躯体，引起内脏、腺体和骨骼肌等躯体状态的变化。

接着，这些躯体信号可以映射到岛叶、躯体感觉皮层等脑区，由此产生了人们的情绪感受。

但是，似身体环路主要依靠个体过去的经验或情景想象等心理表征，由此触发中枢脑区的躯体状态表征的激活，即在躯体状态实际上并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产生了相应的情绪感受。

与身体环路相比，这种神经机制并不涉及实际的躯体状态，岛叶和躯体感觉皮层接收的信息直接来自腹内侧前额皮层和杏仁核等脑区。

上述观点得到了相关研究证据的支持。

例如，Bechara(2004)发现，内脏、腺体和骨骼肌等躯体状态的变化可以通过脊髓、迷走神经和神经内分泌等通路反馈到中枢，从而影响个体的主观感受和决策行为，其中迷走神经是主要通路。

一项采用脑磁图(MEG)的研究也发现，情绪图片刺激出现后的500ms内就可以诱发心率改变，几乎同时也会引起躯体感觉皮层的激活，提示情绪活动中来自躯体的传入信息可以在很短时间内传至感觉皮层，参与对情绪感受的加工(Rudrauf et a1.，2009)。

另外，Vianna，Naqvi，Bechara和Tranel(2009)让被试进行不同基本情绪(快乐、恐惧、厌恶、悲伤和愤怒)的自传体回忆任务，同时记录皮(刘飞蔡厚德) 电反应和胃动血流图(electrogastrogram)，以检查交感神经系统和胃肠系统的活动状态。

结果表明，交感系统和胃肠系统的活动水平与被试对情绪唤醒度的评价呈正相关，提示不同性质的情绪感受可能伴随相应的身体状态变化。

有趣的是，交感神经的活动水平与被试对情绪事件回忆的生动性水平不相关，胃肠系统的活动水平则与之呈负相关，即胃肠活动水平较高时，自传体回忆的生动性水平较低；胃肠活动水平较低时，自传体回忆的生动性水平较高。

研究者指出，生动性水平反映了中枢神经系统在情绪感受产生时的激活水平。

据此，他们推测，交感神经系统与胃肠系统所代表的躯体信号在中枢神经系统高度参与情绪活动时可能对情绪感受的产生不太起作用：而在中枢神经系统激活水平较低时，躯体信号可能对情绪感受的作用较大。

这提示，人们在经验或再经验情绪感受时，“身体环路”与“似身体环路”可能存在着分离。

3 神经内脏整合模型与情绪环路模型不同，神经内脏整合模型强调情绪反应的适应性功能，认为情绪是个体应对复杂环境事件所做的反应，可以为目标定向行为准备充分的能源，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需求(Hagemann,et a1.，2003；Thayer et a1.，2007)。

据此，Thayer等人(2000，2009)假设，人类复杂情绪反应的神经基础主要依赖中枢自主网络(centralautonomic network，CAN)，因为它可以调控适应性的内脏活动、神经内分泌和行为反应。

CAN主要包括眶额皮层、腹内侧前额皮层、扣带回皮层、岛叶、杏仁核中央核、下丘脑、导水管周围灰质、臂旁核、孤束核(NTS)、疑核、延髓腹外侧区、延髓腹内侧区和延髓被盖区(medullary tegmentalfield)等脑区(见图3)，它们相互间连接成一个动态活动的系统，通过整合情绪刺激的中枢活动和自主反应，以保证机体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Hagemann et a1.，2003)。

可以看出，尽管CAN与前述的情绪环路在脑区结构上存在重叠，都涉及与情绪活动有关的皮层与皮层下结构，但情绪环路只包含了一个“中枢一外周一中枢”的环状回路重视外周躯体状态在决定情绪感受中的作用，而CAN则强调情绪活动中皮层与皮层下中枢所组成的多层次神经网络对外周自主神经功能(心率)的调控机制，更为关注情绪的环境适应性功能。

神经内脏整合模型认为，个体在安静状态下前额皮层对皮层下脑区和自主反应施加抑制性影响。

当个体面临威胁性情绪刺激时，前额叶的活动水平降低，使得皮层下交感兴奋环路(sympathoexcitatory circuits)所受的抑制逐渐解除引起交感活动增强和副交感(迷走)活动减弱，从而出现有利于个体战斗，逃跑(fight-flight)行为的腺体和内脏反应。

一般情况下，机体的能源供应在自主神经系统的调节下会保持正常的动态平衡。

然而，当能源需求持续超出了个体可以承受的范围时，就会产生交感过度增强而副交感过度减弱的自主失衡现象，引发个体的焦虑和抑郁等复合情绪。

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主要来自神经生化和功能成像研究。

前者发现，抑制效应主要通过孤束核的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神经元实现(Thayer et a1.，2006)。

GABA 是抑制性神经递质，如果将其通路阻断，会导致高血压和窦性心动过速等自主失衡反应。

人类的功能成像研究表明，心率变异性的高频(HF)指标的水平降低程度与眶额皮层、腹内侧前额皮层和前扣带回皮层等脑区的活动减弱程度呈正相关，提示副交感(迷走)神经张力的波动变化受中枢脑区，特别是前额皮层的抑制性调控(Gianaros，Van DerVeen，&Jennings，2004；Lane，McRae，Reiman，Ahem，&Thayer，2007；Lane，Weidenbacher，Fort，Thayer，&Allen，2008；Nugent，Bain，Thayer，&Drevets，2007；Nugent，Bain，Sollers，Thayer，&Drevet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