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作者】翟清福/耿清珩1954年8、9两月，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第6、7、8三期连载余英时先生的《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以下简称《互校记》）。
作者武断地肯定《十批判书》（以下简称《十批》）大量抄袭《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
据说发表时该刊主编“觉得这正是可以为《人生》增添热闹的题材”，而这也是作者求之不得的。
余英时在文章中说，他对《十批》和《系年》的互校说明了郭沫若“是一个完全没有学术诚实的人。
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态度了”。
由于当时大陆处在与外隔绝的状态，余英时这篇文章在当时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反应，这使作者颇为失望。
事隔三十七年之后，郭沫若先生与钱穆先生已先后作古。
余英时对于自己的文章没有引起轰动效应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在1991年纪念钱穆的集子《犹记风吹水上鳞》中收入了该文，只是删去了原标题，以副标题为题，“大体上是把过分轻佻刻薄的语句删除了。
整体的内容，甚至风格，则一仍旧贯”。
1992年余英时在香港《明报月刊》十月号上发表《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再次提起这桩公案，称郭沫若犯了“严重的抄袭罪”。
1994年，余英时将《互校记》收入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钱穆和中国文化》一书。
经过余英时一而再，再而三的宣传，加上他的名气已今非昔比，果然引起了一些人的鼓噪。
就大陆而言，先是上海一家颇有影响的大报在《读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安迪”、题为《一段公案》的短文；接着，《博览群书》1995年第12期发表了一篇署名“丁东”、题为《学术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文章。
这两位作者没做任何调查研究，居然跟余英时鹦鹉学舌，诬称郭沫若抄袭。
这自然是余英时期望引起的效应。
余英时标榜他的《互校记》是采用校勘的方法，“排比联络，一以贯之”，“以诸篇之抄袭证成一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这确实具有较大的迷惑性。
没有读过《先秦诸子系年》和《十批判书》的读者固然容易上当受骗，即使是读过这两本书而且对先秦思想史略有了解的读者，因为没有对两书做过校勘，也难免半信半疑。
郭沫若的学识和学术道德在有些人的脑海中似乎也要打上问号了。
我们对先秦思想史虽然有些兴趣，但并没有专门研究。
当听说余英时有这样一篇文章后，觉得这真是一桩重要的学术公案，便借了《互校记》来拜读。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和台港地区以及国外的学术交流有了很大发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我们希望从余英时的文章中能够有所获益。
但是读完《互校记》之后，觉得作者不但使用了一些通常学术批评不应该使用的恶毒的词句，而且口气傲慢武断，实在难以服人。
为此，我们不惮其烦，把《互校记》和《十批判书》、《先秦诸子系年》的有关材料也互校了一番。
结果发现，《互校记》对《十批》的攻击根本不能成立，其手法完全背离正常的学术批评准则。
余英时在文中对郭沫若的肆意斥责和嘲讽，完全出之于他对郭沫若的偏见。
应该指出，《系年》和《十批》本来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部论著，这是余英时也承认的。
《系年》主要考证诸子生平活动和著书的年代，对于诸子思想内容基本上未作论述和分析。
《十批》着重分析诸子思想的内容、倾向及其社会背景，对其生平活动虽也有所论及，但并不是重点。
在我们这篇文章中，不准备讨论《十批》和《系年》内容的区别，也不涉及彼此历史观的不同，只是就余英时《互校记》中罗列的《十批》抄袭《系年》的证据略加爬梳和辨析。
《互校记》所列凡十二条，几乎涉及所有先秦诸子。
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能就几个主要问题加以论列。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根据其日记排列了他研究先秦诸子和撰写各篇文章的日期。
时间起于1943年7月3日，止于1945年2月18日。
这期间，1943年9月7日在杜国庠处看到书架上有一部钱穆著的《先秦诸子系年》，便借回家去翻阅。
这是余英时认为《十批》抄袭《系年》的重要证据。
上述时间表说明，郭沫若在撰写《十批》的过程中，确实参阅过《系年》。
这一点，是应该先向读者交代的。
一、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互校记》说：“关于吕不韦与始皇的关系，钱先生有特别的考证，他否定了始皇为不韦子之说，否定了不韦荐嫪毐替己之说，同时还指出了不韦与始皇之间可能有政治上之冲突。
郭沫若便抄袭了这些见解而大作其翻案文章。
”又说：“这一节乃是《十批判书》中最严重的抄袭。
一般典籍如《史记》、《战国策》之类，为大家所常用，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其是抄袭。
但论断则不然。
更明显的是《系年》援引汤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两说，而郭氏也恰恰同引此两书，这便不是‘巧合’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先讲史料征引。
《系年》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嫪毐三人关系，所引史料二十余条；《十批》所引文献也近二十条，另引铜器铭文为证。
两书引用史料相同的有《史记》、《吕氏春秋》和《战国策》中的有关史料。
这些大概可归入《互校记》所说“一般典籍”类。
问题在于《史稗》和《读书后记》。
余英时说，这两书郭沫若抗战时期在重庆是“绝难看到的东西。
”（《互校记》首次发表时语）言下之意，这正是《十批》抄袭《系年》最过硬的证据。
我们开始也认为，郭沫若这两条材料有可能是从《系年》转引的。
但是经过查对，却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系年》所引王世贞的书名乃《读书后辨》，并非余英时所说的《读书后记》。
余英时把《读书后辨》改为《读书后记》，是从《十批》抄来的。
实际上，王世贞的书名既不是《读书后辨》，也不是《读书后记》，而是《读书后》。
余英时不知道王世贞有《读书后》一书，可能觉得《系年》引作《读书后辨》不通，就想当然地跟着《十批》改为《读书后记》。
钱穆撰写《系年》时，是否看过王世贞《读书后》原书，我们开始不敢遽下结论，只觉得《系年》原版及增订版均作《读书后辨》，看来这个书名并不是手民误植，而是钱穆本人所定。
在查阅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之后，我们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钱穆不但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而且不知道王世贞这部书的书名。
《系年》有关秦始皇与吕、嫪关系的论述，大段引自《史记志疑》。
其所引用《史稗》和《读书后》的材料，也都见于《史记志疑》。
《史稗》和《读书后》是罕见书，而《史记志疑》则是一般学者较熟悉的常见书。
为什么钱穆会把《读书后》的书名引错呢？原来，《史记志疑》中有这样一段话：“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
由于钱穆并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就把《读书后辨》当作书名。
这段原来无标点符号的文字，在《系年》里引用时加上“说”字并使用了书名号，成了“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
郭沫若引用《志疑》的有关论述时，大概也不知道王世贞原书的书名是《读书后》，因而错改为《读书后记》。
余英时在撰写《互校记》时，本来只需查一查《史记志疑》和有关的工具书，就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最可笑的是，他不知道《读书后》的书名，跟着郭沫若改为《读书后记》，还硬说《十批》抄袭《系年》，这种随心所欲的“互校”，能说是“用力较勤，所得较实”吗？再说论断。
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这个传说不可靠，从汤聘尹的《史稗》和王世贞的《读书后》到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都已作过考证，《系年》和《十批》不过是在他们论说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申述而已。
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产生？汤聘尹认为是“战国好事者为之。
”王世贞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吕不韦故意编造，以求自己长保富贵；另一种是吕氏的门客泄愤，骂秦始皇是私生子，使天下人都知道秦比六国先亡。
《系年》对于这个问题并未加讨论。
倒是《十批》提出了另一种推测，认为这是西汉初年吕后称制时，吕氏之族如吕产、吕禄辈仿照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编造的。
请问余英时先生，这怎么能说是《十批》“无论在资料和论断上都全依《系年》”呢？关于吕不韦和嫪毐的关系，《系年》说：“当时秦廷与不韦之间有猜防冲突之情而为史籍所未详者。
始皇幸先发，因以牵连及于嫪毐之事。
不韦自杀，诸宾客或诛或逐。
”《十批》对于吕、嫪的关系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其内容与《系年》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一）《系年》认为吕不韦是“牵连及于嫪毐之事”，《十批》则认为吕不韦辅助秦始皇诛锄嫪毐。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嫪毐发动叛乱之后，始皇“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尽得毐等。
”《十批》说，“考秦只有左右二相国，于时吕不韦为相尚未废免，则昌文君应该就是文信侯的别号。
”此与《系年》观点完全相反。
（二）《系年》为了说明吕不韦“牵连及于嫪毐之事”，把“不韦自杀，诸宾客或诛或逐”与嫪毐被诛联系在一起。
《十批》指出吕不韦假使和嫪氏果真是同党，在嫪氏诛戮之后，秦始皇为什么对他还能那么容忍，仅仅免他的相？（三）嫪毐诛戮之后，太后被秦始皇迁于雍。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齐人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但语焉不详。
《十批》认为秦始皇把太后迎回之后，便出吕不韦就国，一年后又要吕不韦与其家属徙蜀；而在前充军的嫪氏舍人在吕不韦死后即由蜀被召回。
由此推论，茅焦对于吕、嫪二氏势力之一消一涨起着重要作用。
《说苑·正谏篇》有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的详细叙述，《十批》认为虽属小说家笔法，不可全信，但却可推测“茅焦所以解说于秦始皇的，一定是替太后与嫪氏洗刷，而对于吕氏加以中伤。
”《系年》对于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一事则完全略而不提。
从上述对照不难看出，关于吕不韦与嫪毐的关系，《十批》论述与《系年》多有不合。
余英时仅据《系年》与《十批》都引用了《战国策·魏策》的一段材料，就肯定《十批》是抄袭《系年》，这岂不是莫须有吗？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对立，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作了详尽的剖析。
《系年》除了提到《吕氏春秋》“抑秦与六国同例”和“讥秦政虽以武强伸于一时，犹不为民之所走”之外，可以说再别无涉及。
余英时承认“不韦与始皇为政敌此点为郭沫若之《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全文的精神所贯注之所在”，因为实在无法举出《十批》抄袭《系年》的材料，就只好用一句“毋须引证”来轻轻滑过。
最妙的是，余英时在强调“不韦与始皇为政敌”是钱穆的发明时说：“我们再看看钱先生的话吧：‘且不韦为秦相国，乃绝不称道秦政，……即观其维秦八年之称，已显无始皇地位’。
”按《吕氏春秋》“维秦八年”之称，前人多有辨析。
《系年》在援引清代学者的考证之后，认为姚文田之说“甚辨而核”，“不韦不以始皇纪元，乃统庄襄言之。
”郭沫若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考证，并且得出了不同的认识。
他举金文列国纪年之例，认为“维秦八年”就是秦始皇八年，“前人不明此例”，“或以为乃统庄襄王而言，都是削足就履之论。
”余英时不仅对郭沫若的考证避而不谈，而且不说明钱穆赞同姚文田的说法，用一句“我们再看看钱先生的话吧”，就把姚文田的考证归到他老师的名下了。
二、关于前期法家《互校记》说：“钱先生在《系年》中曾发现战国变法不始于商鞅，东方变法在先，西方继之于后，李悝、吴起早已为商君开路”，“钱先生认为‘至李吴商鞅，乃战国初期法家，尤不得与韩非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