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及其预防2009/5/16 非常感谢，根据市检察院的安排，今天由我来和大家探讨有关职务犯罪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了五大建设，以及国家预防腐败监督管理局的成立，以及《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反腐五年规划》）的出台，这些都足以表明目前我们国家对待职务犯罪的政策已经开始转型，从以往的单纯重打击到打击与预防并重这么一个格局，全面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当然，可能有的同志会问，既然现在这么重视预防，是不是就不用打击了呢，其实不然，相反打击的力度更大，从去年对一些大案要案的查处上就很能说明问题，你比如陈良宇、郑筱萸的案子。
尤其是郑筱萸的案子就更能说明问题，2008年5月29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郑筱萸受贿649万余元，一审判处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
郑也就成为继胡长清，成克杰之后第三位被判处极刑的省部级高官。
郑一审被判死刑可以说突乎了很多人的预料,因为郑有坦白的情节,认罪态度也教好,所有的脏款都已上缴，这也就打破了以往我们国家对省部级高官腐败案件“坦白、认罪、退赃”即可免死的这么一个惯例。
对郑筱萸判处死刑，我个人觉得除了郑筱萸他的社会危害性比较大之外，更重要的我觉得是高层向那些高官犯罪发出了紧急叫停的这么一个响亮的信号。
那么究竟什么是职务犯罪，职务犯罪有什么危害性，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预防职务犯罪，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所要共同探讨的四个问题。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及主要罪名关于职务犯罪，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对职务犯罪的认识也不尽一致。
一些国家称其为“公务员犯罪”，或者“白领犯罪”，专门指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员实施的与其职务相关的犯罪。
严格来讲职务犯罪并不是我国刑法所使用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既不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类罪名，也不是法定的具体罪名。
而是刑法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针对具有利用职务性这一类犯罪在法理上的概称或总称。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观点也是多种多样,从我国刑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规定，并结合《江西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来看，我们认为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滥用职权,实施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侵犯公民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的管理职能,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依照刑法规定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从目前我国《刑法》来看,涉及职务犯罪的内容主要有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第九章渎职罪以及第十章的军人违反职责罪。
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我就几个主要的罪名和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1、贪污罪（邹三水案）（318 “南海神话”林裕行案，原工行南海支行行长。
因贪污罪、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判死缓。
以收取贷款户“利息差”、“赞助费”的手段私设“小金库”，总额高达7080余万，其中林以各种名义先后数次拿走了318万。
）2、挪用公款罪（横峰建行胡永春案、铅山银监会姜会武案、上饶县建行胡瑜平，三个共同点：鄱阳人、辩护人都是余湘明、挪用手段基本一致，都是利用从其他行拆借来的资金，打到私人账户上，胡永春挪用了8353.7375万元，并有692.1万元未归还。
）3、受贿罪（广丰顾慧案）“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5、滥用职权罪（309中行温州分行烂尾楼事件，04年4月央视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谁来为中银烂尾楼埋单”。
3500万元的国家投资打了水漂。
该行行长叶征因受贿判13年，国有企业人员失职罪判3年零6个月，执行15年。
叶的失职有三：一是未按国家规定配备工程管理人员；二是未按国家规定委托监理公司；三是审批工程把关不严，超进度付款、提前付款和重复付款）6、玩忽职守罪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当前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特点应当看到，这几年经过金融系统纪检监察部门与各级检察机关通力协作，不断加大打击金融犯罪力度和认真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效地遏制了金融案件的高发势头。
总的来说，当前金融系统职务犯罪案件的总体走势出现“两个波浪式”：一方面，职务犯罪案件数呈波浪式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职务犯罪案件在金融案件中的所占比重又呈波浪式的上升趋势。
这表明，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下，金融系统的职务犯罪处于欲张又缩的状态，较之金融其他犯罪更具有顽固性，预防职务犯罪既是金融系统查处和防范违法犯罪的工作重点，也是任重道远的法制任务。
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前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１、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件居高不下。
在近几年立案查处的金融职务犯罪案件中，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件所占比重一直很大，反映了金融系统职务犯罪案犯掠夺钱财的贪婪性。
（横峰建行胡永春案、铅山银监会姜会武案、上饶县建行胡瑜平）２、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危害性严重。
随着涉案金额上百万、上千万案件增多，造成银行资金大量流失和被侵吞，不仅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影响和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
（林裕行案，工行南海支行行长，违法发放贷款9.14亿元、美金500万元，造成贷款全部无法收回的特大损失。
）3、单位负责人涉案比例上升，并向高级管理人员蔓延。
从近年情况看，呈现出上升并向处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蔓延的趋势，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
4、内外勾结合伙作案增多，导致串窝案发生。
随着金融内部管理制度的加强和改进，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作案方式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手段单一、一人一案一罪的情况转向以联手犯科、狼狈为奸的团伙特点，从而使内外串通勾结和内部合伙作案增多，导致一些串窝案的发生。
5、案犯年龄结构呈下降趋势，智能化作案倾向明显。
在原先普遍采取收储不入帐、偷支储户存款、冒用他人名义贷款等传统犯罪手法的基础上不断翻新，智能化作案倾向明显。
或利用新业务拓展、管理不到位等可乘之空隙，违规大额透支、非法载留、拆借资金将公款挪用等。
这些新的犯罪手法诡秘，隐蔽性强，不易被发现，增大了查处和防范工作的难度。
6、基层操作岗位发案率高，携款潜逃者增多。
金融系统的支行（公司）及分理处、储蓄所和农村信用社，是金融机构的基层单位，其中直接与资金货币打交道的操作岗位，往往是金融职务犯罪的诱因。
基层金融机构不仅发案率高，而且还常常发生携款潜逃案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和危害。
（294寇君宝案：中国银行塘沽分行临柜储蓄员，10个月贪污437万判死缓）三、诱发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金融业是从事和经营货币这一特殊商品的行业，容易诱发与金钱相关的职务犯罪。
从总的情况分析，金融系统职务犯罪与其他职务犯罪一样，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而获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违法犯罪活动。
它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是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诸多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
具体说来，既有其外部的条件影响，也有其内部的原因所致，是诸多因素和问题的综合作用之结果。
当前诱发金融系统职务犯罪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受消极腐败思想的侵蚀和影响，贪婪欲望膨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以及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也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价值目标。
在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也必然产生一种异化，这就是对利益特别是对不正当物质利益的追逐，随之而来的是拜金主义的价值观、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不切实际的消费观等各种消极腐败思想在侵蚀和影响着人们。
而在金融队伍中，有的本身政治、思想、文化素质就不高，缺乏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与社会上消极腐败思想一拍即合，同流合污。
随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滋长和膨胀，于是部分金融从业人员贪婪成性，不顾政策、法律的约束，公然把贪污、受贿、挪用、侵占公款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目标的直接手段，最终沦为人民的罪人。
（寇君宝案，找三陪女做情人，花3000元买1000朵玫瑰送给三陪女，一夜风流之后又送给三陪女1.2万元的钻戒）（295陈新案，原工行重庆九龙坡支行职员。
因贪污4000万，挪用368万，判死刑。
“我错在太放纵自己的欲望了”）2、执行规章制度不严，内部管理松驰。
与其他行业相比，金融系统的规章制度是比较健全和严密的。
从金融行业绝大多数的发案情况看，“十案九违规”，多与执行规章制度不严、内部管理松驰有直接关系。
（318林裕行案：工行南海支行的贷款审批权限是8000万。
而冯明昌却在一天之内从南海支行骗贷2.4亿。
而林严重违反审批制度，越权审批贷款，却并没有受到及时追究。
上级行对这一违规行为采取了默许态度，于是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
加之林的拉拢腐蚀，使上级行的某些关键人物，与其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成为“同一条船上的人”，共同规避制度、屏蔽监督，无疑助长了林的非法行为）3、制约机制不完善，对权力监督不力。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加快和金融业逐步迈向商业化的进程中，出现了金融经营体系和监管体制相对滞后的情况，从而使一些金融机构尤其是基层机构的业务监管不力，内控机制不健全，缺乏对职务犯罪的防范意识，忽视对某些权力的监督，造成整体控制上的失衡。
（295陈新案，工行重庆九龙坡支行职员。
因贪污4000万，挪用368万，判死刑。
“我错在太放纵自己的欲望了”，“921”科目大帐，聚集了支行各网点所有的资金，工行规定每年1月1日同时扎帐）4、在防范和查处上存有偏差，“两手抓”不够落实。
近几年来，经济发展较为迅速，从而也使金融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为适应这种状况并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一些金融机构的领导迫于客观形势和竞争的压力，思想上存在着重业务发展、轻内控管理的倾向，往往忙于抓业务指标，疏于道德风险防范，使得内部思想建设相对薄弱，防案意识淡化，“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