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目次一、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修改背景二、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三、关于借贷合同无效的认定规则四、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五、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执行的本息保护政策六、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基于保障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贯彻实施民法典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及12月先后两次对2015年9月起施行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作出修改，第二次修正后的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已于2021年1月1日与民法典同步施行。

本文结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两次修改的背景及条文变化情况，对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的相关问题作出介绍与阐释，以供在理解和适用中参考。

一、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修改背景民间借贷，泛指在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外自发形成的融资形式。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供需矛盾的有效解决方案，民间借贷在我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渊源。

一方面，民间借贷因具备形式灵活、手续简便、融资快捷等显而易见的优点而日趋活跃；另一方面，也因民间借贷天然具有的粗放、隐蔽、无序等特点，加上我国金融体制和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民间借贷相关问题引发大量纠纷进入法院，给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工作带来困扰。

民间借贷在我国并非一个立法层面的概念，长期以来，是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司法政策性文件，在司法实务层面上将借贷行为区分为金融借贷和民间借贷，适用不同的裁判规则和利率保护标准。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黄金借贷案件处理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借贷超过几分为高利贷的解答》中，最高人民法院就开始以司法解释对借贷及利息保护的问题加以规定。

自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行《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首次以司法解释形式对民间借贷作出明确规范后，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11年先后下发《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等司法政策文件，重点加强了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证据审查、利息与高利的认定、防范惩治虚假诉讼与刑事犯罪行为等方面工作的指导。

2015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在中央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求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政策背景下，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急剧增长、审理难度不断加大的审判压力下，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解决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实体与程序问题起到积极作用，成为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重要依据。

同时，为便于全国法院认真学习贯彻适用该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对适用解释中的重要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规定。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自2015年9月1日正式施行以来，社会各界给予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市场与供求关系不断变化、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民间借贷在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民间借贷领域出现的借贷主体多元化、借贷关系复杂化、纠纷类型多样化等新情况，在客观上放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隐患。

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多人多次提出议案，重点聚焦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问题，要求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完善。

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也总结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呈现的新特点，反映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继续深入调研民间借贷相关问题。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对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秩序，依法否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预扣本金或者利息、变相高息等规避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合同条款效力作出规范。

2018年8月，针对社会上经常出现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违约、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的“套路贷”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进行专项规范。

直至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在审理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根据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的精神，区别对待金融借贷与民间借贷，并适用不同规则与利率标准。

要依法否定高利转贷行为、职业放贷行为的效力”，司法对民间借贷的规制一直延续。

2020年初，我国经济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面临更多融资困境。

为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良性健康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启动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修改工作。

该次修改以规范与保护民间借贷，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良性健康发展为目的，针对民间借贷合同效力、利率利息等重要问题作出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5月28日，我国民法典正式颁布，最高人民法院随即展开了对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故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此次修改还承担了贯彻落实民法典精神实质的重要任务。

在认真研究各级法院反馈问题，广泛听取代表委员、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以及有关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先后形成讨论稿、送审稿、清理稿等多个文稿，3次报送审判委员会及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讨论。

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修改后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于2020年8月20日正式公布并施行。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内容，是以民法典作为实体法依据。

作为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必不可少的部分，结合2020年8月20日司法解释施行后社会各界反馈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再次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进行修改。

2020年12月，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全面完成，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27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第二次修正后的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自2021年1月1日起与民法典同步施行。

二、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对于民间借贷概念的界定，我国学术和实务界长期存在不同观点，但均认可民间借贷具有未获官方金融机构许可、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进行资金融通活动的本质属性。

从相关文献看，国外也普遍以“非正式金融”的概念来描述我国的民间借贷，用于泛指在银行业监管机关的监管之外，由非正式金融机构参与实施的金融活动。

结合民法典第二条“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规定，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该规定不仅从形式上明晰了民间借贷的民间性特征，更从借贷主体的角度，将民间借贷与金融借贷进行了划分。

2017年，中央印发《关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若干意见》。

根据中央部署，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监管范围是“7+4”，具体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强化对投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所等的监管。

据此，除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外，我国出现了类金融机构的表现形式。

2020年8月20日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施行以后，因大幅调低了司法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保护上限，有关部门和一些法院反映，应对“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的认定标准予以明确。

日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专门就此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请示。

鉴于批准设立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属于金融监管部门职权范围，最高人民法院书面征求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意见，以《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答复。

该批复第1条明确规定：“关于适用范围问题。

经征求金融监管部门意见，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三、关于借贷合同无效的认定规则法律规定了合同无效制度，以集中体现对行为的否定态度。

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事由作出规定，体现对借贷行为的管控和规制，为借贷主体参与民间借贷活动划定界限。

相较于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新司法解释第13条对借贷合同无效事由作出以下修改：一是删除了第（1）（2）项关于“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无效要件，进一步放宽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认定标准；二是将第（1）项规定的“信贷资金”改为“贷款”，避免在适用中对贷款性质产生歧义，同时删除了转贷前的“高利”二字，放弃了出借人牟利目的的无效要件，即便转贷行为并不获利，也因行为具有规避金融监管、扰乱金融秩序的性质，不应认可其效力；三是增加“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作为规定的第（3）项，明确禁止职业放贷行为；四是为与民法典的规定保持一致，对有关条款的具体表述作出规范。

需要注意的是，首先，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确立的转贷无效规则，有条件地承认了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顺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趋势，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修改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征求了有关主管部门、专家学者以及行业协会的意见，决定突出民间借贷以自有资金和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的原则要求，对转贷无效规则作出严格限定。

实践中，对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3条第（1）项规定存有一定争议，有观点认为，只要有证据证明出借人在出借款项的同期尚有金融机构贷款尚未偿还，出借人又不能举证证明款项的具体来源的，即可推定其实施了套取金融机构贷款的转贷行为。

笔者认为，该项规定旨在加重出借人对资金来源的举证责任，但在认定是否构成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具体情形时，还应当综合出借人的贷款用途、出借人的金融贷款与用于出借的款项是否可以区分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

另外，该条第（2）项之规定中虽有“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的表述，但并不影响主体的广泛性，并未将自然人主体排除在外，出借人为自然人的，只要符合行为要件，也可适用该项规定认定合同无效。

其次，我国虽一直秉持民商合一的立法体系，但仍重视民商区分的法律思维。

职业放贷人以放贷为业，对金融市场规则十分熟悉，有较高能力控制风险和节约成本，已经超出了民事行为的范畴，依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职业放贷行为严重危害金融秩序，应当严格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