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个人主义与“乌托邦”精神个人主义与“乌托邦”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它们褒贬兼有、毁誉不一。

我们不能因为它们在当代的萎缩和消解，而片面地否定其的积极性，从而将它们遗弃。

我们要做的是突破它们的消极作用，尽可能地以其精神本质造福于人类。

一、个人主义西方文化——无论是英美文化，还是直接传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精神的欧洲大陆诸国的文化——都可以归结为一种个人主义文化。

i李慎之先生也曾经说过，个人主义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

（一）个人主义的基本内容个人主义一词最早是在19 世纪以法文形式出现的。

关于个人主义的内涵，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个人主义，是泛指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随着反封建压迫和神权统治的斗争而形成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

而狭义的个人主义，主要是指“个人主义”这一概念出现以后的个人主义思想体系及其理论，也即是西方的一种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

其主要内容是：强调人事价值的主体，相信每个人都具有价值，高度重视个人的自我支配，自我控制，自我发展。

（二）个人主义的渊源关于个人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两希文化”（即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古希伯来文化）。

以人本主义为主要精神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本身就潜含着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个人自主和自我独立的精神。

而基督教文化作为继承希伯来文化与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结合体，认为信仰本身就意味着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格”。

两希文化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在精神底蕴上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化，而以《旧约》和《新约》圣经为范本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在精神实质上是神本主义的。

ii（三）个人主义理论的形成1、个人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

文艺复兴通过人权对神权的挑战，再次确认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人道主义原则，从而为现代意义的个人主义诞生提供了理论前提。

但文艺复兴运动仍然是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框架内对个人价值的呼吁，其逻辑起点和最终结论仍然放在基督教的个人拯救上，人最终得归于上帝的怀抱。

宗教改革运动则重创了基督教神学体系，却没有完全推翻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反而使上帝更加神秘飘渺，使其成为纯粹的超验的形而上学的规定。

它对个人主义的贡献在于，积极肯定了个人良心的独立抉择和判断，为个人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

通过宗教改革运动，“个人信仰不需要中介，他对自己的精神命运负主要责任，他有权利和义务以他自己的方式并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直接建立他与上帝的关系”。

iii2、个人主义在哲学观念上的确立。

由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使个人主义在哲学观念上开始确立。

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命题，并把这一命题作为建立新哲学体系的“基石”。

这一命题的内涵可理解为：每个人认识的基础或出发点就是他自己的独立存在，而不是任何其他个体，也不是整个社会的存在。

作为理性的“自我”是决定一切活动的独立实体，只有它才能推导出外部物质世界和上帝。

这样，每一个人所做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是他认识或行动的唯一合法基础了。

但是，这在逻辑上便假定了一个彻底摆脱他人、自然、社会乃至整个宇宙制约的抽象的个人存在，每个理性的“自我”个体都成为了一个封闭的单子，相互内在隔绝。

在笛卡尔之后，康德对个人价值的强调更为彻底。

他认为：人就是这个地球上的创造的最后目的，因为他是地球上唯一能够给自己造成一个目的的概念，并能从一大堆合乎目的地形成起来的东西通过自己的理性造成一个目的系统的存在者iv。

在这里，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在逻辑基点上是统一的，由此，相对于驾驭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与他人、社会相对立的个人主义在基本理念上相辅相成、相互呼应，前者是后者的应用范围的扩展而已。

总的来说，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强调个人独立性、创造性，强调个人自由发展，不受或少受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的限制。

这种强调个人尊严、个人自主性和自我发展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正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

二、“乌托邦”的含义与发展（一）“乌托邦”的含义英语“Utopia”（乌托邦）一词由希腊语“ou”（无）和“topos”（场所）两个词构成，本义为“无场所”、“不在场”、“没有的地方”，亦即“乌有之乡”。

它所指向的是“任何理想而臻于完美境界的地方和国家”v，“它既指个人自身的和谐，又指持久和平，需求的充分满足，愉快的劳动，充裕的闲暇，没有不平等，没有专断的权威……等等，而乌托邦思想家则是面对一片荒野却看到了乐园的人”。

vi（二）“乌托邦”内涵的发展“乌托邦”一词是由托马斯·莫尔最先开始使用的。

但乌托邦思想却是由来已久。

早在《理想国》一书中，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就设计了一个在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社会模式。

他认为，这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尽管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存在，但它却应该比现实更加真实可信，因为它存在于人的心中，而现实只是对理想社会的粗糙模拟而已。

美国学者赫茨勒在《乌托邦思想史》一书中，认为乌托邦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之前的希伯来先知那里。

其理由为：希伯来先知在面对当时不合理的现实时同样能够审时度势，提出重建理想社会的路线，并勾画出一幅完美的未来图景。

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这一重大事件后，特别是在17世纪进步观念、人道主义和理性等启蒙精神的推动下，乌托邦观念不再是指某个世外桃源并与现实无关的空间概念，而是成为了人再现实中可以期待实现的时间范畴。

也就是说，“乌托邦”不仅是人所幻想的一个“好地方”，而且也是人所希望出现的“好时光”。

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环境的改变，传统的乌托邦观念在慢慢地消解，以至于现代社会中只会出现所谓“乌托邦”的术语，却没有实质性内容。

今天，在人们的日常言谈中，“乌托邦”往往具有矛盾、对立含义。

一方面，它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有时它也被用来描写今天社会试图将某些理论变成实现的尝试或被被用来表示某些好的，但是无法实现的（或几乎无法实现的）建议、愿望、计划等。

另一方面，“乌托邦”一词不再是代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而是成为了“白日做梦”、“异想天开”的同义词。

“乌托邦”逐渐成为“空想”或“不科学”的代名词，已然是现代社会不争的事实，无论在大众文化层面，还是在社会精英层面都是如此。

三、个人主义与“乌托邦”我们所谈的个人主义在内涵上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纯粹利己主义，因为个人主义的产生根源于基督教的源初教义中人与上帝的非中介性的直接沟通，那么，无论人们所处社会地位的高低，还是拥有金钱财富的多寡，按照价值和尊严的尺度，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

史蒂文·卢克斯认为，个人主义的基本观念包括：人的尊严、自主、隐私、自我发展以及抽象的个人等等。

其中，人的尊严或对人的尊重是平等思想的核心，而自主、隐私和自我发展等则代表了自由的三个侧面。

vii平等和自由是现代社会文化观念构成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是卢梭针对王权专制论者“人是生而不自由的”viii命题所发表的。

卢梭认为，相对于现代人的自由来说，平等原则应该更具有优先性，“如果人们不能平等相处，又怎么能宣布人人自由呢？如果人们既不能平等，又没有自由，他们又怎么能以兄弟般的情谊相亲相爱呢？”ix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真的能做到人人平等吗？当今社会在法律面前尚不能做到人人平等，又何以谈社会生活中的平等！但是，“乌托邦”却向人们许诺：“乌托邦”是人类发展的最完美的阶段，并且也是人类发展的最后一阶段。

在这里，所有的问题都将得到最终的解决，是人类生存一劳永逸的终极性。

但在事实上，就是历史上被我们冠为“最伟大的革命”也不能把所有问题一次性且永久性地解决掉。

从理性角度而言，这种终极性是否真的存在呢？对于这一问题，柏林所持的是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孩子们得到了他们父母、祖父母渴望得到的东西——较大的自由，较充足的物质福利，一个较公平的社会；不过，过去的不幸被忘记了，而孩子们则面临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因解决老问题而造成的，那么这些问题即使他们也被解决了，则仍然会产生新的情况以及新的需求等等，如此循环往复，并且无法预见未来会如何发展下去。

x既然这种终极性是不存在的，那么无限美好的乌托邦理应也就不可能实现。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是否就该放弃乌托邦精神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类所追求的理想，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一个重要标志。

人类不能没有理想，不能失去乌托邦精神的激励。

一旦人类离弃了乌托邦精神，同时也就面临着被异化的危险。

其中，现代化技术的单方面发达正好充当了这个杀手。

因为技术的冷漠性在许多时候都会不知不觉地加深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至今已形成一个危险的局面：物质不断丰富，精神却日渐贫乏。

物质的高度膨胀，使我们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生存的权利越来越让位于技术时代的产物：电脑，MP5，电子游戏机和批量生产的文化快餐等。

每个人都热衷于金钱、技术与性，很少有人关心自己的心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种情况若不加以改善，世界将不断地以欲望的形式呈现出来，直至把每个人吞没。

如今，我们被物质文明所迫而迷失自我，所做的决定、所交的朋友、所从事的工作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人或者物质的限制。

缺失自我的个人主义如何能称之为个人主义呢！为了满足人性深处欲望，我们在潜移默化中便被异化为物。

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若不被置于人的精神的管理之下，就很可能会发展成一个陷阱，进而不知不觉地将我们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

而乌托邦作为那种对美好生活的理想，在精神上不仅可以弥补人类被物质充斥的空虚；另一方面，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一种被金钱等物质所左右的联系。

强调的自我价值的个人主义由于生存环境而无奈的退居二线，乌托邦精神的肯定则会我们迷茫的生活点亮了希望的曙光。

我们最远大、最崇高的理想即“乌托邦”——不仅对于我们自己，而且对于我们所关心的人，对于我们的社会和全世界，与我们的个人主义息息相关。

i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ii徐松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香港：浸信会出版社，1962iii【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iv【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v《韦氏标准词典》，北京：辞书出版社，1990vi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vii【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viii【法】卢梭：《卢梭文集》，何兆武译，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ix【法】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王允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x柏林《论理想的追求》哲学译丛，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