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按时间序列大致可分为民族翻译、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三个历史阶
段。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即明清之际开始的西学翻译，无论从规模、范围和影响的
层面及深度上，都是前两个阶段所无法比拟的。

尽管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后者对前者在理
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
译作是一个民族了解其他民族的最好的窗口，因为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
生直接影响的，多数是翻译而不是原著”。

①1920 年3 月14 日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
中说：“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②译本使近代中
国人超越了本民族、本地区、本文化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激动、感悟、灵
智与启迪，使他们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世界史的心路历程。

对于译作重要
性的认识，在近代中国莫过于曾经从事过翻译活动的大学者王国维了。

他在1898 年3
月1 日致许同蔺的信中指出：“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

”①译
作之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呢？1907 年周作人曾下过这样的论断：“一书之力，恒足以左右
人间。

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

玄奘（602年－664年），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俗姓陈，名袆，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至天竺学习佛教。

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一作贞观元年），历经艰难抵达天竺。

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

后又游学天竺各地，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又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

玄奘于印度所学遂尽传至中国。

他曾经斥责鸠摩罗什等古代译经家以‘达意’为原则而信笔直译之翻译法，遂提倡忠于原典、逐字翻译之译经新规则。

后代译经家每以玄奘所立之定则为法式，而称玄奘以前所译之经为旧译，称玄奘以后所译之经为新译。

他著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内载西域、印度、锡兰等138国之历史、地理、宗教、神话传说、风土人情等，亲践者110国，传闻者28国。

该书在佛教史学及古代西域、印度、中亚、南亚之史地、文化上，乃至于中西交通史料上，均富有极高之价值，至堪珍视，所以很受欧美日本学者重视。

从玄奘由翻译而传播的学说看来，纲举目张充分反映了公元五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

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等处的佛学，已显然分为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等五科。

他于明科译出《理门》和《入正理论》，树立了在论议基础上的佛家逻辑轨范。

于对法科，声闻乘方面以《俱舍》为中心，在它以前有根本的“一身六足”和《婆沙》等论，以及其后发展的《顺正理》、《显宗》等论，他都原原本本地传译了出来；大乘对法译出了《集论》和他的注书《杂集论》，显示对法经不同于瑜伽论的特点，并指示大小对法相通的途径。

于戒律科，译传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萨戒》，并辑出《受戒羯磨》以为实行的规范。

于中观科，特别译出护法的《广百论释》，以见瑜伽系贯通中观的成就。

于瑜伽科，则“一本（《瑜伽》）十支（《显扬》、《庄严》等）”，差不多全部译出，如上所举，可以说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精华，基本上已都由玄奘译传于中土了。

纵观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文化的历程，大致上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世纪40、50年代开始，至90年代中期为止，主要学习西方基督教原始教义以及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即西方资本主义的表层文化，表现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

第二阶段，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20世纪最初10余年为止，主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理论与制度，表现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
辛亥革命运动。

第三阶段，自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起，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主要学习西方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表现为李大钊、陈独秀等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的新文化运动。

这说明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核心实质。

对于西方大众文化对感性欲望的诉求与张扬，我们既要看到其中所体现的积极性，也要看到它的消极性。

一方面，这种大众文化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产物，所表现的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新的生活体验与文化体验。

它张扬感性欲望，表达了人性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新的欲求。

它反映的是现代社会生活物质资料丰富条件下的人们的一种生活体验和状况，是人们内在焦虑、孤独的一种心理释放，满足了大众的精神和娱乐需求，成为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去解码现实、创造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另一方面，西方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悖论存在的文化，有着追逐市场利润的本性，因而导致感性欲望诉求的泛化，而感性欲望泛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感性的持续的欲求期待。

在大众文化市场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大众文化极力张扬感性欲望，追求不断上升的欲求满足，对于作为文化根底的终极性的东西如信念、信仰、理想等产生着严重的消解作用;将感性生命价值夸大，必然导致欲求焦虑与感性生命的空洞。

当把欲望作为信念，把需要当作原则之时，也就必然导致文化终极意义被放逐、被庸俗化及享乐主义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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