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一个困扰民族的沉重话题陈培瑞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体质严重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困扰中华民族、举国忧虑、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无可奈何的社会顽疾。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谈到教育问题时，再次强调要“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党的十七大报告滚涌时代风云，纵论国家大事，描绘世纪蓝图，制定发展战略，关乎社稷根基、江山永固，乃是中华民族新时代进军的宣言书。

在如此重大的历史文献中提及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问题，足见这个问题多么重要、多么迫切，又多么难以解决。

许多人看到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减负”的字眼，又一次触发心灵震颤，深深感到民族的隐忧，而又感到无可奈何，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笔者作为一名关心童稚、忧国忧民的黎民百姓，每每看到包括我的小孙女（上小学四年级）在内的小孩子们黎明即起，背着七八斤重的书包，前倾身体，如战争年代老百姓“支前”般匆匆奔走，很不情愿地踏进学校大门的时候；每每看到夜幕降临，又疲倦地背着书包，带着一大堆作业，踏进家门，胡乱吃几口饭，又赶忙伏案做作业，直到晚上十点多，困得眼睛无神的时候，我都深深叹息：我们的孩子大约是各国孩子中最累的一群人了！他们正在以泯灭童心童趣、牺牲身心健康的沉重代价换取大人们世俗目光和价值取向所追求的“成绩”。

每每看到包括孩子家长在内的庞大教育群体，一边叹息孩子的学习负担之重、痛骂摧残孩子之劣行，一边又自觉不自觉地位孩子们“增负”，自己也为“增负”弄得精疲力竭、不堪其重，这时候，我都深深叹息：这些人是不是神经有毛病？怎么会陷在这么沉重而又可笑的怪圈里难以自拔？教育花费了多少人的才思和精力，付出了多少沉重的代价，寄托着多少人的梦想，流露着多少人的悲哀。

按说，应当有一个好的结果。

这结果，从大处说，多出人才，特别是多出拔尖创新人才，为人才强国提供第一生产力；从小处说，为个人立身处世提供本领。

然而，这两个方面都很不尽如人意。

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创新水平的诺贝尔奖，已经评了100多年了，获得奖励的大多数在30～40岁之间。

按照这个年龄段推算，已建国近60年的新中国也该出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了。

然而，至今无人问津这个奖项。

我们的教育花费了这么大的民族才思，我们的“中国诺贝尔”怎么就千呼万唤不出来？我们的孩子们的负担这么重，若有回报、有结果，也算值得。

然而，残酷的现实已经反复警告我们：没有好回报，没有好结果，付出的沉重代价不值得。

没有好回报，偏要求恶报；没有好结果，偏要吃苦果；累得不值得，偏要拼命干；倡导的东西，阻力重重；不倡导的东西，大行其道。

怪哉，怪哉，又见怪不怪。

这是什么民族心态？分明是民族的病态。

我作为一名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在这里坦言，教育内部如何为孩子“减负”。

调整课程框架。

我国中小学课程框架越来越大，单是小学高年级就设有语文、数学、英语、微机、艺术、科学、体育健康以及各种地方课程、特长班等，每周至少上30节课，加上大大扩充和延伸了的教材内容（模块式结构，扩充了教材内容）。

开课，就得上课；上课就得安排课时，就得布置作业，就得考试。

小孩子在“大框架”、“大轨道”里运作，犹如少年运动员参加成人体育比赛的项目，肯定不堪其大，不堪其重。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针对中小学生不堪重负的课业负担，曾气愤地说：现有中小学课程至少砍一半！几十年过去了，中小学课程不仅未砍，连“瘦身”也未做到，反而越来越“肥胖”，甚至“臃肿”。

孩子们以童稚、单薄之身承载庞大“课程之躯”，怎能负担不重？依我之见，就按毛泽东他老人家的建议办，把现行小学课程砍掉一半，上午上课，下午组织以“玩”为主的各种活动。

严格控制作业量。

鄙人身边有小孩子上学，对小孩的作业量之大、无效作业之多，深有体会。

但是小孩子的语文作业就有出版社编写的《小学语文课外作业》、教师编印的语文试卷以及作文本、抄词本、抄句本。

孩子经常抄写完了词（每个至少抄写四遍），再抄写（课文中的精彩句子）；抄完了句，再做“大本”（出版社编写的《语文课外作业》）；做完了“大本”，再做卷子；做完了卷子，再写作文。

作业多而杂。

其中的无效作业占相当大的比重。

如一个字写10遍，一个词写4遍。

如果一个字，写两遍就记住了，那8遍就是机械重复，无效劳动。

还有作业“大本”，从几页做到几页，没有筛选。

“大本”中许多作业题都死抠知识点的“繁琐哲学”。

如，给课文分段，我这个学中文的又经常舞文弄墨的人都分不出来，还要归纳段意。

还有找反义词。

个别词的反义词，我翻了《新华字典》，再翻《辞海》，都找不出来。

给孩子们布置作业，一定要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精选作业内容，以一当十，举一反三，提高有效性。

学校领导一定要深入调查作业的有效性，控制作业总量，提高作业质量。

控制考试，我国乃是一个重视考试的国度，考试被赋予了过重的负荷和过多、过高的附加值。

中考和高考基本上市“一卷定终身”。

社会各方面，乃至很多官员，仍“以考试论英雄”，导致考试畸形发展。

整个初中阶段都在应对中考，整个高中阶段都在应对高考，并由此延伸为各种频繁的应试训练和考试。

一般逢月必考，有的又搞起了“双周清”甚至“周周清”，陷入了“以考养考”的误区。

频繁考试把激发兴趣、张扬个性、充满创造的学习过程，演变成了枯燥乏味、扼杀个性和创造性的应考过程，导致恶性竞争。

师生精神紧张、疲于拼命，怎能不累？学校领导对各科日常考试的内容及次数应当加强监管力度，清算“周周清”、“双周清”之类的恶劣行径。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形成是一个积累渐进的漫长过程，搞什么“周周清”、“双周清”，“清”得了吗？所谓“清”，充其量，是对一些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能“周周清”吗？还有各级教育部门搞的那些统考，一定要适度。

这是指挥棒，万万不能偏离正确导向。

我以上讲的减负举措，早已不是新鲜玩意儿，都是在我国重复说了几十年、老掉牙的话题。

问题是说了白说，做不到，而且都有做不到的理由。

教师说：我们也不愿意加重孩子们的学习负担。

课程多，教材分量重，我们不“加重”，讲不完。

我们也不愿追求高分数，但学校就用分数衡量我们、学生考试成绩上不去，我们评优、晋级“一票否决”，甚至下岗。

校长说：升学率是加在我头上的“金箍”。

说是全面评价，其实最硬的是分数和升学率，孩子们成绩上不去，升不上学，我这个校长当不成。

长官说：我们也不愿“片追”，没办法啊！社会上的很多人特别是家长就认可升学率，孩子成绩上不去，升不上学，他们就会骂娘。

各方人士说起“做不到”来理直气壮、振振有词。

于是，大家对“减负”都做不到，却扎扎实实地做到了“增负”。

许多有识之士对我国的这种“教育综合征”进行“诊断”。

有的认为，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所致。

特别是人口众多与就业岗位极为有限的尖锐矛盾，导致大规模的全局性的生存竞争，民众纷纷以教育为手段求得立身处世的优势。

如果我国人口降下一半，就业渠道广泛，也许就不会拥挤“独木桥”了。

有的认为，我国从古至今是一个“应试”的国度，特别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其“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价值取向，至今对应试教育具有强大的内驱力。

有的认为，教育领域中的恶性竞争是教育系统自己搞的。

每年的高考指标都按省市分配，无论怎样竞争，还是那些指标。

大家都按教育规律办事，也会有升学率。

有的认为，我国应试教育的病根在评价和考试制度，特别是现行高考制度，无论怎样改都会有局限性。

只要存在高考制度，就会有应试。

有人据此主张取消高考制度。

众说纷纭，纷纭众说，说了几十年，弊端依旧是弊端，应试教育依然根深蒂固，在部分地区愈演愈烈，孩子们的学习负担越来越重，更多人的心态是无可奈何。

只是苦了我们的孩子。

他们默默忍受，苦不堪言，身心受损，心理扭曲，逆来顺受，无力抗争。

他们多达一亿之众，可谓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了。

我同意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是“社会综合征”的说法。

有人认为，这是社会顽疾，无良方。

有人认为，这是癌症，不可救药。

我对这两种说法，不敢苟同。

我常想：为孩子们减负，难道比当年的毛泽东率领劳苦大众打江山还难吗？难道比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还难吗？非也！关键是“减负”的全局性的力度不够，“从我做起”的力度不够。

对于“减负”，各方面都有应该做到、能够做到的地方。

我做到，你做到，他做到，不就“积水成渊，积土成山”了吗？大家都“救救孩子”，孩子不就“得救”了吗？（作者系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凝思笔端寄深情山东省教科所陈培瑞《现代教育导报》开辟的“快乐生活”栏目，为广发教师提供了一方温馨的园地。

大家在艰辛劳作之余，可以在这方园地里谈点生活百味，讲点另类感受，放松一下心情。

该栏目责任编辑约我写篇稿子，我还真有点儿为难。

我这一辈子，曲曲折折，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实乃是苦涩人生。

人常说，人遇大喜，常常开怀大笑；人遇大悲，常常放声大哭。

回眸我的人生旅途，从来没有大笑过，也鲜有开心的微笑，倒是有几次放声大哭过。

少年丧父，家境从此一落千丈时，我放声大哭过；备受生活煎熬的老母去世时，我放声大哭过。

在我的由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积累的人生岁月中，我不记得有什么条件优越、时来运转、春风得意、官运亨通之类的快乐。

那么说，我痛苦吗？说老实话，我不痛苦，我经常享受也只能享受由痛苦转化来的快乐，这就叫以苦为乐吧！我这辈子，说来很窝囊。

游山玩水在很多人看来，很快乐，可我对此毫无兴致。

居家山坳，抬腿就能登山，我却常年不“抬腿”。

有一次，因公去南昌，同行的人都去登庐山，我主动留下来搜集写考察报告所需要的资料。

我回老家泰安，经常同泰山擦肩而过，已有十多年不爬泰山了。

休闲娱乐在很多人看来，很快乐，可我这个人对钓鱼、打麻将、下棋之类的娱乐一窍不通，更谈不上从中寻找快乐了。

许多习惯享受山珍海味、杜康兰陵、美食佳肴、开怀畅饮之类的快乐，可我偏偏不喜欢这种场合。

偶尔陷入酒局，泡上几个小时，人家酒兴正浓时，我却觉得是在耗费光阴，便会扯谎“逃走”。

在很多人看来，写东西、爬格子点灯熬油，劳神费力，很痛苦，谁干这个，谁是“文字苦力”，谁乐意干这个，谁是“大傻帽儿”。

可我一生干的就是这个，并且乐此不疲，真是“文字苦力”+“大傻帽儿”，“苦”到“家”了，“傻”到“底”了。

我把我的写作生涯划分为“为职业而写”、“为个人而写”、“为生命而写”三个阶段。

所谓为职业而写，就是你干文字工作，就得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写作任务，包括给素不相识的死者写悼念词那其中的痛苦，甭提了，但我也以苦为乐。

我常想：我没别的本事，只能舞文弄墨，为他人做嫁衣裳，也练就了一身做嫁衣裳的本领。

我非大才，唯能“垫底”。

既然如此，就安于“垫底”，乐于“垫底”，好好磨练“垫底”的本领。

同样“垫底”，别人不如我“垫”得好，一旦我不“垫底”了，就会出现难以填补的空白，这也不是自我价值的体现吗？为职业而写，领导事业发达了，当然有秘书的一份功劳，但这功劳不会成为你评职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