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饮食文化》课程论文论文题目论唐朝的饮食文化之我见学生姓名任姿洁学号 **********专业班级园林工程系景观设计本科二班授课教师刘辉完成时间 2015.12.112015 年 12 月 11 日论唐朝的饮食文化之我见2013级园林工程系景观设计本科二班学生任姿洁摘要:唐朝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饮食文化给后世留下了深远影响。
所以研究唐代的饮食文化,对理解当地一些风俗习惯及饮食文化就显得比较重要。
唐朝的饮食文化总体特征是胡化、养生化、宗教化和艺术化。
最后突出讨论了唐朝起源的茶文化,以及它对后来全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
关键词:唐朝、饮食、基本特征、对外交流饮食是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自人类诞生以来,饮食一直都是不可避免的话题。
唐朝是中国古代封建时期最繁荣的时代,不仅对整个古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影响重大,其饮食文化的发展也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后世影响深远。
研究唐朝的饮食文化,不仅可以了解古代人的饮食习惯风俗等,还可以加深对现代人饮食习惯的理解。
因为对于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的中国来说,古代的文化对现代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尤其是在与人民日常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的饮食方面。
一、唐代饮食文化中浓厚的道教色彩唐朝建立后,统治者因为自己姓李,于是将老子李耳追命为李唐王朝的始祖,倍加推崇道教,使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仅次于佛教的重要宗派。
因此,一些道教的习俗风靡了全国,道教对唐代的饮食也有了深刻的影响。
(一)鱼、肉在饮食中受到多方限制道教的教规对信徒的日常饮食有严格的约束,禁食荤腥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唐朝统治者为了追尊道教,将道教的禁忌推行全国,使全国百姓都以此为约束。
734年十月特下令“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宰杀渔猎”。
这样,大唐的百姓即使不信教,也必须遵循此制,前后食素三天。
道教经典中认为龙多为鲤鱼转化而来,神圣不可侵犯,食之者将遭遇大祸,加之“鲤”与“李”谐音,唐代统治者于是严禁捕杀食用鲤鱼。
731年正月唐玄宗下令“禁捕鲤鱼”,凡捕得鲤鱼者必须放生,街市有贩卖鲤鱼者杖六十。
推而广之,唐代统治者更是制定出一系列条例,限制钓鱼食用,将禁食鲤鱼推广到限食一切鱼虾。
因此,在唐代鱼类经常成为难入肴馔的珍稀。
(二)道教名词在菜肴中频繁出现道教名词频繁地出现在饮食、菜肴之中的情况在唐代前基本没有,然而在唐代的菜谱中却经常出现,形成一种时尚。
用道教名词命名食品、菜肴大体可分为如下三类:1.直接称之为道人的,如“菊道人”。
2.用“神仙”、“仙人”命名,如“玉桂仙君”、“仙人鸾”、“八仙盘”、“神仙粥”等等。
3.用道教传说或典故命名。
道教讲求长生不死,所谓仙,按照《释名·释长幼》的解释是“老而不死曰仙。
仙,迁也,迁入山也。
”按照这一说法,唐人食品、菜肴中便产生了许多以“长生”、“长命”来命名的肴馔,如“长生粥”、“长命面”等等。
(三)道教节日及节日饮食习惯引入民间由于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道教节日在唐代颇为流行,节日的饮食习俗也被带入了民间。
道教将上元、中元和下元分别作为天官、地官和水官大帝的生日,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
唐代统治者将三元节进一步推广,下令民间百姓也必须遵守三元日食素并且禁捕杀渔猎的规定。
今天上元节即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
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作为民间节日最早可上溯到汉末三国时期,据传与道教有关。
唐朝定重阳节为三大令节之一,每到此节,唐人都会登高、饮菊花酒、食“重阳糕(高)”。
唐代饮食文化中鲜明的道教色彩,一方面同统治者人推崇道教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道教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尽力接近百姓。
唐代饮食文化鲜明的道教色彩是唐代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唐文化的重要特色。
二、唐代饮食生活的重要内容——野菜唐代人们食用的蔬菜主要来自园圃的供应,然而采食野菜仍是当时饮食生活的重要内容。
人们一来利用野菜充饥,二来也为自己的食物增添新爽的口味。
唐朝时蔬菜品种还不是很多,特别是冬天,就连皇宫里也难得吃到新鲜的蔬菜。
所以野菜大大丰富了唐人的饮食。
唐人最常采食的野菜包括莼、蕨、薇、荠、蓼、苍耳、马齿苋等品种。
莼菜,又名水葵,属水生睡莲科植物,其叶片浮于水面,我国长江以南多野生,春夏采其嫩叶可作蔬菜食用。
蕨属蕨类植物,凤尾蕨科,多年生草本,南北荒山中均有生长。
其幼叶可食,称蕨菜。
春荒时期,新生的蕨菜作为天然食物,往往可以帮助人们度过艰难岁月。
薇是豆科植物中的大巢菜,俗叫微菜,多生于山地,味甘,微辛,其蛋白质含量高于同类野菜。
荠菜属十字花科植物,多生于田野及庭园,春季鲜嫩时可食。
这四种野菜都很美味,也是唐代的人经常使用于肴馔之中的。
苍耳,又名卷耳,属菊科植物,多生于荒地及路旁。
藜,亦称灰菜,属藜科,南北均产,其嫩叶可食。
藿,指豆叶。
藜藿经常并称,意为贫贱之菜。
这三种野菜味道并不可口,但唐朝的贫穷人家在饥荒的时候必须把它们当做食物用来充饥。
蓼,指水蓼,一年生草木植物,生于湿地、水边或水中。
水蓼味辛辣,含有辛辣挥发油,人们一般将其作为调味食物。
除水蓼外,同为蓼科的香蓼和青蓼也常被当作野菜食用。
马齿苋,又叫马齿菜,广生于田野、荒坡和农作物之间,夏秋时多可采集。
唐人把马齿苋当作难得的佳蔬,连唐朝宫廷有时也吃马齿菜,并以此作为体查民情的一种表示。
《唐语林》卷一曾记载:“德宗初即位,深尚礼法,……召朝士食马齿羹,不设盐酪。
”除上述的品种外,唐人采食的野菜还有很多,诸如睡菜、水韭、荇菜、苦菜、堇菜、鼠耳、金盘草、回纥草、孟娘菜、四叶菜等。
总之,唐朝人尽最大可能去自然界寻觅野菜,借以弥补食物的欠缺,同时也为自己的日常食物开辟了更多的资源。
三、唐朝饮食文化与外国饮食文化的交融在唐代,唐朝饮食文化与外国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
今天我们日常吃的蔬菜,大约有160多种,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
在汉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水果和调味品。
引入的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
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了中原,乳酪、胡饼、羌煮貊炙、胡烧肉、胡羹、羊盘肠雌解法等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
其中以“羌煮貊炙”的烹饪方法最为典型,所谓“羌煮”即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类似于烤全羊。
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包括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食品制作方法等。
1992年在新疆吐鲁蕃发掘的唐墓中,就出土过一种梅花型带馅的点心。
唐代的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胡食”是汉代人对从西域传入的食品的一种称法。
唐代的胡食品种很多,例如面食有餢飳、毕罗、胡饼等。
餢飳是用油煎的面饼。
毕罗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以面粉作皮,包有馅心,经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
汉族在接受胡族饮食时,往往在“胡食”里渗进了汉族饮食文化的因素,如羊盘肠雌解法,唐人就用米、面作配料作糁,以姜、桂、橘皮作香料去掉膻腥以适合汉人的口味。
由此可见,尽管胡汉民族在饮食原料的使用上都在互相融合,但在制作方法上还是照顾到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
这种吸收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唐代及其后世的饮食生活,使之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包罗众多民族特点的中华饮食文化体系。
唐人非常喜欢饮酒,其中有名的是酒八仙。
酒八仙指唐代嗜酒的八位学者名人,亦称酒中八仙或醉八仙。
新唐书《李白传》载,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进、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
在唐朝本土的药酒流行的同时,唐朝也流行“洋酒”,像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高昌的葡萄酒。
古长安西市及春明门至曲江池一带,也有不少胡姬侍酒的酒肆。
李白的诗作中对胡姬多有咏吟,所谓“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更写到“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描绘了一片异国情调、旖旎风光。
张骞在出使西域时将葡萄种植及酿造技术引入中原,但由于葡萄原料生产具有较强季节性和地域性,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并没有在内地大面积推广。
唐太宗攻破高昌时将葡萄栽培及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引入了内地。
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记载,唐初就已将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唐太宗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
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歌咏葡萄酒的唐诗。
据说魏征是酿造葡萄酒的能手。
除此之外,唐代还从西域引进了蔗糖及其制糖工艺,使得中国古代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其意义不亚于葡萄酒酿法的引进。
从以上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唐朝时开明的对外交流的政策加深了唐朝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促进了唐朝文化的发展。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繁荣时期,这与唐朝开明开放的对内对外政策有着莫大的关系。
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能够反映出唐朝的开明开放,就连饮食文化里也有体现,唐朝的饮食文化也因为唐朝开明开放的对内对外政策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1] 王溥:《唐会要·断屠钓》,上海古籍出版社[2] 刘昫:《旧唐书·玄宗纪上》,中华书局[3] 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之二·鳞价篇.》,中华书局[4] 陶谷:《清异录》,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