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马克思、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比较研究摘要；斯密、马克思、熊彼特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跨越三个世纪），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思想，但对当代发展经济学影响甚大、作者认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思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既有质的区别，又有着一定的“继承性”。

关键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比较研究一、关于研究方法的比较斯密的经济思想体系是在吸收前人思想结晶的基础上，以其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18世纪英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产物。

由于深受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斯密的社会观是人道主义和人性论。

一方面，他认为经济现象是有其内在客观规律或自然秩序，人们所认识的各种事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另一方面，他把所谓人类利已主义本性当作经济研究的前提，把经济现象看成是具有利已主义本性的经济人活动的结果，并认为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然秩序所要求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范畴是自然的、永恒的，因而具有超历史的一般性质。

斯密这种在社会观上的矛盾，决定了他的研究方法具有二重性。

在阐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斯密一方面采取抽象演绎法，力图撇开次要的、表面的现象，找出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性及其规律性。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把这种科学的方法贯彻始终，时而又在经济现象的表面上打转转，进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符合人性的、自然的、永恒的制度。

斯密二重的研究方法和他的二重的理论一样，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都开了先河。

从此以后，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上，也分成了两大流派，一是从李嘉图到马克思，这一派坚持抽象法，并把它逐步完善；另一派是由马尔萨斯和萨伊起，再经过庸俗学派，直到今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要求从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一切经济现象。

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

体现在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上：第一，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切经济范畴、规律都辩证地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指出它们都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过程。

而斯密却以形而上学的非历史的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经济范畴、规律都是自然的、永恒的。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矛盾运动是变化的动因。

马克思说：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

这既是以往各种生产形式兴衰的道路，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兴衰的道路。

如果说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必然导致更高级的社会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解剖时，把一些次要的、表面的、非本质的东西加以抽象，把它作为纯粹的形式来加以分析，作出科学的结论，制订出揭示社会生产关系本质的经济范畴，建立起反映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范畴系统，用科学概念的极其严密的逻辑结构阐明或者说再现客观经济过程的真实关系。

20世纪50年代初，马赫卢普（Eritz Machlup）在一篇专门悼念熊彼特的文章——《熊彼特的经济方法论》中指出：在熊彼特的44年的著述生涯中，他执着地追求着把历史的、统计的和理论的分析综合为一体。

1939年熊彼特出版的《经济周期》一书的副标题就是“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

他的其余几本代表作，也都体现了这种方法论上的特点。

因此，以“创新”理论为核心的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在其方法论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发展观点和内在因素。

有人认为熊彼特很可能受过马克思的思想影响。

实际上熊彼特的“发展”的观点和马克思的思想是绝对不同的。

马克思的发展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用在社会问题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熊彼特虽然也采用了“发展”观点，但他的“发展”观点是很不彻底的，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成份。

第二，强调采用历史方法。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运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试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

在这方面，他与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分析大不相同，而与马克思存在着共识，尽管这种历史的观点带有进化论的色彩。

第三，强调应用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

在《经济周期》一书中，熊彼特试图对资本主义运行的过程，综合地进行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他在建立“多层次”的周期理论上，特别是在建立“长周期”或“长波”的理论上，引用了大量的历史的统计资料，作为周期形成的实际根据。

熊彼特本人虽然没有真正运用过数学方法来进行经济理论的分析和探讨，但他却竭力主张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推广使用数学分析以及数学方法。

在这点上，他与马克思的观点也是较吻合的。

二、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斯密、马克思、熊彼特由于三者所处的时代、所代表的阶级、所持的观点和方法等诸多因素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他们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思想时，其所涉经济发展思想的许多基本概念也有很大的差异。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是一例。

斯密是以国民财富和一国经济发展为研究的总题目，并取得卓越成就的第一人。

他在经济思想史上首次系统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全貌。

但斯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关于经济发展的概念。

他的经济发展指的就是经济增长，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

因此，他所研究的国民财富或国民收入的增长问题，实质上所涉及的就是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概念不同于斯密的经济增长。

他认为经济增长没有产生新性质的现象。

只是如同自然条件变化一类的适应过程，即只是传统过程基础上的重复和继续。

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如人口和财富所表明的，在这里也不能称作是发展过程，象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

而经济发展是革命，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打破原有平衡，改变与代替传统方式的、自发的、不连续的变化。

然而，马克思赋予“经济发展”的内涵要比斯密和熊彼特丰富得多。

它包括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公平、人的全面发展。

通过经济计划来实现增长、尽量利用生产力；通过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来实现经济和社会上的公平；通过消除旧的分工来达到人的全面发展。

尽管上述论断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言的，但也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含义的基本看法。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全面地、辩证地论述了王者的关系。

其中，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公平是发展的力量源泉。

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的最终目的。

一方面，经济增长为公平和全面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公平和人的全面发展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极大地解放社会生产力。

从战后实践来看，尽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很少有国家能实现经济发展。

如拉美等国家贫富悬殊；南韩等国长期以低工资作为增长的代价，工人普遍成为机器的附属物。

由于忽视了公平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口号在一些国家减少了应有的魁力和号召力。

同时，对“经济发展”含义的片面理解，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难以充分发挥，社会对抗和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三、关于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资本由于服务于不同研究层次的分析目的而有不同的定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为资本下过多种定义。

在经济发展理论的比较分析中，我们舍弃了生产关系的质的规定，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资本”的概念：表示“带有增殖的价值”。

按照斯密的逻辑，为扩大生产而使生产劳动者人数的增加，是以资本的增加为必要前提的。

因此，他从扩大社会生产，增加资本主义财富出发，提出了资本形成即资本积累的问题，并认为资本是国民财富增长的物质条件。

在斯密看来，如果分工是在对新的生产建筑、设备、运输工具的投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分工的效率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所以，要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积累是绝对必要的。

斯密首先论证了积累的客观界限。

他指出，一个人的全部资财如果是够维持其一定时期的生活，他就会把所有资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以维持目前的消费，另一部分用来取得新的收入。

从社会再生产的意义来看，这种看法实际上说明了积累是前期劳动生产物中超出消费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反映了积累对于再生产的意义。

接着，斯密在论述了用于积累的资本可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等等以后，又论证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同资本积累乃至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

斯密把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认为二者的比例关系制约着一国生产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程度。

他认为：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劳动者，同样仰食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这生产物的数量无论怎么大，决不是无穷的，而是有限的。

因此，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小，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小。

反之，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大，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多。

除了土地天然生产的物品，一切年产物都是以生产性劳动的结果。

而要增加生产劳动，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

由于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因而只要把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居民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把资本积累用于扩大生产性劳动者人数，用于扩大生产劳动，就能够不断地发展经济。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形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与斯密有许多共同之点。

马克思同样认为，要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进行积累。

虽然马克思的“积累”的内涵有别于斯密，但通过对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积累增加虽然意味着全社会总消费时的相对减少，但生产性的劳动者的消费却绝对地增加了。

因此积累不是来源于一般地缩减消费，而只能是来源于剩余产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积累的唯一源泉只能是剩余价值。

因此，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不能一般地缩减人民的消费以增加储蓄，而应减少非生产性支出，特别是减少富有的剥削者的挥霍浪费，增加积累，扩大生产资料和合格劳动力的再生产。

在马克思看来，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把追加的劳动力和追加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再生产就能以扩大的规模进行，积累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

不过，马克思比斯密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更进了一步。

他认为除了增加要素投入之外，还可以通过其它途径来实现经济增长。

生产的扩大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

第一，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

通常第一条途径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一般称为外延型扩大再生产；通过第二条途径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称为内含的扩大再生产。

实践证明，是否能通过第二条途径来推进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

因此，主要通过第一条途径实现的经济发展是一种“高成本增长”，而主要通过第二条途径实现的经济发展是“低成本增长”，二者的经济效益有很大的差别。

熊彼特没有像斯密、马克思一样有完整的资本形成理论，但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他还是强调了资本在“企业家”“创新”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