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障下之生命权保护生命是神圣的，保障人权，就必须首先保障生命权，而法律是生命权的重要保障手段。
没有对于生命权的法律保障，一切人权的法律保障都将流于空谈或者化为乌有。
如何保护生命从古至今都有不同的做法，主要有习惯、宗教、政治、法律，但其中最强有力的还是通过法律来保障生命权。
再当今世界，一系列重要的公约确定了“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
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许多国内法更是明确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
如今世界，再生命权保护方面有以下矛盾：死刑依然存在，安乐死的问题，以及对生命权的认识不够等。
本文主要从生命权的概念入手，浅谈当今世界对生命权的认识以及如何加强对生命权的保护。
一、生命权的概念以及存在的矛盾生命权隶属于典型的自由权体系，是防御性的个人权利，也是要求国家不作为的权利，其目的在于抵制国家专断剥夺个人生命，是首要人权。
①生命是神圣的，保障人权，就必须首先保障生命权，而法律是生命权的重要保障手段。
没有对于生命权的法律保障，一切人权的法律保障都将流于空谈或者化为乌有。
②因此对于生命权保护需要在人权的保障下进行。
在当今世界，漠视生命，侵害生命的现象很多。
而立法也没有对生命权保护做出明文规定。
这导致人们对生命权保护认识不够，再加上死刑的存在，人们传统观念的束缚，安乐死也没有得到立法的认可。
这些都是生命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对生命权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生命权是一切人权的本源和基础，没有生命权，其他一切权利均无从谈起，其他任何权利也就没有意义，也不可能存在。
世间最大的罪恶莫过于非法侵害或剥夺他人的生命权。
可以说，生命权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是一种基础性的权利，是第一位的人权，是首要人权。
既然生命权是首要人权，那么作为确认和保障基本人权的根本大法——宪法理应首先将生命权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而现行宪法只是明确了生命权的法律含义，并没有进一步的法律保护。
自由权意义上的生命权在制度上表现为要求国家建立有效的警察和刑事立法和司法体系，包括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建立健全有效的警察系统和司法诉讼机制。
在此意义上，不仅国家不能专断地制定不合理的法律，或者适用不适当的法律程序导致个体生命的丧失和剥夺，而且如果国家允许对个人实施犯罪而免受惩罚，那么国家就违反了其所负的生命权的保护责任。
亦即如果国家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国家就构成了专断，违反了生命权的尊重义务；如果一①郑贤君：《生命权的新概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卓泽渊：“生命权的法律保障”，载《人权》2007年第1期。
个人杀人而不受国家追诉，国家就违反了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
前一个责任是国家对人权的尊重责任，后一个责任是国家对人权的保护责任。
（二）死刑依然存在死刑即生命刑，是最严厉的刑罚。
①因此死刑的废止一直是法学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也认为：“在一个国家死刑是否废除的议论，绝对不能脱离该国国情，特别不能脱离该国的严重犯罪的发案率和国民对于死刑的感情和观念；”②而现阶段的中国死刑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所以至今都没有被废止。
正因为世界各国愈来愈重视人的生命权，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了死刑。
据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4月，世界上已有86个国家和地区完全废除了所有犯罪的死刑，11个国家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战时犯罪除外），还有26个国家在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虽然在法律上保留了死刑，但在过去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没有执行过死刑，而且不执行死刑已成为一个原则或习惯），三者相加，全球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在法律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只有73个国家和地区保留了死刑。
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潮流，而且成为许多国家宪法上的明文规定。
由于死刑直接涉及了“生命”这一神圣的权利而成为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它的存废也成为一个久争不下的问题。
对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说，中国绝对不能废除死刑，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无论是古代的儒家、法家，还是近代、现代的思想家，还没有一个人明确提出要立即废除死刑。
从我国文化的角度来看，传统的正义是非观念在我国仍占主流地位，尤其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杀人者死之类的报应观念源远流长，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死刑的废止起着强烈的阻却作用。
③“对罪犯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这一观念目前仍深入人心，保留死刑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一些动机恶劣、手段残忍、危害重大的罪犯，群众会认为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事实上，民愤在大多数时候反映了一切善良守法公民的意愿和公益，在立法中应当有所体现，否则便有可能背离了“公益应当是立法者的推理基础”（边沁）这一基本规则。
民意虽然不能成为完全的法律，但法律更不能完全无视民意的存在，否则法律便不能得到民众的尊重和认同，从而有丧失公正性的危险。
鉴于传统观念等国情，目前废除死刑的条件在我国还不成熟。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限制乃至废除死刑毕竟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也是我国政府已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而且大家都知道，死刑是一种剥夺人的生命的最严厉刑罚，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我国今后应尽可能限制死刑的适用，我们要在修改现行宪法规定公民生命权的同时对死刑的限制新问题一并加以规定。
（三）安乐死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安乐死是指患了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由于难以忍受肉体及精神上的剧烈痛苦，经本人要求，医生为解除病人的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采取措施使病人无痛苦的死去以①郑贤君：《生命权的新概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007年版，第2页。
②马克昌主编：《比较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4页。
③胡健：“中国死刑起源探究”，载《政法论丛》2003年第1期。
提前结束其生命的行为。
①近来，人们对安乐死的关注非同一般，法学界人士对此出言谨慎，各国立法对安乐死的态度也诸多迥异，不同历史阶段对安乐死的态度也有所发展。
社会上对安乐死问题的合法性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按传统观念，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亲人（患绝症的病人）尽可能长时间的留在世上，直至无能为力，他们宁愿让亲人和自己承受无限的痛苦，也不愿意接受安乐死。
也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
反对安乐死者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承认安乐死合法会出现难以控制的负面效应，除无法有效保护弱势人群的生命权之外，重病患者的精神负担也会极度加大。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崇尚生命的，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不可轻言放弃。
治病救人，更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助人死亡”这种做法，有违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
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承认了安乐死，但是安乐死的合法性仍然受到法学界的质疑。
二、对生命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分析（一）生命权的重要性要得到足够的认识2004年修宪把人权写入宪法，我国就有了生命权立法的根据。
但是作为首要人权的生命权却没有宪法的明文规定。
这显然落后于部门法的的发展。
在我国一些部门法对生命权有一定的规定，例如1986年《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并在第119条规定了侵害生命权的民事责任；《刑法》和《民法通则》还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两种公民自我保护生命权的方式；1994年《国家赔偿法》也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责任。
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一国际人权公约的批准只是时间问题，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是我国政府的义务，而宪法是实施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途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
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为适应签署今后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需要，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修改完善现行宪法，在根本大法中明确规定生命权。
（二）关于死刑存废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死刑无论如何都是不如终生监禁更人道的。
但是我们不能任由罪犯自由选择自己的刑罚。
文明的发展促使公民的权利平等，这种权利平等要求不同人之间的同一基本权利应该平等。
而现代国家却有义务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即使对那些犯了罪的人国家也不能弃之不顾。
但是从现实的立法看来从未有刑法明文规定司法当局可以和罪犯或其他相关人达成人身财产互换的协议，刑罚种类的不可置换是财产、自由、生命三种基本权利基本程度不同的要求，它们之间是不能通约的。
但是对于一些会悔改的人来说，无期徒刑很有可能变成有期，这样，比起死刑来说至少他有了个盼头，而且①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00年版，第644页。
也保留了他的人格权。
而且根据反酷刑公约，凡是执行刑罚时必然产生的痛苦不属于酷刑。
对于死刑来说，什么是必然的痛苦，这是不好界定的。
尽管国际社会没有明确规定宣布死刑是酷刑，但是已把它视为危害人权保障的主要障碍。
所以，国际社会还是趋向于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死刑要比终生监禁更不人道。
还有的学者认为同态复仇是人类的本能要求，死刑可以达到安抚死者亲属、体现正义的作用。
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有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报应观念，如果要废除死刑，则必须淡化人们的报应观念，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①这里人们又把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和理论问题合而为一考虑了。
我们姑且不论这一点，单就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作一分析。
我国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文化和“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及“以德报怨”的传统美德又何尝不是世世代代传承的呢？②西方国家对人的生命价值的看重也是自古有之的。
如果我们不允许他人剥夺自己的生命，怎么能要求国家仅以法律的名义就将剥夺他人生命的人的生命给剥夺了呢？那岂不是以恶制恶？死刑与终生监禁相比所具有的好处便是死刑对犯罪的预防是彻底和永久的。
这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就像美国犯罪学家齐林在《犯罪学及刑罚学》中写到的，处死凶残的犯罪“比冒着险使囚犯在受无期徒刑中越狱或赦免的机会总是好些”，而且对于在监狱中杀人的行为也是一种一劳永逸的预防。
死刑废止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死刑的废止不应限于抽象性的讨论，而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
（三）关于安乐死是否合法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曾说：“人的功能，绝不仅是生命，因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们所求解的，乃是人持有的功能，因为生长养育的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甚至牛及一切动物也都具有，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且具有理性的生活。
”③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了人的生命意义在于根据理性原则进行理性的生活，也就是强调了人应该按照其自主的意志符合规律的生活。
对于身患绝症无法医治，生命垂危且遭受痛苦煎熬的病人坚定不移的自愿选择安乐死，既是其思想的表现，也是其尊严应有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