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史记》课程论文论文题目：浅谈《史记》中的“和谐”思想学院：文学院专业：汉语言文学年级： 09级学号： 222009308011204 姓名：贾文龙成绩：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浅谈《史记》中的“和谐”思想贾文龙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很多能够充分表现出了“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经济和谐、民族和谐”的“和谐”思想的内容。
“和谐”作为中国社会珍贵的思想传统和恒久的价值追求,它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
关键词: 《史记》;和谐思想；司马迁;“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是中国社会珍贵的思想传统和恒久的价值追求,它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包含着古代人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哲学智慧,“和谐社会”也成了理想的社会发展目标。
[1]58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史记》中,也充分地表现出了“和谐”思想和理论。
司马迁《史记》的“和谐”思想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为“天人合一”。
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早在先秦时代,主张“天人合一”。
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
道家把自然规律看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
佛家认为万物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
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
但对其经典论述则是《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强调人类必须以遵循自然规律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儒、佛、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上是一致的。
因此,“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的人文精神。
钱穆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2]‘天人合一’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
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这是东西方文化最显著的区别之一。
”[3]114-147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深深体现着生态智慧与“王道政治”的完美结合。
孟子提倡绿化,反对破坏森林,要顺应天时,保护生态环境。
这说明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乐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养生丧死无憾”和谐幸福的理想社会。
司马迁《史记》中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正是先秦“天人合一”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史记》中,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首先体现在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善待鸟、兽、草、木。
强调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必须依靠自然,只有保护自然,才能国兴民安。
《史记》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还体现在要节用自然之物。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记载,“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黄帝“节用水火材物”。
在《孝文本纪》中记载,孝文帝“保护山川无改”,驾崩前告诫臣子,为自己修陵墓时,“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史记》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也体现在顺应天时,按自然规律去耕种务作。
在《五帝本纪》中,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
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这是说黄帝顺天地阴阳四时之纪。
这说的是要顺自然之道。
司马迁《史记》“和谐”思想还体现为人与社会的和谐,表现为“以德治国”“仁政”“礼乐之治”。
人与社会的和谐主要包括政治和谐、经济和谐和文化和谐。
政治和谐是指在处理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时,就像孔子说的,“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大学》)意思是说,人民有伟大的力量,执政者应该懂得敬畏人民的意志,把人民视为安邦立国的根本。
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王子之歌》)的民本思想。
因此,统治阶级只有行“王道”才能“保民而王”。
行“王道”的核心,即在于“以德治国”与“以仁施政。
”(朱熹《孟子集注》)。
司马迁提倡德治,他在《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中,都从历史上的成败来说明“德治”的必要性。
是否实行“德治”,成为司马迁评论历史,评论现实的根本出发点。
司马迁首先强调以德治国的重要性。
“以德治国”,就要“以民为本”。
因此,司马迁的社会和谐思想也表现为“以民为本”。
孟子以帝王之师的身份教导统治者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孟子·离娄上》)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充分表明了这一思想。
在《周本纪》中,记载古公的主张和态度,“有民立君,将以利之。
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
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
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子,予不忍为。
司马迁提倡德治,并不绝对反对法治。
《循吏列传》中说:“法令所以导民也,刑法所以禁奸也。
”其中“导民”,实际上是强调教化,崇尚德治。
他还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治清浊之源也。
”(《史记·酷吏列传》)其赞赏的当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从汉兴到武帝即位的七十多年之间的“约法省禁”,“国家无事”,司马迁对此倍加称赞。
司马迁认为,实现社会“和谐”之途径和方式,乃是实施礼乐之治。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
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
(《乐书》)说:“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
”(《封禅书》)。
司马迁的和谐社会目标,突出百姓平安。
在表现商鞅变法之后的和谐景象时,他写道:“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商君列传》)在《五帝本纪》中说:“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
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
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
司马迁《史记》的“和谐”思想还包括着经济和谐,体现为“四业并兴”。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不仅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而且强调四业并重,缺一不可”。
“对‘重农抑商’这一传统的‘抑商’政策作了彻底否定。
”[6]28 在我国古代,农是本业,虞工商被视为末业。
但也有认识到四业(农、工、虞、商)并兴重要性的论断。
《逸周书·文典》又说:“商贾以通其货,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谓和德。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此四者(指农、工、虞、商,引者注),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指出了“四业”的重要性及其与国计民生的关系。
司马迁把商业作为人民衣食之源放到国民生产总体结构中进行考察其作用,“四业兴旺,国家富强,四业不齐,国家贪弱。
”这就说明了人们并不是都能生产自己所需的一切,各生产者之间,必须进行协作交换,以互通有无,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和谐,使国家富强,社会发展。
司马迁《史记》的“和谐”思想还包括着民族和谐,体现为“民族统一”“协和万邦”。
司马迁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华夏周边各民族都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司马迁撰《史记》从上古写到当世,从体例到内容,大一统思想贯穿其中,用他的《史记》为上古以来至当世的大一统政治和大一统思想作了全面的反映和总结。
据学者统计,“一统”一词作为国家统一的意思,在《史记》中出现过6次[9]356他在称赞秦统一时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吴太伯世家》中,他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
”他还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史记·楚世家》)司马迁的这些表述,说明不仅中原诸侯列国,而且周边各民族始祖,都可溯源为黄帝子孙。
这就是司马迁的大一统的历史观与民族统一历史观。
司马迁的这些论述乃是有意识采用传说,用作他民族统一思想的历史依据和理论。
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目的是“为消除各种民族的畛域起见所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
”[10]296顾颉刚先生也曾论述了“大一统”思想的作用。
他说:“中国的能够统一,就靠在这个荒谬的历史见解上。
因为必须有了这个向来统一的观念,才可把种族的成见消融,把中国的土地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联合。
[11]5司马迁把少数民族看作是汉天子的一方臣民,为之设列传或传。
他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
纳贡职,作《南越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把各少数民族的传记穿插安排于各有关名臣大将的列传之间,这种安排方式本身就说明司马迁把少数民族作为汉天子一方臣民看待的,只是内臣、外臣之别而已。
他没有把外臣四夷看作是与中国华夏相对的不同族群。
司马迁民族统一思想还表现在,对凡是为中国统一事业做出贡献的帝王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加以颂扬。
《史记》对大禹的功绩进行了颂扬,说:“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大禹治水,疏导九州,使中国的疆域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史记》还颂扬了秦的统一,特别是对秦始皇的统一功业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他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
司马迁民族和谐思想还体现在对和亲政策的肯定上。
和亲是指中原地区的汉族朝廷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为施行政治和约而进行的联姻行为。
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没有正面评论和亲之事,但从其有关记述中可以看出他对和亲持赞同的态度。
在《刘敬叔孙通列传》中,他记下了刘敬提倡和亲之策的建议,并被看作是刘敬的功绩之一。
在《匈奴列传》中,司马迁详细记述了历次和亲的时间、社会背景、双方往来书信等,有时亦述及和亲的效果。
高祖时,“岁奉匈奴絮缯酒食各有数,双方约为兄弟,匈奴单于内侵乃少止。
”文帝继续执行和亲政策,大臣们也都认为匈奴不可击,“和亲甚便”,“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终景帝之世,时时小人盗边,无大寇。
”“武帝继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
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可见,司马迁对和亲政策是赞同的。
司马迁民族和谐思想还表现在对向少数民族发起边疆战争的否定上。
司马迁虽然对一切攘夷制夷的正义战争给予肯定和称誉,但对穷兵黩武的政策和行为持否定态度,并给予抨击,认为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不利于国家发展。
司马迁总结汉兴以来的治国经验,认为使国家治强富裕,“必须有一个和平、安定的边境环境。
”[12]69因此,司马迁主张民族之间应友好往来,共存共荣,反对民族侵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