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收入不平等与城镇贫困蔡 禾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壹、城镇收入不平等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使中国迅速的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从人均GDP来看，中国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上，但是中国人的经济生活水平较之30余年前而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在从“温饱”走向“小康”。

相对于农村而言，城镇的发展更为显著。

表1：中国历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统计（1978-2011）年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家庭农民纯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197834331157.513411667.7 197916113564.0 198047841256.919116261.8 198145845756.722319159.8 198249547158.627022060.6 198352650659.231024859.4 198460855958.035527459.3 198573967352.239831757.8 198690079952.442435756.5 1987100288453.546339855.8 19881181110451.454547754.0 19891376121154.560253554.8 19901510127954.268658558.8 19911701145453.870962057.619922027167253.078465957.619932577211150.392277058.119943496285150.01221101758.919954283353851.01578131058.619964839391948.81926157256.319975160418646.62090161755.119985425433244.72162159053.419995854461642.12210157752.620006280499839.42253167049.120016860530938.22366174147.720027703603037.72476183446.220038472651137.12622194345.620049422718237.72936218547.2200510493794336.73255255545.5200611759869735.83587282943.0200713786999736.34140322443.12008157811124337.94761366143.72009171751126536.55153399341.02010191091347135.75919438241.12011218101516136.36977522140.4注：本表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摘编自《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2》从表1可以看到，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猛增到21810元，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音速，增幅达到63.59倍；恩格尔系数从57.5下降到26.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纯收入从134元增长到6977元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增幅达到52.07倍；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到40.4。

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不平等也在加剧，收入差别日益扩大。

1980年0.23，1985年0.341，1990年0.348，1995年0.389，2000年0.417，2005年0.47（《理论参考》，2008）。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3年到2012年分别是0.479、0.473、0.485、0.487、0.484、0.491、0.490、0.481、0.477、0.474。

30余年，基尼系数增长了一倍有余，2008年是基尼系数达到最高点的0.491。

从那之后，基尼系数在基本稳定的基础上略有下降，到2012年下降了0.017，但是仍然维持在一个高位上。

根据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当年城镇基尼系数为0.4731。

贰、城镇贫困程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原来的分配机制和格局被打破，在不平等日渐加剧的同时，传统的“单位制”保障也逐步消失，城镇贫困问题日渐突出。

2004年全国城镇共有955.5万户和2205万居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2012年底，全国城镇共有1114.9万户和2143.5万居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

以上数字是正式纳入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数字，而普遍存在的“应保未保”的现象使得这一数字备受争议。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的估算，中国城镇贫困人口比例应在7.5％-8.7％之间，以8％的比例计算，目前中国城镇贫困人口大约为5000万人，是目前享受低保人数的2倍左右（张平，2004）。

必须指出的是，贫困的判别标准有市场菜篮法、恩格尔系数法、生活形态法和国际贫困线标准（盛朗，1999），标准不同，结果上存在差异就不足为奇。

此处并不想对城镇贫困人口到底有多少加以争论，而是把分析放在贫困的程度上。

我们把城镇贫困的范围限定在家庭人均收入最低的5%家庭，这些家庭为贫困家庭，这些家庭的人口为贫困人口；贫困程度则以这5%家庭的平均收入与样本总体的加题收入中位数的比值为标准；数据来自于2003年的CGSS数据和2012年的CLDS 数据。

表2显示，进入21世纪后的十年里，中国城镇5%最低收入家庭平均收入占样本总体家庭收入中位值的比例基本上保持在9%；而5%最低收入家庭的总收入占样本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不足0.3%。

以上数值表明，这些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是十分严重的。

表2：城镇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数据来源5%最低收入家庭平均收入占样本家庭收入中位值的比例5%最低收入家庭的总收入占样本家庭的总收入的比例CGSS2003 8.6667% 0.2507%CLDS2012 9.0% 0.2873%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东、中、西的区域差别，我们进一步对城镇贫困家庭贫困程度做区域比较。

表3：城镇贫困家庭贫困程度的区域比较区域数据来源5%最低收入家庭平均收入占家庭总体收入中位值的比值5%最低收入家庭的总收入占家庭总体的总收入的比值东部CGSS2003 11.25% 0.3305% CLDS2012 5.0% 0.2210%中部CGSS2003 13.0% 0.3467% CLDS2012 14.9573% 0.449%西部CGSS2003 5.5238% 0.2086% CLDS2012 9.0452% 0.3396%不难看出，东部地区的贫困成都存在加深的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存在减轻的趋势。

这可能与国家加大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践行“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而东部地区则面临着产业转型等结构性因素有关系。

叁、城镇贫困家庭特征贫困家庭特征是指贫困家庭成员的就业、健康等特征，此处试图比较5%最低收入家庭与其他95%家庭的特征，以此深入认识贫困家庭。

这里主要选用中山大学2012年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

一、城镇贫困家庭的就业状况从就业状况来看，城镇的贫困家庭成员中，全职在职的比例为19.35%，即不到两成的人有全职工作，而失业的比例为14.03%，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则占该群体总数的4.49%。

而另外的95%的家庭中，全职在职比例为37.38%，接近非贫困家庭成员的两倍，其失业比例为4.67%，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则为1.32%。

通过对比贫困家庭群体和非贫困群体，数据明显呈现出贫困家庭成员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收入来源仅依赖个别劳动成员，家庭负担系数高。

二、城镇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往往不是独立的，救济性的收入来源是其维持日常生活必需的重要途径。

CLDS2012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城镇贫困家庭的离退休金占据了家庭总收入的49.68%，而救济金和低保则占9.27%；而非贫困家庭的离退休金占比仅为14.83%。

对贫困家庭而言，外部救济性收入已经超过家庭总收入的一半。

除此之外，家庭负债情况显示，25.9%的贫困家庭有对外借债，而非贫困家庭的借债比例为22.03%。

三、城镇贫困家庭的健康状况在最低5%收入的家户中，患有“慢性病”、“传染病”以及“精神问题”的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5%，而另外95%的家户中，患有这三种疾病的人占比则为7.89%；如果只看家庭内有上述疾病患者的指标看，贫困家庭中，拥有非健康家庭成员的家户数量占31.47%，接近每3个贫困家庭中就有1个需要负担非健康成员；而剩余95%的家庭，这一比例为16.61%，比例减少了近一半。

究竟是因为身患疾病导致了家庭贫困，还是因为家庭贫困，导致无法享受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及医疗服务，进而身患疾病？两者可能不是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相互强化。

不过从数据结果不难想象，贫困家庭中病患所占比例如此高，对于这部分家庭脱贫致富实在是奢望，如果没有政府、社会及亲友的支持，可能连最低的生存需求都无法满足。

四、城镇贫困家庭社会地位感知贫困不仅给家庭带来生活的困境，也影响到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感知。

在要求被访者对自己家庭社会地位得等级做出评价时（最高为10，最低为1），5%的最低收入家庭的地位感知均分为3.36，而其他95%家庭的地位感知均分为4.27。

不过，一个值得深入认识的现象是，即使是5%最低收入家庭，其家庭社会地位的评价相对仍然是积极的。

在回答相比5年前的家庭社会地位状况，你认为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的问题上，虽然95%非贫困家庭认为提高了0.413分，高于5%贫困家庭的0.198分，但贫困家庭的评价仍然是正面的。

在对于5年后的家庭发展预期，贫困家庭成员则认为会社会地位提高1.06分，还略高于95%非贫困家庭，显示出他们对未来5年仍然抱有正面的期待。

中国的城镇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问题凸显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在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后，城镇收入不平等水平趋于稳定和城镇贫困程度都出现趋于稳定的苗头，这显然与国家近些年来不断提高城镇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障，加大社会救助密不可分，如何在保持这一稳定趋势的前提下，逐步保持下降的是未来的发展目标。

而贫困家庭的社会人口特征也提醒我们，城镇贫困既受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等因素的影响，也受人口自因素的影响，反贫困的努力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应尽快完善和配套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培育社会组织、动员社会资源参与；同时通过各种形式提升贫困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增强市场能力，形成反贫困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1]《理论参考》，2008年1期64页[2]张平，《中国城镇贫困的现状、原因和反贫困政策分析》，《甘肃理论学刊》，2004,11,(6);[3]盛朗，《中国城镇贫困人口数量分析》，《人口研究》，1999,(6);个人简介蔡禾，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1982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学士学位，1987年获中山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杜克大学、美国彼茨堡大学做访问学者；兼任中山大学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会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