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No192摘 要 纵观戏曲几百年，其剧作大多以团圆来收尾，要么死而复生如《牡丹亭》；要么大小登科如《琵琶记》。
这似乎是中国戏曲一个颠扑不破的模式或者说是套路。
大团圆的结局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性。
当然，并不是因为它普遍存在于戏曲当中我们就可以这么说，而是因为这一结局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传统文化，还是由戏曲的本体性所决定的。
关键词 戏曲 大团圆 审美朱光潜说“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剧本给人的印象很少是阴郁。
仅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有过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的”[1]大团圆的结局是中国古典戏曲被批判不存在悲剧的一个重要证据。
而被王国维褒奖为可立于世界大悲剧中而无愧色的《赵氏孤儿》也是以圆满收尾的。
程勃在降服屠岸贾后将其交由主公处置，魏绛代主公言之“则为屠岸贾损害忠良，百般的挠乱朝纲；将赵盾满门良贱，都一朝无罪遭殃。
那其间颇多仗义，岂真谓天道微茫。
幸孤儿能偿积怨，把奸臣身首分张。
可复姓赐名赵武，袭父祖列爵卿行。
韩厥后仍为上将，给程婴十顷田庄。
老公孙立碑造墓，弥明辈概与褒扬。
普国内从今更始，同瞻仰主德无疆。
”[2]如此这般平定了十六年来的恩恩怨怨。
而另外一部《窦娥冤》也以窦天章的出现来使蒙冤者平反。
纵观戏曲几百年，其剧作大多以团圆来收尾，要么死而复生如《牡丹亭》；要么大小登科如《琵琶记》。
这似乎是中国戏曲一个颠扑不破的模式或者说是套路。
大团圆的结局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性。
当然，并不是因为它普遍存在于戏曲当中我们就可以这么说，而是因为这一结局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传统文化，还是由戏曲的本体性所决定的。
首先，从审美这个层面而言，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的普遍审美取向。
悲剧产生的最根本的审美作用是使观者产生悲剧快感。
“当我们看完一出优秀悲剧的成功演出，比如看了《窦娥冤》或者《奥瑟罗》的演出（或者很投入地读完悲剧剧作），他们在我们情感上引起的反应，就是悲剧美感或曰悲剧快感”[3]，观众不仅要对悲剧主人公产生怜悯、同情和恐惧等情绪，更重要的是观众自己的情感得以宣泄。
怜悯，同情和恐惧等情绪是随着演出的进行而不同步产生的，情感的宣泄则是在观剧结束的一刹那，随着悲剧主人公命运线的最后一个点的出现而产生的。
这里就有一个情感宣泄的倾向性问题。
不同的民族在其集体意识当中有不同的宣泄倾向。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宗教上举例说明：耶稣拯救世人的方式就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让世人通过见证耶稣受难而感知自己的原罪。
这一行为背后所显现的就是西方人的情感宣泄的倾向。
所以西方悲剧中大多主人公也都是以自己受难而警醒世人。
观众也在观看主人公蒙难乃至于死亡的过程中，情感得以宣泄。
而国人则不然，从佛道儒论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贾宝玲（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三家的言说当中我们发现，其大多数所宣扬的思想中并没有原罪一说，所以中国人的普遍审美取向是不需要世人个体的来赎罪而达到人生的圆满。
佛道儒三家更多宣扬的是个体忍受现实的困难，翘首下一世的幸福。
这一点作用到古典戏曲当中就是大团圆结局，如王国维所说：“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4]无论现实遭受了再大的苦难，最终都是会有好的结局，这不正是佛儒道极力宣扬的思想在戏曲中的体现吗？当观众在观看《窦娥冤》时，观众跟随者窦娥经历了种种冤屈，听到了在刑场上窦娥发下的三桩誓愿。
如果按照西方的悲剧审美取向，作者就可以在此处收尾了，那么西方的观众不仅可以对窦娥产生怜悯、同情，还可以由此宣泄情感。
然而关汉卿毕竟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创作必然要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思想。
所以他最终还是让窦天章出场，为窦娥平反了冤屈，让好人得以有好报，而到此时中国观众观剧的悲剧快感才最终得以宣泄。
其次，大团圆的结局不仅可以从审美角度上寻找到根源，还可以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
宋代苏轼的《水调歌头》这首词写在八月十五，苏轼与其弟分隔两地，苏轼见到一轮圆月而思念远方的亲人。
所以他不禁叹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可见圆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一个几何概念，更是一种对于物事的期待。
“中国戏曲的‘乐贵和’则意味着一种现实的圆美的人生之境。
”戏曲作品大多有大团圆结局，这正体现了中国人的尚圆情结。
虽然窦娥在人间经受了各种冤屈甚至含冤而死，但最终还是得以平反。
而晋国赵氏孤儿的灭门大仇最终也以屠岸贾“身首分张”而完结。
虽然在大团圆结局中，有的事在现实中得以团圆，更多的是如梁祝般在幻境中团圆，但无论哪种团圆都寄托了中国人对于善恶有报的美好期待，这也正是大团圆结局对于中国人的重大意义所在。
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
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5]这种“乐”的精神就是中国戏曲的本体，“‘乐’，作为中国戏曲艺术精神的体现，本质上表现为一种现实乐观的情怀，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一种感性娱乐的精神。
”[6]“乐”的精神体现在中国戏曲的各类作品当中，是戏曲的终极审美精神，大团圆的结局模式也正是“乐”的体现。
况且中国戏曲毕竟与西方戏剧所追求的终极价值是不同的，西方戏剧在剧中所追求的是对理性和崇高的探索，而中国戏曲更多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综上所述，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戏曲悲剧精神的独特之处。
很多学者因为中国戏曲作品的大团圆结局而否定了戏曲的悲剧精神的存在，这未免有些以偏概全。
例如《赵氏孤儿》这样的作品，虽然其结局是善恶有报，但在其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无数的仁人义士为了一个“忠”字不惜杀身成仁，一个草泽医生为了一个“义”字也牺牲娇儿，含冤受辱十六年。
这种强烈的2012.No192摘 要 在水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污染物浓度的控制已难以真正控制水环境污染，于是在水质规划中首先提出了总量控制的方法。
本文阐述了我国水环境污染物控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水污染物总量控制与浓度控制相结合系统体系。
关键词 水环境污染 水污染物总量控制 浓度控制1 前言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国外六十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先进的水环境管理方法，起源于六十年代日本和美国的水质规划[1]，已证明是环境管理的有效手段。
目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期，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现象仍然存在；单纯的污染物单因子浓度控制对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的指导性和牵制性作用越来越小，不能满足环境管理的需要[2]。
强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当前以及今后污染防治工作的一项十分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2 水污染总量控制技术体系2.1 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定义及研究内容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指在水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流域）内，或可能成为严重污染的地区（流域），或是必须重点保护的地区（流域）内，根据该地区（流域）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该地区（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质与量两个方面，认真评估该地区（流域）的水资源现状，科学合理地提出该地区（流域）的水环境目标，计算出该地区（流域）水体按此环境目标所允许的各类污染物的最大年排放量，通过对污染源治污能力的经济、技术可行性分析和排污控制优化方案的比较，将这些总量指标分别加以分解，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分配到各排污单位，作为法定排污指标[3]。
水污染物的总量控制是建立在天然水体对污染物具有稀释扩散和自净作用理论上，即天然水体对污染物具有一定环境容量的基础上[7]。
其核心内容是研究规划区域污染物的产生、治理、排放规律和保护资金的需求与经济、人口发展的协调关系，以便从客观上定量地把握经济、人口发展对水资源的影浅论我国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技术体系框架余 游1 白 翠2（1.重庆市环境保护信息中心，重庆 401147；2.重庆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环境科学系，重庆 400030）响，提出保护对策，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8]。
目前总量控制已经成为一种水环境管理战略和制定水环境规划的指导思想 [9]。
采用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可以有效地克服多年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水污染物浓度控制遗留的弊端，从客观上把握水污染情势，确保环境质量得到逐步改善和提高[10]。
2.2 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特点浓度控制仅规定排放单位体积或单位质量废水中污染物的量，按规定浓度标准进行污染物排放管理。
浓度控制并不全面考量污染物排放与水质状况改善目标的差距，造成只要通过稀释排放都可以达标。
因此，单纯的浓度控制方法不论对新增污染源浓度标椎规定多严格，都难以解决新增污染源对水体增加的额外污染负荷，进而从根本上限制水体污染的趋势增长。
总量控制方法系将整个被保护区域或控制单元作为一个系统加以保护，规定整个控制区域或控制单元的污染物排放限额，从总体上将水体的污染物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总量控制可反映出水体满足特定功能需要的污染物排放量与水质保护目标的因果关系或输入响应定量关系，使水体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对污染物容纳量最大，也可使水体在允许纳污总量的前提下治理投资最小。
总量控制方法能根据现实条件实施对不同保护目标的不同要求，进而实施总量控制系统内的污染物交易政策[8]。
对污染排放做出浓度控制规定可避免高浓度排放而引起暴发性污染事故或破坏局部水生生态系统；实施总量控制能遏制污染物排放和有效改善环境质量，因此，实行总量控制与浓度控制结合是较为符合实际的水污染防治制度措施。
2.3 总量控制的技术关键总量控制的技术关键是建立污染源与环境目标之间的输入响应关系。
污染源和环境目标是规划的两个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两个定量关系如图l所示。
第一个定量关系是污染源排放量与环境保护目标(功能区、流域河段等)之间的输入响应关系。
由于衡量环境目标的指悲剧意境不是一个小小的团圆结局所能掩盖的。
况且，“已死丧给封葬，现生存受爵赏”不正是对忠义精神的最好告慰吗？再例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杜丽娘和柳梦梅在梦中相会，他们的爱情在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辗转中最终得以修成正果。
这不正是对人生因爱情而美好的崇高赞美吗？可以说在大团圆结局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中华民族对崇高精神的追求，对悲剧品质的求索。
参考文献[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版，第218页。
[2]纪君祥：《赵氏孤儿》，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版， 第100页。
[3]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版， 第96页。
[4]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版， 第2页。
[5]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版， 第2页。
[6]施旭升：《中国戏曲审美文化论》，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版 ，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