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
论我国环境法的公众参与制度
一、公众参与原则的概念
在法的意义上，公众特指对决策所涉及的特定的利益作出反应、或与决策的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一定数量的人群或团体。

它不仅包括不特定的公民个人，也包括与特定利益相关的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

环境法上的公众参与原则，是指公众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一切与公众环境权益相关的开发决策活动，并有权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和救济以防止决策的盲目性、使得该项决策符合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和需要。

在我国，公众参与原则通常也被表述为依靠群众保护环境的原则。

有的人将环境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定义为环境保护领域里，公民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与途径，参与一切与环境利益相关的决策活动，使得该项决策符合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制度。

或者环境法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事业，保护他们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依法进行监督的制度。

二、我国公众参与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公众参与的立法现状
随着我国环境问题的恶化以及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的生命健康以及正常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加重。

国家和社会开始关注和重视对环境的保护。

我国的各项环境保护法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并且形成了一定的法律体系，公众参与制度也随着立法的完善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二)我国公众参与制度存在的缺陷与问题
我国尚没有一部法律对公众参与的范围进行全面规定，在个别领域里做出明确规定。

以政府为主导，公众参与对政府依赖程度高。

我国的环境立法长期以来都是自上而下，以政府为主导，公众的环境参与亦是如此。

很多人都认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事，当然应该由政府作主，所以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不高。

常常是政府制定出某项政策或者发动某种号召，公众才开始被动响应和行动。

因此，我国的公众在参与环境保护方面是典型的“依赖政府型”，公众普遍认为政府在环保方面应付更多的责任因而对自身的环保要求不高。

（三）公众参与形式单一，缺乏激励机制。

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需要有良好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并非环境立法本身能够解决的，但中国目前整个法律制度中，关于公众参与规定都十分缺乏，公众参与民主决策，参与国家管理的机制都很不健全。

此外，公民及其团体在法律上的地位不明确，甚至没有法律地位，更没有积极鼓励公众广泛参与的激励机制，使得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困难重重。

三、完善环境保护法中的公众参与原则的立法建议
（一）明确公众的权利和义务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立法缺乏全面、具体的权利规定，公众依法享有的权利只有检举权、控告权、部分参与权和赔偿权，至于其他必需的权利如环境知情权、环境受教育权、环境结合权、环境诉讼权等，相应的立法中并未明确规定 .依据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践，公众在参与环境保护工作中应拥有以下权利：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诉讼权，环境赔偿权，环境检举权、控告权，环境批评权、建议权，环境受教育权和环境结社权等。

权利和义务
永相随，有权利必定有义务，而且对于环境保护，除了享有保护环境的权利外，更重要的是个体从自身做起尽到保护环境的职责。

（二）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在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信息公开立法，只是在一些单项法律中有所反映。

至于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开，我国的相关规定多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规章，由于是由行政机关自己颁布的，它们不具有强制性，且易变，因此即使政府部门提供信息，相对方也很难获得救济，容易使所谓的信息公布成为一句空话。

环境信息公开是环境知情权的重要内容，知情权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前提。

所以，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化，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环境信息必须公开，建立覆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各领域、各层次的环境信息披露体系，用更加具体的制度和更加可行的程序来保证公众对环境事务的有效参与。

（三）建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权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行为规范。

也就是说，公益诉讼是法院在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的参加下，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对于个人或组织提起的违法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进行审理并判决，以制裁违法行为的活动。

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面对环境侵害和环境纠纷的增多，都相应地建立了以公众参与为本位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是公众参与环保、实现真正参与的途径，它不仅监督了执法和司法，也提高了公众的环保意识。

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和公众要求环保的呼声，我国现行的诉讼体制已不能满足环境诉讼的需要。

要改变这种状况，达到保护环境预防污染的目的，首先，我国应弥补立法的空白，设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其次，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和公众的正当环境权益，因此不应过分强调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及当事人的利益关系，可以适当放宽对原告起诉资格的要求；再次，扩大受案范围将政府的决策性行为纳入诉讼范畴；最后，应当考虑在资金、技术和法律援助等方面给予居民、各类专业人士、社会团体、与拟议行为有关的行政机关等更多的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