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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档案的历史沿革及研究现状

・档案工作・家谱档案的历史沿革及研究现状岳 文 莉 家谱,亦称谱、族谱、宗谱、世谱、家乘、谱牒等,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世系图,即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二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行次、时代、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

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百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质是人物传记;三为附录。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起源、迁徙的轨迹,还包括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被誉为“传统文化的综合教科书”。

一 家谱的历史沿革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历史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

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

尽管先秦《世本》早已失传,今本是清人所辑,从辑有的篇目可见其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士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全国性的总谱,但其具体内容、形式等至今尚不得而知。

修谱之目的,在于明宗族之流源,详氏族之繁衍,借以分尊卑、立等级、别亲疏,以利于宗法制度给人以约束。

魏晋南北朝时在政治上实行选官制,生活中的婚姻门第观念浓厚,门阀制度下的士族特权严重,因此形成了我国家谱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史通・邑里》中说“世重高门,人轻微族,竞以姓望说出,邑里相矜”,“有司选举,必稽谱牒”。

据《隋书经籍志》等书的记载,这一时期谱谍档案著作达百余种之多,“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

可以看出,当时谱牒之兴盛,并且已经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谱牒学”。

在南北朝,出现了贾希敬、路敬淳等谱牒学家。

而且还形成了几代传承的谱学世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贾家。

隋唐时期,是家族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

唐代由政府主持编撰的《氏族志》、《姓氏录》推动唐代谱牒的进一步发展。

唐末五代十国时,战乱频繁,门阀制度受到严重破坏,谱牒随之废弃。

到宋代谱学出现由官修谱牒到私家修撰的转变。

正如清人钱大昕说:“五季战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问焉。

”这时期的谱牒主要以姓氏为主。

更为突出的特点是,由于盛行宋学之风,理学家们把自己宣扬孝悌等传统伦理观念渗透到谱牒文化之中。

许多文人学士热衷于修谱之事,诸如欧阳修、苏洵等人。

明清时代是家谱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政府大力提倡编修家谱,各家族也十分重视家谱的编撰,继承宋代私家修谱之风,形成几乎姓姓有谱、族族有谱、家家有谱的局面,而且家谱一修再修,不仅汉族修谱,各少数民族亦效仿撰修。

修谱几乎成了中华民族一项全民性的活动,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家谱,大多来自于明清时期。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政治上和思想上均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宗法制度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家族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新的政治观念、经济因素和文化思想在一些开明的家族中引起了新的思索,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家谱,将更多新时代的精神引入家谱当中。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反封建迷信的扩大化,家谱也被赋予封建色彩,一度遭到打击,致使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段时期家谱事业处于221衰退状态,许多家谱竟被付之一炬,珍贵的历史遗产被严重损毁。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环境的宽松及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人们不断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族谱作为一种家族文化的载体,成了不少人对家庭情感的深厚的寄托,民间修族谱持续升温已成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现代学术也越来越重视家谱的研究、开发与利用。

二 家谱的研究现状当代学术界重视对家谱的整理开发及应用研究,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家谱的整理。

1985年北京图书馆开始对馆藏家谱进行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000余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

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

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国家档案局等部门联合编纂了《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另外,网络时代的到来,还出现了刘姓家谱网等姓氏家谱类网站,对家谱的整理起到积极作用。

(二)家谱的研究。

在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

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本文采用后者)。

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据,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

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验证,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

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三)关于家谱的应用。

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

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

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

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

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大量运用,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

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等著作。

还有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书中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徙、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情况。

当前,对于家谱的整理与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保存地域分散。

据《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编委会统计,族谱在国内除新疆、西藏、青海省(区)以外,各省均有收藏,以北京和宗族组织曾经盛行的南方省区为多。

北京地区有家谱4789种,上海562种,天津409种,河北892种,山西117种,辽宁605种,吉林918种,黑龙江139种,陕西33种,甘肃32种,宁夏8种,山东270种,江苏1682种,浙江2930321种,安徽1005种,江西100种,福建482种,河南225种,湖北611种,湖南1354种,广东433种,广西170种,四川743种,云南74种,贵州6种,总计18589种。

保存在国外的族谱主要收藏于日本、美国、英、法、意等国也有所见。

(二)保存条件差。

家谱多为纸质材料,易损毁,不易保存。

由于经费的欠缺和人们对族谱价值认识的不足,族谱的保存条件不佳。

除善本族谱和名家族谱外,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大都未设专门场所保管族谱。

族谱有些已经发生大面积虫蛀、霉变,给利用工作带来困难。

(三)对家谱保存工作重视不够。

很多家谱散落民间,不少家庭对家谱也不珍惜,随意丢放,若再不抢救就有完全损毁的危险。

综上所述,中国的家谱是一块块历史的碎片,用其独特的方式反映着一个群体、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更是一笔还在沉睡的、待开发的、也面临消亡的资源。

家谱把家族的兴衰成败真实记录下来,是重树道德规范、加强人与人关系、繁荣家族的重要途径。

同时,家谱给子孙后代留下宝贵遗产,给儿孙以正确的道德教育,延续祖宗的优良传统。

族谱档案具有其它档案文献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其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不容忽视。

因此收集、保存、利用和研究家谱档案资料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对于已收集的族谱,应尽快进行鉴定、修补、编目工作。

在鉴定、修补、编目的基础上,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全国乃至全世界族谱网络信息系统。

有条件的单位,可择重要族谱编辑出版。

扩大宣传,加速族谱的利用,使其更好地为史学、经济学、文学、民俗学、行政学等科研活动服务。

(作者岳文莉 青海省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邮编810000)(责任编辑 谢小华)(上接第121页)上说,大约有5000余件(张)。

从版本上说,有契头、契中、契尾(有政府和执法部门的印章)的完整契约仅占20%左右,其余以手写本白契为主,大部分为单张契约,其内容大致可分为:绝卖契、卖断契、买断契等等。

此类契约为一次性买断,没有回旋余地。

如:田地买卖契、洗断契、地骨契、尽田根契、田地会断契、田地断根契等等。

典契。

此类契约为非买断,可以有回旋余地。

如:租赁契、寄佃契、田地缴典契、田地安耕契、佃田根寄佃契等等。

转卖契。

此类契约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田皮(使用权)、田骨(所有权)多次转卖;一种是田骨所有者不变,田皮多次易人。

历史有事件的历史,有叙述的历史。

后人了解历史,往往是通过前人叙述的历史(即各种记载)来了解事件的历史,而叙述的历史因种种局限,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叙述者与所处时代的主观痕迹,未必就是真实事件的历史。

一个严肃认真的史学工作者,决不会放过任何发掘、研究、利用档案资料的机会,即使是这些资料并不十分全面完整。

故只有能透过文字的层层遮掩,发掘出埋藏在故纸堆中的事实真相的人,方为真正的史家。

而未经任何人为修改乃至篡改的档案,作为历史的原物和客观留存,是事件本身的诉说,是第一手资料,是历史的最直接的见证。

历史档案是史学工作者从事研究最根本、最重要的依据。

(作者刘家平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 邮编100009)(责任编辑 王道瑞)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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