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剑桥资本争论”的两个悖论及其评价综述摘要：20世纪50-80年代，新剑桥学派以古典资本理论中存在着逻辑悖论为开端，与新古典综合派展开了近三十年的论战。
文章首先阐述了“剑桥资本争论”的起源与终结的原因；其次梳理了争论的焦点，即新古典分析式中存在的“资本加总循环推论”悖论和“资本倒流与技术再转换”悖论；最后，综述了国现有研究成果中对“剑桥资本争论”的评价以及进步研究方向。
关键词：剑桥资本争论；古典资本理论；悖论An Overview of Two Paradoxes of Cambridge CapitalDebates and the EvaluationsAbstract：In the 50-80s of 20th century, there were a series of debates between Neo-Cambridge School and Neoclassical Synthesis School because of the logical paradox in the Classical Capital Theory, and the debates lasted for nearly 30 years. This paper firstly elaborated the origin and the ending of the Cambridge Capital Debates, and then carded the focus of the debates, which are the paradoxes of both ‘cyclic inference of gross capital’ and ‘Reswitching of T echnique and Reverse Capital Deepening’. Finally, this paper overviewed the evaluation and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among existing domestic research results.Keywords: Cambridge Capital Debates; Classical Capital Theory; Paradox1 “剑桥资本争论”的起源在20世纪50-80年代，凯恩斯主义两个部分支：以英国剑桥大学为基地的“新剑桥学派”和以美国剑桥地区麻省理工学院为基地的“新古典综合派”，就如何发展经济学，特别是就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否存在逻辑悖论展开了经济思想史上规模宏大、旷日持久的大论战。
作为论战的发起者，英国“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罗·斯拉法以及卢伊季·帕西蒂等人，处在对里边的“新古典综合派”的领导人物主要由萨缪尔森、索罗、托宾等人。
这场争论额焦点即为新古典理论的一致性问题，从资本理论开始，扩展到价值理论、配置理论、分配理论、增长理论、发展理论、积累理论、效用理论、行为理论、均衡理论、数理方法论、国家干预论、制度理论、预期理论和建模理论等一系列经济分析逻辑框架。
“剑桥资本争论”的结果是，剑桥学派发现新古典理论中总量生产函数中异质资本品加总过程中所产生的循环推论的错误，并证明了新古典命题只有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才能成立，而在多种产品（即异质品）模型中则会出现技术在转折与资本回流等悖论与异常现象从而与新古典理论基本命题相悖，认为新古典资本理论中存在着在逻辑矛盾。
虽然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批评的有效性在争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澄清和证实，但是，新剑桥学派在发展自身的经济理论体系过程中，在某些分析式上，陷入了与新古典综合派相似的困境中，最终也没有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相继去世，对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争论也渐渐销声匿迹，新剑桥学派并没有替代新古典理论，反而被证明存在逻辑悖论的新古典综合派得以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蓬勃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用总量生产函数、刚性工资、和理性预期分析彻底取代了凯恩斯的货币分析，重新统治了现代主流经济学。
2 “两个剑桥”的两个悖论2.1 “资本计量的循环论证”悖论“资本计量的循环论证”悖论可以认为是引发剑桥资本争论的导火索。
琼·罗宾逊1953年在《经济研究评论》中发表了《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一文，文中明确阐述了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计量困难，并且罗宾逊在1956年出版的《资本积累》一书中加以详细的描述。
简单来讲，资本与劳动和土地有着本质区别，不存在物质上的统一尺度，以将异质的资本品加总成一个总资本。
在供求分析框架下决定稀缺性价格，资本的价格取决于资本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资本的供给决定于储蓄，资本的需求决定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供求均衡时的利润率（利率）恰好等于产量对资本的导数即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这就要求资本的数量独立于利润率而预先得到确定；但是资本本身并不能独立于分配而预先确定，随着工资率的变化，从而利润率的变化，相对价格会产生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会出现对资本价值的重新估值，资本价值量本身的多少要取决于工资率或利润率的配备，资本量是利润率或工资率的一个函数。
因此，利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来求解利润率（利率）就产生了逻辑上的循环论证。
虽然钱伯瑙恩在1953年为解决异质资本品加总问题提出了计量资本的链指数方法，但是在其指数中，资本利润率仍是以利润率为已知的情况作为前提条件的，总资本量依赖于利润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固然不能破解上述的循环论证悖论。
2.2 “资本倒流与技术再转移”悖论根据早期新古典及其现代继承者们的资本与分配理论，可以导出以下几个新古典命题：（1）在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即资本密度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逆向单调关系；（2）在利润率（r）与产出劳动的比率（Y／L）之间固定地存在着反向单调关系；（3）更低的利润率与更高的持续稳定的人均可能最大消费——即持续稳定的可能最高工资率相联系；（4）国民收入（y）在工资（w）与利润（r）之间的分配完全由要素供给及其边际产品来决定。
上述四个命题有着在的逻辑联系，前三个命题的核心思想概括起来实际就是命题（1），其逻辑为：随着利率（r）的下降，必然利用资本密度增加技术，形成资本深化，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上升的趋势。
而命题（4）是建立在前三个命题基础上的新古典分配理论的思想精髓。
新古典经济学家始终通过“消费替代”和“生产替代”来证明这一反向关系：如果利润率提高，则人均资本较高的部门产品价格会相对提高，人均资本较低的部门产品相对价格则会降低，则消费者会更多的选择相对便宜的商品，促使资本使用量增加，即产生了“消费替代”；而利率相对于工资价格下降，则资本要素相对于劳动要素的价格会变得相互便宜，因此厂商会增加资本的相对使用量，产生了“生产替代”。
两种替代效应的存在，使得资本将成为劳动的可替代物，因此必然会得到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资需求曲线，即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呈现单调反向函数关系，这一逆向单调关系被称为“资本密度增加”，也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信条。
图1 固定要素比模型如图1，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如果工资利润线为线性的，则每条线只能相交一次，也就是说两种技术只会出现一次转折，即在S1上，A和B的技术工资率相等，但是A的人均资本高于B，所以A技术替代了B，B和C的关系同上，因此不会出现技术再转折。
由于替代效应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观点，因此20世纪50-60年代以前，新古典学者们并没有意识到利润与人均资本量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会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悖论。
而新剑桥学者像琼·罗宾逊、斯拉法、帕西蒂（1966）等学者则有力地证明了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换的事实，新古典的重要代表萨缪尔森（1966）也对资本的这种“反常现象”做了肯定的例证。
指出，人均资本始终一致且各部门的资本构成完全一样的体征恰恰与“单一产品模型”的特征一致，因此，只有在劳动是同质的，且资本品同时作为产出品的模型中，资本和劳动才可能会存在线性关系的连续替代，利率和人均资本才能实现稳定的单调反向关系，才不会发生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流现象。
但是，若存在异质品，即人均资本量不一致的情况下，工资和利率之间的关系则会成为非线性形式，从而产生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流现象。
如图2所示：图2 技术再转折图3 资本倒流因为生产异质品不同部门的有机构成不一样，利率的等比变化在不同部门中表现为工资率的不同比率的变化，因此不同部门中的dw／dr值必然有差别，从而工资利润率曲线呈非线性特征。
图2中A、B为两种不同技术条件下非线性的工资利润率曲线，A技术的人均资本量高于B技术的人均资本量。
非线性状态下，A、B技术有两个交点S1和S2。
当r<r1时，特定的工资率条件下，A技术获利更大；当r1<r<r2时，特定的工资率条件下，B技术的获利更大；当r>r2时，特定的工资率条件下，原本被替代的A技术的获利程度又赶上了B技术，A技术又被得到利用。
因而，在S1和S2两个交点处发生了技术的双重转换。
在S2点以右，尽管利润率较高，但是具有较高人均资本的A技术却取代了人均资本较低的B 技术，出现了技术再转换的现象，利润率和人均资本量之间也不再存在单调的逆相关。
图3则反映了异质品模型的另外的一种情况，此时虽然没有出现资本的技术再转换，但却出现了资本倒流的现象。
在S1处A、B之间的转换属于正常情况，符合新古典的基本命题，但是在S2点以右的地方却发生了资本倒流的现象，虽然此时利润率较高，但人均资本较高的C技术还是替换了人均资本较低的B技术。
利润率（r）和人均资本量（K／L）之间的逆向关系也不成立。
3 对“剑桥资本争论”的评价综述虽然新剑桥学派对于新古典综合派分析式中存在的逻辑悖论没有给出成体系的解决方法，但是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争论的核心问题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逻辑解，同时也就两个学派的孰优孰劣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王璐（2004）从剑桥资本争论的意义出发，认为这场这争论令一直被奉为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之微观基础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存在的诸如资本计量、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流等一系列逻辑悖论被无情地揭示出来；同时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引入了新剑桥学派所要复兴的、曾被1870年以来的新古典“边际革命”湮没的古典剩余经济分析传统，从而再次引起了西方学界对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和反思。
尽管新剑桥学派的分配与增长理论由于自身也将技术关系加入其中而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他们不仅明确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也把经济分析的方向重新引导到了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