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文献综述作者：余蒙来源：《报刊荟萃（下）》2017年第05期（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摘要：精准扶贫是党中央针对中国扶贫实际提出的新举措，自2015年“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坚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原则以来，已在全国贫困地区范围内普遍展开。
笔者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发现当前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精准扶贫的内涵、工作机制、创新模式、存在问题及优化措施几方面。
关键词：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文献综述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调研扶贫攻坚时提出的，即“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
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
”[1]2015年1月习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再一次指出“要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动，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都要提高精准度，扶到点上、根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2]国务院扶贫办随后制定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
由于精准扶贫是基于中国国情提出来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扶贫方式，国内对于精准扶贫的研究也主要是集中在对精准扶贫概念的界定、精准扶贫实施的机制、精准扶贫创新的模式和精准扶贫的存在的问题、对策方面。
一、精准扶贫的内涵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精准扶贫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如王思铁（2014）认为：“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
它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
[3]黄承伟等（2015）认为：“精准扶贫是国家扶贫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贫困人口识别和扶贫资源（资金、项目）瞄准两部分构成。
[4]李鵾（2015）认为精准扶贫，就是在科学有效的标准和程序下，因时、因地对贫困地区、贫困村和贫困户进行精确识别，按照本地的实际开展联动帮扶和分类管理，并根据动态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做出精准考核的过程。
[5]国务院《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将精准扶贫定义为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的扶贫方式。
由此可见，现有关于精准扶贫内涵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围绕国务院关于精准扶贫的说明展开的。
二、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综观精准扶贫相关研究发现其工作机制是学者研究精准扶贫的重点，主要包括在四方面：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精准扶贫的帮扶机制，精准扶贫的管理机制，精准扶贫的考核机制。
目前相关机制研究主要涉及三方面：（一）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方法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方法方面的研究，如李群峰（2016）认为在瞄准偏离纠正机制的设计方面应采取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增加扶贫项目信息透明度和引入外部第三方监督等措施来改善贫困农户在村庄权力结构的地位。
[6]唐丽霞等（2015）认为当前精准扶贫机制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实践中必须考虑到精确瞄准本身所产生的组织、技术、人力资金和政治成本等，并且还要兼顾不同群体对扶贫政策的态度和反应。
在提高扶贫瞄准精度和改进扶贫效率的工作中，应根据相关的扶贫预算和目标采取不同的方法。
[7]（二）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要求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要求方面的研究，如汪三贵等（2015）认为应从改革贫困标准的制定方法，完善精准识别机制；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探索和建立贫困户的受益机制；改革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和加强资金整合及在金融方面创新到户机制等方面创新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以保证精准扶贫工作的实际成效。
[8]王国勇等（2015）认为实施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对我国完成贫困识别工作、健全扶贫工作机制和创新扶贫开发思路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对贫困人口进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进行精确化配置、对贫困农户进行精准化扶持，使精准扶贫在具体扶贫工作中得以有效运用，实现由传统的“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9]（三）将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放在特定的行业或背景下进行分析将降准扶贫工作机制放在特定的行业或背景下进行分析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经济新常态、大数据等背景下，如刘解龙（2015）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中，精准扶贫也面临新的机遇，必须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思想，推进理论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10]郑瑞强等（2015）基于精准扶贫辩证理解与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可行性研究提出“十三五”期间扶贫策略：精准扶贫，供需对接，整合扶贫资源，实施普惠式扶贫向适度竞争式扶贫战略转变，关注“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优化扶贫资源运作与传递，注重扶贫治理机制创新，强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发展扶持政策衔接，提高贫困人口资源承接水平等。
[11]三、精准扶贫的创新模式在国家推出精准扶贫政策以来，各地纷纷依据其实际情况建立了自己的精准扶贫模式，如贾文龙（2015）提出的“到村到户”[12]精准扶贫模式，其模式核心包括础设施到村到户；结对帮扶到村到户；产业扶持到村到户；教育和培训到村到户；农村危房改造到村到户；扶贫生态移民到村到户等内容。
桂拉旦等（2016）提出的“文旅融合型乡村旅游”[13]精准扶贫模式，即将本地文化资源与旅游要素深度融合，提升地方经济水平，达到乡村造血目的和实现精准扶贫的模式。
庄天慧等（2015）提出“政府―市场―社会―社区―农户”五位一体的贫困治理模式，[14]“五位一体”的贫困治理模式不仅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克服“市场失灵”，提高贫困人口参与水平，保障公平发展；而且注重挖掘市场潜力，通过市场调节，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以此培育贫困群体自身能力，保持持续发展，实现内源扶贫。
同时，“五位一体”的贫困治理模式还强调利用多方力量，激励社会广泛参与，弥补政府和市场二元共治的不足。
通过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促进扶贫资源传递提效，并且尊重农户发展意愿，保护扶贫对象的主体激励性。
此外胡昌龙（2016）还提出“互联网+农业”的精准扶贫模式[15]等，陈伟忠（2016）提出了“延迟模式”的革命老区的精准扶贫模式[16]。
四、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基于两个层面，一是基于个案分析后得出现有的精准扶贫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基于理论分析，从精准扶贫的特点和内容方面分析其存在的问题。
（一）个案分析葛志军等（2015）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结果认为精准扶贫面临多方面的困境：贫困户参与不足，帮扶政策缺乏差异性和灵活性，扶贫工作遭遇上访困扰，扶贫资金有限，驻村扶贫工作队效果较差。
[17]马楠（2016）基于中药材开发产业研究提出产业精准扶贫面临产业发展方向缺乏精准定位、市场稳定发展缺乏精准政策、扶贫成果保护缺乏精准保护三个方面的问题。
[18]（二）理论分析汪三贵等（2015）认为我国在精准扶贫方面的困难体现在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考核三个方面[8]；嫣红兵（2015）从需求、供给、收入、成本等要素分析当前金融机构精准扶贫面临“四个增加”、“四个不足”等难点[19]；李群峰（2016）认为精准扶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大量村干部权力寻租等瞄准偏离现象，其根源在于精准扶贫工作尽管代表明确的国家意志，但在村庄层面仍然无法避免以村干部为中心微观权力场域的干扰，多层委托代理、政策信息不对称、权力干预参与悖论和权力差序格局等基层治理结构缺陷造成在村庄“最后一公里”处的瞄准偏离[20]；左停等（2015）认为精准扶贫机制的推出在技术层面的靶向是此前扶贫开发工作中存在的瞄准目标偏离和精英捕获问题；在当前的现实中，精准扶贫还面临着规模控制所引起的规模排斥、乡村内平均主义思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市场化背景下的扶贫开发有效手段不足、村庄间贫困户实际识别标准差异等挑战[21]；三、精准扶贫的路径与对策研究学者现有关于精准扶贫的路径与对策研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个案分析的对策研究，二是基于精准扶贫工作推行的理论困境提出的对策研究。
（一）基于个案分析的对策研究张笑芸等（2014）基于四川省的贫困问题提出要进一步加大扶贫工作力度，优化整合扶贫资源，确保扶贫到村到户，并结合创新考评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两个跨越的战略思考，对四川省精准扶贫进行了探析[22]；吴晓燕等（2015）基于四川省南部县A村的观察提出要将协商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以协商为精准扶贫提供良好的运作环境，以精准扶贫促进协商更好地发展，使二者通过合作推进彼此不断完善[23]。
（二）基于精准扶贫工作推行的理论困境提出的对策研究汪三贵等（2015）提出应从改革贫困标准的制定方法，完善精准识别机制；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探索和建立贫困户的受益机制；改革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和加强资金整合及在金融方面创新到户机制等方面创新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以保证精准扶贫工作的实际成效。
[8]唐任武（2015）基于习近平的贫困治理思想认为应当从精准扶贫的工作流程设计和精准扶贫政策体系的形成两条路径，推动实践精准扶贫想。
[24]邓维杰（2014）认为要真正实现精准扶贫，应该尽早开展国家级和省级的贫困普查，对贫困村实施分类管理，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融合的贫困户识别和帮扶机制；同时，购买独立第三方社会服务来协助和监督整个过程。
当然，减贫投入必须足够，不能期待依靠地方配套来实现精准扶贫目标。
[25]六、研究述评（一）现有研究特点综观现有的精准扶贫相关研究，发现其主要集中在政策解读、工作机制和实证分析方面，现有的文献对于精准扶贫的基本概念、工作机制、创新模式、存在问题和提升对策有了初步的研究。
精准扶贫研究体系基本构建，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均有涉及。
（二）现有研究的不足（1）理论分析缺乏理论支撑。
现有的关于精准扶贫的理论分析主要集中在政策领域，包括政府颁布的精准扶贫方案的内容和目标体系，多数研究是基于政策的某一点展开分析。
由于缺乏具体理论的支撑，理论分析碎片化，不系统。
（2）实证分析不深入，缺乏数据的支撑。
现有的实证研究多是基于一个省的精准扶贫情况进行分析，但具体到分析层面，又没有完全概括该省的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和实施模式，容易将实证分析演变成理论分析。
（3）现有的研究存在空白区域。
比如关于跨境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研究，精准扶贫工作的监督和考核方面的研究等。
参考文献：[1]习近平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新华网，http：///politics/2013-11/03/c-117984236.htm.[EB/OL]，2016-06-30.[2]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中国政府网，http：///xinwen/2015-01/21/content_2807769.htm.[EB/OL]，2016-06-30.[3]王思铁.精准扶贫：改“漫灌”为“滴灌”[J]0四川党的建设（农村版），2014（4）：14-15.[4]黄承伟，覃志敏.论精准扶贫与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建构[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1）：131-136.[5]李鵾.论精准扶贫的理论意涵、实践经验与路径优化——基于对广东省和湖北恩施的调查比较[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8期.[6]李群峰.权力结构视域下村庄层面精准扶贫瞄准偏离机制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7]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 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J]，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5月.[8]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5月.[9]王国勇，邢溦.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机制问题探析[J].农村经济，2015年第9.[10]刘解龙.经济新常态中的精准扶贫理论与机制创新[J].湖南社会科学，2015年4月.[11]郑瑞强，曹国庆.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精准扶贫机制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8月.[12]贾文龙.“到村到户”精准扶贫模式实践及其启示探究———以贵州省毕节市为例[J].山西农业科学，2015年第12期.[13]桂拉旦，唐唯.文旅融合型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研究——以广东林寨古村落为例[J].西北人口，2016年3月.[14]庄天慧，陈光燕，蓝红星.精准扶贫主体行为逻辑与作用机制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6期.[15]胡昌龙.基于“互联网+农业”的精准扶贫应用研究——以秦巴山区为例[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2月.[16]陈伟忠.“延迟模式”：革命老区的精准扶贫.金融博览，2016年5月.[17]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5月.[18]马楠，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精准扶贫研究——以中药材开发产业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1月.[19]嫣红兵.创新“金融+”实施精准扶贫———当前我国金融扶贫的难点及对策[J].农村金融，2015年第9期.[20]李群峰.权力结构视域下村庄层面精准扶贫瞄准偏离机制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21]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8月.[22]张笑芸，唐燕.创新扶贫方式，实现精准扶贫[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年第9期.[23]吴晓燕，赵普兵.农村精准扶贫中的协商：内容与机制——基于四川省南部县A村的观察[J].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6月.[24]唐任武.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阐释[J].人民论坛，2015年10月.[25]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年第6期.作者简介：余蒙（1991.4—），女，汉族，湖北省黄冈是罗田县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15级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基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