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访谈录山东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1期中国古籍保护与利用主持人:　本刊记者　嘉宾:　李致忠 近几年来,政府对古籍保护非常重视,2002年文化部、财政部启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

2005年春天,文化部、财政部又启动“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

2008年伊始,国务院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这三项措施的实施对古籍保护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此,我们采访了来鲁给“第三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讲学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李致忠先生。

本刊记者:李先生您好!十分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想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政府为什么投入这么多的经费启动古籍保护工程,在现代,保护古籍有什么重要意义?李先生:这个意义就是文化部、财政部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提出来的,一个是保证中国古籍的传承安全。

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古籍。

当然文物也传承文明,风俗习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能传承文明,但是能准确记载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有根有据的文明史还是要靠古籍。

保证它的安全实际就是保证五千年文明绵延不断有证据。

古巴比伦没有了,埃及也没有了,两河流域也没有了,五大古国的历史能够说得清楚的只剩下中国了,如果保存不下来,你说有五千年文明,记载在哪儿呢?所以传承安全就成了重要方面。

第二个是利于学者们利用。

古籍藏在博物馆也好,藏在图书馆也罢,读者、学者来了,他能随便看吗?把原书给他看,没法保证它的传承安全,怎么办呢?只好再造出来,因此2002年就实施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

原本不流通了就安全多了。

学者利用了再造的本子,不妨碍他做学问,这就把古籍的保护和利用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要弘扬传统文化,不让人去利用怎么传扬呢?这个是我一贯的思想。

本刊记者: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现在到第二期了,第二期和第一期相比有什么不同呢?李先生:就是版本时代不同。

唐宋金元是第一期,明清为第二期,包括明代编、清代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编。

本刊记者:第二期大致收多少种?李先生:选目基本已经确定,大概570种,包括少数民族文字古籍33种。

本刊记者:再造善本工程大,任务重。

它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李先生:编纂出版这套丛书的基本工作首先在选目。

为此,从2002年5月初起,就邀请有关方面专家研讨选目的指导思想和框架原则。

最后达成共识,第一是“传本”。

本书编纂的宗旨为确保珍稀古籍的传承安全,所以它首要的是传本。

但又不能只顾传本而不顾及其学术价值或资料价值。

因此,第二是“扬学”。

鉴于古籍传本越古越稀的事实,又提出了“宋元从宽,明清从严”的遴选原则。

一期选目我们选出唐、宋版本424种,金、元版本326种。

明清离我们时代尚近,存世的书也较多,选书的原则就是“学”、“本”并重,不能只看版本而不看学术内容,要尽可能做到遴选的每一种书都值得“再造”,不值得“再造”的书不能选入其中,不能浪费国家资财。

另外,还选择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列入再造之内,以体现多民族共铸中华文明的辉煌史实。

本刊记者:整套丛书的装订是机装吗?李先生:不,都是手工装订。

装帧采取传统的线装形式,全部采用影印方式,依据原书版式拍摄制版印刷。

用纸也很讲究,彩色部分用的是进口的蒙肯纸,黑白部分用的是特制的宣纸,所以能保存时间长。

包括书皮都是精心设计的,书的封面颜色为仿清代内阁大库藏书封面的磁青色。

所以再造善本一打开,书卷气非常浓,这就跟善本配起来了。

本刊记者:再造善本保护了中国一部分古籍。

现在有一个问题,现存古籍善本有多少?保护现状如何呢?・1・总第111期山东图书馆学刊2009年2月李先生:中国的雕版印书始于初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夏、金,延袤于元、明、清,时间跨度约为1400年。

可是流传至今的唐、五代时期的版印实物,已成吉光片羽,屈指可数。

两宋316年间刻书出版事业最为兴盛,据不完全统计,官私刻书有1万多种,印数当以百万千万计。

到明代权相严嵩被弹劾而遭查抄的时候,据说其中还有宋版书籍6853部。

可是随着时间流逝,迄今就中国辖区所藏宋刻完帙、复本、残本通计超不过1200部,可谓万不存一。

元代掌握全国政权仅有87年,仅是宋代历史的四分之一强一点,据不完全统计,刻书也有3142种,相当于宋代刻书总量的四分之一。

元代迄今不过600多年,可中国辖区内现存元代刻书的完帙、复本、残本也超不过1200部。

面对这种典籍严重散佚的历史教训,清嘉庆时著名版本学家、校勘学家顾千里就曾慨叹:“宋元本距今远者八百余年,近者不足五百年,而天壤间乃已万不一存。

”从顾千里到现在,又过了200多年,许多书又已失传,这引起了我们政府领导人的高度警惕和密切关注,所以才有“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提出和立项实施。

我们现在有高超的影印技术,不但能够做到“不失其真”、“缩今日为宋元”,且能延宋元为长远的未来。

本刊记者:对于古籍保护,目前一般有些什么办法呢?李先生:过去私人藏书秘不示人,意在珍惜自己的藏本。

后来这些私人藏书通过各种渠道大部分被各级各类图书馆收藏,但珍贵善本书仍是不能随意借阅,其意仍是加强保管,令能传诸久远,长期使用。

这些都是好意,但做法则偏于保守。

现代基本上就两条途径:一是原生性保护,改善藏书环境、原本脱酸、照原样修复,是以长久保存文化典籍的原生形态为主要目的的保护;二是再生性保护,比如缩微复制、扫描复制、照原样影印等,是以整理、研究、数字化等方式,以传播为主要目的的保护。

比如我们的再造善本工程。

本刊记者:从我馆历史文献部了解到他们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从事古籍普查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而且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已经颁布,请先生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李先生: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目的是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确保珍贵古籍的安全,推动古籍保护工作。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拉开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

2007年2月28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保护工作。

自9月底开始,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名录的申报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非常重视,申报数量超过5000部,古籍类型除大量的汉文古籍外,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金石碑拓、敦煌文献、舆图、竹木简等。

国务院于2008年3月1日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家。

山东入选名录大概95种,保护单位是两家。

本刊记者:是。

我们馆入选38种。

《珍贵古籍名录》有没有明确的入选标准呢?李先生:当然有了。

入选标准比较严格。

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

国家珍贵古籍的评选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所规定的一、二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国家珍贵古籍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

不是说是二级古籍都珍贵,应该在二级以上去选。

本刊记者:您说珍贵古籍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

什么样的古籍算珍贵?珍贵古籍一二级是个什么概念呢?李先生:对珍贵古籍我当时提出三个标准:一是时代早、二是流传少、三是价值高。

价值高指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术价值高或资料价值高,还有版本价值高。

有的时代不一定早,但是版本孤传,非常重要,它就珍贵。

老百姓说:物以稀为贵。

“时代早”是相对的,一般地说元以及元代以前的各种本子应该认为是珍贵的。

古籍的定级是这样,2005年文化部、财政部启动“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为确保该计划的有效实施,文化部委托国家图书馆组织起草6个相关的标准规范,包括《古籍普查规范》、《古籍定级标准》、《古籍特藏破损程度定级标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和《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任职资格》。

・2・李致忠:中国古籍保护与利用　你看《古籍定级标准》是其中之一。

一级古籍级别等次的划分指元及元以前版印、抄写的古籍,这些是我国现存古籍中分量最重的文化遗产。

其流传至今者,已万不存一。

它们的传世,以实物身份反映着彼时彼地的时代气息、文化风尚、学术水准、人文精神和出版状况。

它们不仅仅因为是文献,在学术资料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也因为是实物而具备特别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因此将它们划入一级古籍。

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已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

明之前历代的更迭,都给明统治者提供了成败得失、兴亡更替的史鉴经验。

特别是元朝来去匆匆的历史教训,对明王朝来说,更是殷鉴不远。

所以明代大批御制、钦定、敕纂诸书由内府刊行,大多与此有关。

朝廷重视刻书,影响并带动了诸王藩府乃至全国地方官署、私家和坊肆刻书事业的蓬勃发展。

明代官、私、坊三大系统,于前代,特别是宋代所刻书籍的传本,几乎都曾重刻或翻刻过。

许多今已失传的宋元旧本,其内容靠明本保存下来。

特别是明隆庆及隆庆以前传刻的典籍,无论是版印工艺、内容价值及相对时代的早晚,都值得重视。

故将它们划入了二级古籍。

二级的下线划到隆庆六年,并没有说从朱元璋洪武元年到崇祯十七年整个明朝的自然朝代全部划为二级。

因为明万历元年至清乾隆六十年的二百余年,是中国改朝换代的大变革时期。

明朝末年,宦官专权,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渐趋衰亡。

这种社会环境,直接影响刻书出版的质量。

这段历史时期产生的古籍传本,不是所有,而是绝大部分,不能与明隆庆以前相提并论,不应当属二级,而应下属三级。

就是把万历元年以后出的一些普普通通的书到清乾隆六十年这段划为三级。

嘉庆元年以后列为四级古籍,其中某些有独特价值者,已提到二、三级中列等,剩余者不再划分等次。

本刊记者:李先生将近几年来重大的古籍保护项目进行了阐释。

我们对此也有了一些了解。

古籍保护、整理与研究需要特殊人才。

经过“文革”,古籍人才断层现象现在有否好转?李先生:不仅是“文革”,包括文革以前直到现在,古籍人才始终比较匮乏,无法与其他学科相比。

本刊记者:李先生从事古籍工作多年,在古籍版本学、目录学方面造诣很深。

对从事古籍工作先生深有体会,您认为应该具备哪些知识呢?李先生:我从事古籍工作已经四十年了,从上学时就对古籍很感兴趣。

版本学研究要给它建立一个平台,不能为鉴定版本而鉴定版本,这是很狭窄的。

我是从书史入手,搞版本学的人,书史演变不清楚这显然不行。

还有出版史,我担任副总主编的《中国出版通史》即将出版了。

历代刻书在什么背景下产生什么书?出版什么书?先把这些搞清楚,然后将这本书放在那个环境里,那么就比较有根有派,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版本鉴定问题。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古典目录学,中国的传统目录学,对分类、著录要有深入研究。

这就是说要把书史、出版史、目录学、版本学拧在一起容易左右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