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的华夷观来源：清史所作者：清史所点击数：1673 更新时间：2009-2-25清朝皇帝的华夷观张双志发布时间 2009-2-25中国古代的华夷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华夏人自视为文明礼仪, “四夷”为野蛮落后。

相应地, 中国、华夏、中华、诸夏含义等同, 代表最先进文明礼仪; 用夏变夷, 夷夏之防; 华夏人统治“四夷” ; “中国”之外都是“四夷” ; 华尊夷卑等观念, 都构成了华夷观念的内涵,是为华夷之辨。

在清代, 满洲人面临着无处不在的华夷之辨, 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 对华夷观也有着自身的认识, 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变化。

清帝致力于国家的大一统, 强调各族的平等, 但这不等于说完全摒弃了传统的华夷观念。

华夷之辨存在了两千年之久, 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身处儒家文化独尊的大环境, 清帝自不能“免俗” , 以“中国” 、“中华”自称, 自诩为“礼仪上邦” , 继承了历代大一统王朝视外国为“夷”的传统, 在主观意识里, 华夷分野的很清楚, 大一统国家之外的都是“夷” , 以华夷秩序作为处理与各国关系的准则, 把华夷观延伸到国外。

清帝眼中的大一统的中国, 是以东北、蒙古、西藏、新疆、西南、沿海岛屿为国家的边疆区域, 有着相对固定的疆域范围和臣属的民族。

在边疆之外, 清朝又把外国分成两部分。

据乾隆朝《会典》载: “凡四夷朝贡之国, 东曰朝鲜, 东南曰琉球、苏禄, 南曰安南、暹罗。

西南曰西洋、缅甸、南掌, 西北番夷见理藩院, 皆遣陪臣为使, 奉表纳贡来朝。

” εθ西北番夷指的是,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等诸外藩部落, 因地缘关系, 附于新疆回城之后。

哈萨克、布鲁特比较特殊些, 有一部分在新疆境内。

此外, 于西藏后附有廓尔喀等。

统一由理藩院管理。

因俄罗斯与中国西北边疆接壤, 对边疆安全影响很大, 有关事务由理藩院管理。

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列为朝贡之国, 一般由礼部管理相关事务。

清前期, 对这些部落或国家除了称呼其名外, 清朝还经常称之为“外夷” , 承续了传统的华夷观念。

但是, 清代的“外夷”与历代最大的不同, 是西方“夷人”崛起, 从一开始就使得清帝的华夷世界观与历代有所不同。

在明末, 西方的势力已扩展到中国周边。

清立国后, 西方传教士来华有增无减, 带来了许多新鲜的文化事物, 影响了清帝对世界的认识, 这也反映到华夷观念的变化上。

所以, 清早期的皇帝并不是一味地称外国为“夷” , 而是经常指为“西洋” , 可以说是洋、夷混杂。

康熙帝谈及“地球说”时, 就说:“自古论历法, 未尝不善, 总未言及地球……自西洋人至中国,方有此说, 而合历根。

”说明康熙帝通过与传教士的接触, 也学习了许多西方文化知识, 冲击了华夷观笼罩下的中国居中、四方皆夷的地域视野。

大体上讲, 康熙帝对西方文化事物, 基本上持开放、欢迎态度。

白晋曾记述过康熙帝在了解欧洲的科学、艺术成就之后, 认识到“中国并不是唯一的文明国家” ,“与汉人的排外主义相反, 他赐予这些国家使节以破格的优遇和尊重”。

汉人的排外主义应该指的是, 一概斥西方为夷的华夷观念。

而康熙帝基于对西方的了解, 认识到西方国家非是一般“夷”。

翻阅康熙朝的《起居注》、《实录》可以发现, 康熙帝谈及西方时, 大多数情况下称之为西洋。

先后继位的雍正帝、乾隆帝也接触到了许多传教士及西方的文化事物, 承认西方国家是与中国不同的国家, 在谈及“西方”时, 普遍以“西洋”与中国对称。

显然, 康、雍、乾三帝比以前任何朝代的皇帝对西方的了解更多, 视野更开阔些。

传教士的增多, 及皇宫里大量的西方珍物, 实际上也是当时中西方密切交流的一个缩影。

这在奏折中也反映出来, 在谈及天主教事务时, 许多官员都以“西洋”来称呼西方国家。

朝廷上下经常使用“洋”字, 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乾隆初期, 有关马朝柱反清事件, 就流传着“西洋出幼主”的旗号。

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 英使记述了一路所见所闻, 从中也可以发现当时的清朝官员对西方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说明清前期社会并不是对西方懵懂无知。

尽管当时仍存在浓重的“夷”的气氛, “西洋”观念与清末的“西洋”观有很大的不同。

但“西洋”一词的普遍使用, 说明人们已经对西方有个抽象的概念。

中西方交流的频繁, 按理说, 清帝对西方的体认应该越来越清晰, 但恰好相反, 从康熙帝到乾隆帝, 视西洋为夷的观念却在逐渐加强, 在乾隆朝晚期至嘉道达到一个高峰。

恐怕不是闭关自守及对西方懵懂无知所致, 也不能简单地以华夷之辨视之。

这是一个不可言明的心理, 随着对西方了解的加深, 清帝觉察到某种潜在的威胁, 康熙帝晚年, 谈及对西方的态度, 曰: “海防乃今日之要务。

” “海外如西洋等国, 千百年后, 中国恐受其累。

”正是这种潜在的担忧, 康熙帝更愿意用最亲近的满洲人, “广东巡抚员缺, 尔等举出汉人, 此滨海要地, 汉人不可, 应用满洲” 。

“通海口子甚多, 此时无碍, 若千百年后, 中国必受其害矣。

外国人心最齐, 不似中国之人。

尔等汉人, 凡事瞻顾, 心便不齐”。

这种担忧是建立在对西方的了解基础上, 才能说出这番有洞见的话, 只不过他没想到仅仅百年, 中国就身受其害。

而来自海外各国的潜在危险, 是康熙帝随后颁布南洋禁海令、重申海禁的一个重要因素。

雍正帝即位初期, 面对传教活动的“泛滥” , 也意识到了西方的潜患, 他曾专门召见在京的传教士, 当面告知准备实施的禁教理由: “教友惟认识尔等, 一旦边境有事, 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 虽实在不必顾虑及此。

然, 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 则祸患大矣!” “南有欧西各国, 更是可惧的。

”清朝官方没有记载面见情况, 但据传教士记述, 雍正帝说这句话时脸色由和善变为严厉。

随后, 雍正帝宣布在国内查禁天主教, 并继续采取限制出南洋的政策。

乾隆帝继位,开始“变本加厉” , 实行以防夷为第一要务的政策, 增加许多新的管理条例, 宣布一口通商,加强在广州的“夷人”管理, 颁布《防范外夷规条》等。

对西洋各国事务, 乾隆帝是高度重视, “事涉外夷, 关系国体, 务须彻底根究”。

同时, 乾隆时期称西方为“夷”却日见频繁。

奉旨修的《钦定大清一统志》 , 将英国等西方国家列为“重译贡市” 。

当英国马戛尔尼来华, 乾隆帝以天朝自居, 视之为“夷” ; 但同时, 乾隆帝又密切关注整个过程, 从头到尾都高度重视,显示乾隆帝心理上很在意, 没有把马戛尔尼来华当作普通的朝贡看待。

心理上的重视, 与对英人态度的藐视形成鲜明对比。

恰好说明乾隆帝复杂的心态。

在英使访华之前几年, 服务于乾隆帝的法国传教士汪达洪曾一针见血的说:“他们粗略地知道欧洲人征服印度的历史, 他们担心中国也会遭到同样的征服。

”暴露出乾隆帝对国际形势变化的不安及敏锐的政治嗅觉,这与康熙、雍正二帝的认识是相通的。

正因如此, 乾隆帝很难完全对外开放, 不如维持大致安定局面, 按天朝体制办, 以“持盈保泰” , 拒敌于门外。

这种潜在的畏惧心理, 颇符合历代王朝统治者的心态, 开国立基之初, 做事尚有大气魄、大手段。

但百业就绪, 政权巩固, 社会各方面平稳下来, 统治者就趋于求稳怕乱, 维持多于变革, 因循多于开放。

清立国百年, 一派祥和, 宁愿粗安, 也不愿引发事端, 破坏安定的局面。

这必然会反映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上, 如乾隆帝御诗所说: “间年外域有人来, 宁可求全关不开。

人事天时诚极盛, 盈虚默念惧增哉!”体现了对西方文明未来的冲击心知肚明, 但又不敢正视的心理, 不如以骄大的华夷观念来掩饰大一统盛世下的胆怯和心虚。

而百年发展的弊端, 越积越多, 终有爆发之日。

同一时期的西方国家经过一番大变革、大发展之后, 国强民富, 视野开阔, 驰骋于亚洲是早晚之事。

乾隆帝在国家鼎盛之时, 不能革旧布新, 遂变成转衰之机, 只能坐等历史的车轮按惯性向前滑行。

英主尚且如此, 沉浸在祖宗之法的嘉庆、道光诸帝更是不会与西方主动交流, 反而比前朝更茫茫不知, 自守以虚骄。

这一时期的奏折、上谕, 与康、雍、乾诸帝相比, 称西方为“夷”的占大多数, 反映出清代进入了最保守封闭的一段时期。

当嘉庆十三年 (1808 年) , 英国侵占澳门, 宣称意在保护中、英、葡贸易关系, 嘉庆帝的看法是: “尤属谬妄, 试思天朝臣服中外, 夷夏咸宾, 蕞尔夷邦, 何得与中华并论。

”嘉庆十九年, 英国侵略廓尔喀, 廓尔喀请求清廷帮助, 嘉庆帝犹曰:“披楞在廓尔喀西南”, 不知披楞即英国。

马戛尔尼访华时, 清朝官方尚问及廓尔喀与英国的关系, 到嘉庆朝反而对英国更加陌生。

说明, 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在退步。

延至道光帝初政, 英国则占有了遍布各大洲的殖民地, 获得了世界霸权, 已经有余力去挑战中国。

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变, 而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犹问: 英国的地理情况、来华路线、与各国的关系等等。

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没有给华夷世界观致命的一击, 反而使华夷之辨甚嚣尘上, 就像南北朝、辽宋金元时期, 每当华夷纷争激烈时, 也是华夷之辨最喧闹时。

第一次鸦片战争, 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国人的天朝心态, 反而激起朝廷上下对“夷”同仇敌忾的心理。

朝廷的奏折、上谕仍是“夷”字连篇。

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的《瀛环志略》 , 对西方客观介绍的同时, 也是“夷”、“酋”充斥, 但仍被时人指责为大张“英夷”之气焰。

这一时期, 清廷上下,弥漫的是诋“夷”的气氛, 不过, 这也是视外国为“夷”最后的鼎沸。

第二次鸦片战争, 则真正使得清廷上下对“夷”心怀畏惧, 又由“夷”变为“洋” 。

咸丰八年 (1858 年) 六月签定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 “嗣后各式公文, 无论京外, 内叙大英国官民, 自不得提书夷字。

” 3 个月后, 钦差大臣桂良上奏, 称条约载各式公文, 不书夷字,嗣后仍当照约办理” ,“凡关夷务者, 可否饬令毋庸发抄” ,“出自圣裁”。

反映了在列强的压力下, 清朝人虽“愤夷己极” , 但畏惧之心已溢于言表。

此时, 最痛苦的莫过于咸丰帝, 身为一国之主, 眼见祖宗基业要毁于己手。

而他能做的, 是在英法进攻北京时, 逃往热河, 表示待条约签定后,“一俟该夷兵退, 不再反复, 朕即可回銮”。

后又找各种理由推脱, 不愿意回京, 对外国人是又恨又惧, 此“夷”真乃千古未有之“夷”哉! 事实上, 咸丰十年左右,《文宗实录》中上谕基本上已不见“夷” , 而被“洋”字取代。

次年, 清廷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华夷关系变为华洋平等已是事实。

虽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 朝廷涉及外国事务, 大都夷、洋混称, 但也只能私下称“夷”、“夷务”, 尊己贬他, 自我宽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