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法文化的清官情结及其启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史中，人们对清官的信仰与崇拜一直没有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有所衰减。

而在当代，我们极力构建法治社会的同时，我们需要正确理性地看待“清官情结”。

清官代表的是人治，相对来说关注的更多的是实体正义；法治社会靠的是制度和法律，讲究程序正义。

“清官情结”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普遍文化心理，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扬弃与传承，一直受到国内众多法学学者的关注。

关于“清官情结”，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主要有：（一）清官情结的本质、渊源及背景研究王申的《对“清官情结”理性把握》对清官情结作了这样的表述：“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传统‘清官情结’文化是一种价值探求型（或理想型）的政治文化，它把原属于国家治理结构中的问题寄托于某一‘清官’身上。

这种‘清官情结’现象处于封闭状态的封建社会确有其存在的理由。

”[1]笔者认为这种政治文化心理在当时相当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着，而且备受民众的推崇，确实与当时的环境以及文化背景有关。

但是将其全盘添加到现代法治社会中，有不合理之处，应该转变传统的清官情结理念。

王园的《清官思想渊源及其现代化适应性分析》从清官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在现代应如何看待清官思想展开思考，认为清官思想并非不容于现代社会，应区分清官思想本身和清官政治、清官情结等概念。

从产生的历史渊源来看，他从两方面分析：“①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治特点是民众呼唤清官的原因。

传统的以礼代法和人治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法外特权，给民众带来了灾难，而此时清官通常以封建礼法为依据反对法外施威，为平民伸张正义，所以自然成为了普通百姓所崇拜的对象；②宣扬和褒赞“清官”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

”[2]清官的出现缓和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治。

对“清官思想”的现代适应性分析，王园这样认为首先，中国的清官多是体现在个人道德和个人魅力层面上，实质上并不能反映制度本身的优劣。

他指出要对“清官”本身和“清官情结”区分开来。

清官本身不是产生人治的原因。

清官仅是对官员道德标准的一种描述；其次，法治社会并不排斥道德自律，法治社会不可能剥离人的因素；再者，清官意识隐含着民众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渴望。

该论文认为清官思想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的人治法律环境下，清官顺应民众和最高统治者的心理而出现。

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要正确看待清官思想，摆脱盲目的清官崇拜。

在现代社会中将对官员的素质的希冀发展成为一种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意识。

黄汀的《清官政治诉求的学理分析》作者总结出学界对清官政治诉求有两种观点“忠君”和“逆君”。

“忠君”是“‘孝君—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结构，但其核心仍然是‘忠君’”这种模式要求“臣无论在政治意识、政治行为、政治价值方面，还是在是非善恶标准等方面，都把君主利益放在第一位”，“逆君说”认为“在君之上安置一个‘理’”，清官是‘理’之代表，为了民众与国家利益，清官理应挑战至高无上之君权”。

[3]作者将清官诉求的渊源等归纳为三个方面：①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清官理念产生和存在的土壤。

②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是清官理念产生的温床。

③统治阶级的宣扬和教化，农民的呼吁和渴盼，是清官理念滋生繁茂的阳光雨露。

文章表明“清官政治诉求”是有一定的精神价值的，社会不断在发展，但是中国古代关于官员修身思想的精华对现实社会仍具有启示价值。

笔者也认为一味地盲目地排斥清官情结是没有必要的，正视清官理念与清官政治诉求，继承其精华。

作为一段时期内存在的普遍政治文化心理，其具有一定的精神价值。

（二）清官的司法审判方式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思考徐忠明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出发，着重对清官司法作了探讨分析。

从众多故事以及历史文献中看，清官“运用各种手法诸如‘察情、据证、用谲’等方法来侦破案件，取得定罪量刑必需的有关证据材料”文中也指出“清官听讼断狱，实际上也是能审则审，审不明白就装神弄鬼和求助于刑讯逼供”，[4]通过古代法律的规定我们了解到当时对于案件的判决，必须依据被告的口供以及众证来定罪量刑。

涉及的获取口供的方法从五听延伸到刑讯逼供。

因为存在以下原因：①中国古代没有“无罪推定”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原则，②惯行“蓄成见而预定罪”的风气，③刑讯逼供不仅在中国古代始终合法，而且成为法律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内容。

所以导致刑讯逼供无法避免，清官也不例外。

作者认为清官执法具有以下两重性：“一方面竭力捍卫法律的权威，‘按照（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另一方面，又不排斥情理。

”笔者也认为这是传统司法审判过程中存在的模式，体现出传统法律文化中“人治”的特点。

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裁量”在极大程度上，肯定了清官个人的人为因素，但是这种为了情和理而以牺牲法律为代价，是与法治社会建设相冲突的，在现代意义上讲是值得思考的。

侯欣一的《中国传统社会轻视程序法原因再探》系统探讨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

作者从史料归纳出当时的司法审判活动的特点：①主观臆断现象普遍，“片言折狱”备受推崇；②根据内心和现实需要来断案；③公开逃避法律与规则。

与以下原因有关：①与整个社会对法律和诉讼的偏见有关。

传统观念里重道德轻法律，官吏限制诉讼，民众厌讼阻碍了程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②与官吏的法律素养欠缺有关。

最高统治者重视实体方面，程序方面基本不作要求，官吏普遍忽略程序；③与官府和民众以及对人的认知能力和人性的乐观判断有关。

中国传统社会将人群严格界定并分类，同时官吏被赋予非凡的本领和智慧，民众对清官的判决深信不疑；④与中国人重直觉的思维方式有关。

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在宏观上把握事件，倾向于综合型整体意向性的思考模式；⑤与熟人社会亲情意识和害怕因果报应思想有关。

传统社会以农为本的基础导致人口的固定性，熟人社会排斥程序观念；⑥与中国古代的实体法内容有关。

[5]中国传统法律成为当时推行儒家伦理的工具后，一直与社会生活存在联系，因此法律本身不能独立，缺乏逻辑严密性，也就不能形成一套固有的程序规则。

（三）传统理念与当代程序正义的追求戴谋富的《程序正义与法治》一文指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程序正义只有在能够保障实体内容实现时才是正义的，程序正义是通过实体正义表现出来的，没有实体正义就没有程序正义；第二种观点认为程序正义独立于实体正义，程序正义与经过程序所产生的结果正确与否无关，程序有其自身内在的价值，只要能够实现这些价值，程序就是正义的；第三种观点认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同是程序追求的目标。

[6]人类实际活动中，程序、实体之间可能会出现四种类型：第一种程序和实体都是非正义的，第二种实体上实现了正义，但程序非正义，第三种程序是正义的，但实体上不一定导出正义，第四种程序和实体都是正义的。

由此作者推论出程序正义是人们追求正义的必要但非充分要件。

罗洪洋的《程序正义与中国─从传统的视角观察》，作者认为中国法律程序正义的因素非常稀薄，其原因归结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包括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平等观、注重个案正义、对真实的过分追求以及强调社会稳定和安全第一等因素。

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梳理，指出现代程序正义与传统存在的问题所在。

①最高统治者权力至高无上，不受任何限制。

②平等观的不同。

③过分看重个案正义。

④传统法律追求真实。

⑤传统中国的法律主要是维护统治秩序。

[7]笔者认为关于其中的第二点平等观的论述，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轻程序关系不大，比较牵强。

高娟的《现代中国走向法治的必然选择-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理念转变、如何确立程序正义优先理念来展开论述。

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程序理念属于工具型程序理念”，“是以结果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程序理念，其价值依附于结果的有效性，”[8]作者归纳出程序正义有以下基本要求：①法官中立；②当事人平等；③程序参与；④程序公开；⑤及时终结；⑥判决附理由；⑦形式正义。

笔者认为上述几点要求对于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是有利的，关于第七点的“形式正义”，笔者认为针对我国尚未确立健全的判例法体系的前提下，并不应完全采纳。

（四）程序正义的进一步思考林文清的《析刑讯逼供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制止对策》主要论述了刑讯逼供的原因以及遏制这种现象采取的措施。

作者指出刑讯逼供的历史原因中主要是与传统的司法制度有关。

“封建法律一直授予司法官吏刑讯之权”。

“法律把刑讯制度化，是封建时期证据制度的重大特点”，[9]长期以来的封建司法审判中，各官吏包括清官，一直把使用刑讯作为获取口供的方式。

关于对策，作者从意识、机制以及法律规定等方面作了详细阐述。

在完善法律规定这一项上，作者建议排除非法取得证据的采用。

笔者认为这种若以立法形式加以确定，效果是直观的，笔者觉得应该转变有口供到物证的模式，重视物证。

陈明静的《论我国确立沉默权之必要性》主要阐述了沉默权与如实陈述的关系、沉默权与刑讯逼供的关系以及我国立法上确立沉默权的必要性。

文章没有单纯地论述沉默权，而是讲与之相关的刑讯逼供联系了起来，讨论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作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沉默权的实施是出于保障公民权利，防止刑讯逼供的需要。

”[10]笔者在此也认同这一观点。

文章第三部分重点阐述了确立沉默权的必要性，主要有：①保障公民权利；②防止冤狱；③在诉讼程序上具有一系列的制度功能。

作者在第三点中讲到“从举证责任负担的角度而言，沉默权规则还有助于改变我国目前关于口供的自愿性举证责任倒置的不合理现象，”作者认为沉默权能检验供述的自愿性，并且保障了供述的真实性。

笔者也赞成这一观点。

参考文献(注意要求的格式)：[1]王申．对“清官情结”理性把握[J]．检察风云,2005 ,(13): 56-57．[2]王园．“清官思想”渊源及其现代适应性分析[J]．科教文汇，2007，（8）：149．[3]黄汀．“清官政治诉求”的学理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3）：107－109.[4]徐忠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3）：108－116.[5]侯欣一.中国传统社会轻视程序法原因再探[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5）：77－81.[6]戴谋富．程序正义与法治[J].邵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2）:154-157.[7]罗洪洋．程序正义与中国─从传统的视角观察[J].贵州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2) :1-7.[8]高娟．现代中国走向法治的必然选择-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J].法制与社会，2007，( 2)：740-741.[9]林文清．析刑讯逼供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制止对策[J].闽江职业大学学报，2000，（3）：48-50.[10]陈明静．论我国确立沉默权之必要性[J].辽宁警专学报，2003，（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