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崩溃的原因：任何科学都是认识事物的手段，对问题的解答。
要求政治经济学设法解答的一些问题，如什么是价值？资本和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工资是凭什么确定的？货币流通对物价和经济局势起什么影响？再生产是怎样进行的？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从商品和货币生产里产生出来的。
一旦商品和货币生产消亡，这些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崩溃主要由于几个方面：1.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在积极的意义上摧毁了并且超过了古典的政治经济学。
而所谓“庸俗”的或是折衷的经济学派则起了消极作用。
李嘉图的绝大部分继承人没有朝着马克思的方向前进，他们觉得如果再死抓住劳动价值论不肯放手，自己将站不住脚，于是，他们不是朝着亚当·斯密方面退却，便是倒退到纯粹是折衷的和肤浅的价值观点上面。
马克思在三个方面超过了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将其推向消亡。
第一，马克思建立了剩余价值论。
他在1867年8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自己也说这是他在经济学上最大的建树，从而把社会和经济学综合成一个伟大的体系，并且发现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潜在法则，也便是说明阶级斗争的法则。
其次，马克思制定了利润率均分，生产价格的形成以及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从而把基本上是静止的经济学说变成能动的学说，并且还发现了经济发展的主要规律。
第三，马克思订立了资本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的理论，描出了经济危机论的轮廓，并且初步为宏观经济及微观经济的概念作出了实际的综合。
社会经济思想的决定性进步是同马克思分不开的。
这便是把“利润”，“地租”和“利息”原来是各不相干的范畴，归并为一个根本范畴，即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的范畴，并且把它当做根本的范畴来处理（57）。
亚当·斯密只隐隐约约看出了这种合并的可能性。
李嘉图只起了个头，但是失败了。
而马克思却通过这种合并，发现了剩余价值的实质：剩余价值不过就是社会剩余产品，剩余劳动总的历史范畴特殊的，货币的形式罢了。
因此，现代无产阶级只不过是古代的奴隶，中世纪的农奴的继承人。
他们受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再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
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社会秘密，即私人占有剩余劳动，占有无偿劳动，他一下子便看透了资本家行为里面的合理性和冷酷性，诸如竭力延长劳动日，竭力发展机器来减少生产成本，竭力积累资本来在最大限度内“解放”劳动力等等。
同时，他也看透了工人们的反应是合理和不可避免的。
往往有人责备马克思抱着义愤，从道义出发来制订他的经济理论。
其实，他不过是破天荒头一次通过严密的经济分析，把义愤建立在磐石般的科学基础上面罢了。
马克思得力于他的剩余价值论，完成了艰巨的任务，把价值归之为生产价格。
这便是微观经济论和宏观经济论和谐的综合基础。
同一个分析既适用于个别的、每一个商品，也适用于全部社会产品。
当然，社会产品流通和再生产的全貌并不是马克思头一个发现的。
著名的《经济表》（Quesnay , Tableau économique）的作者魁奈才是宏观经济研究的创始人。
但是，魁奈的社会再生产图表所根据的观点依然受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局限。
他认为只有农民的劳动才能生产剩余产品，能生产社会“收益”。
而马克思的再生产图表则根据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社会巨大原动力的观点。
当时的经济学家和后来的经济学家，不是当了他们时代的俘虏，便是落后于他们的时代，[16]而马克思则同任何真天才一样却走在时代的前面。
他看清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动力，把自己的分析发挥到逻辑的尽头，从而推测出技术不断革命既富有前途又十分可怕的能动性，而事实上，一直要到马克思去世以后，才出现了世界性的技术革命。
在剩余价值论上，有些先驱者在马克思以前便已经有所预感，主要如汤普森，霍治金斯，特别是理查·琼斯（59）。
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也是一样，这个规律也不是马克思头一个提出来的，而是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那里来的。
不过，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把这个规律建立在土地收益递降的“规律”上面，而马克思则头一个从资本积累的倾向里面推论出了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并且把这个规律同劳动价值论直接联系起来：活人的劳动既然是价值的唯一创造者，那末，活人劳动的比重（工资）在资本总额里越减低，不变资本的比重越增长，剩余劳动同资本相形之下，当然也就减少了。
唯其如此，微观经济的分析和宏观经济的分析是彼此密切联系着的：正是在商品的秘密里，人们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注定灭亡的一切矛盾。
2.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庸俗经济学家对自身的反对并放弃了劳动价值理论马尔萨斯首先起来反对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归根结蒂这种反对不过是退回去把作为价值的精髓的劳动同创造价值的劳动力重新混淆起来。
这种混淆正是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特点。
同时，为了说明利润，马尔萨斯还是老生常谈，单纯地把利润看做是加在商品成本上面的剩余物。
在萨伊的文章里，这个观点占了统治地位，而萨伊就是马克思指为“庸俗”经济学派的典型人物。
这个观点的特点是，不设法归纳综合和系统化，只把一个完全是心理学的利润论同一个折衷的价值论“贴”在一起。
这种折衷的价值论只满足于描绘一些奇妙的“生产因素”。
劳动价值论是关于价值是一种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所创造的理论。
商品价值决定于体现和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的理论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的。
归根结蒂，除了包姆－巴维克的新古典学派以外，“庸俗”经济学家都满足于指出“事实”，也就是说，资本的所有人，劳动者和地主各自在日常的生产上提取收入，因为他们三种人都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是“稀罕的”（64）。
至于“稀罕”的程度则恰恰体现于给“生产因素”所付出的价格[21]。
这显然是以问题来解答问题那种循环论法。
首先，自己假设一切“收入”是根据这个标准来区别的，然后又在分析里来“证实”这个假设，根本不问一问这些“因素”究竟是不是创造价值的。
其实，固定资本并不“创造”任何价值，土地也不创造任何价值。
机器要是没有活人的劳动力直接或间接地用它来操作，那末机器也不能产生任何价值。
资本家，工人和地主的收入是在市场上进行分配的。
而市场的特点在制度上便是不平等的，否则资本主义制度便一天也过不下去。
生产工具垄断在一个社会阶级的手里。
另外一个社会阶级则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
生产因素的“价格”与市场条件的不平等是一致的，同创造价值的理论问题毫不相干。
有些人会反驳说：就算是这样，那末为什么不满足于批判市场制度本身的不平等条件呢？为什么要在实际价格的后面寻找神秘的“内在价值”呢？实际价格就是市场上的价格，而“内在价格”则是从前所谓“自然价格”的回声。
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的各种现象，分析其发展的规律，都可以从生产价格出发，那末劳动价值论对于这些分析又有什么格外的帮助呢？找一个简单的范畴来最后说明许多表面现象的内在结构和内在逻辑，并非一门简单的思想游戏，而是一切科学思想在认识的所有领域内展开活动。
化学家企图把分子的结构来说明一切物体。
物理学家则把分子缩小到原子，电子或者是其他极微质点的结构。
自从发现了组成因素，发现了现象，语言学便成了一门科学。
任何学派只要不肯在一切表面形态的后面寻找比较简单的因素，必然沦入经验主义，只注意事物的外表而无法深入理解事物的发展。
经济科学发现了价值这一组成因素，便掌握了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钥匙。
没有劳动价值论，也就没有办法把利润、利息和地租归到唯一的根源上来，也就没有办法理解最近一百五十年来农业生产神秘的波动。
没有劳动价值论，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便不能自圆其说，经济危机也不能有首尾一贯的理论。
没有劳动价值论，便无法理解价格的长远趋势。
价格的长远趋势归根还是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的变化。
生产价格论即“生产成本”论，如果离开了劳动价值论便成了单纯的经验主义，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22]。
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计算，利润率的平均促成了先前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其规模须用劳动价值论来加以说明。
一旦放弃了这个标准，放弃了生产价格的总和必定等于价值的总和这一观点，那末就只好从供求的波动来推论利润的总量了。
尽管推论得头头是道，价格却只在虚空中摆动，因为它失掉了预先确定的固定的轴心。
其后果于计算国民收入时特别容易感觉出来，在研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研究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时，也特别容易感觉出来[23]。
在科学领域内，任何人不考虑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终究是要吃亏的。
这里已经充分证明了坚持劳动价值论，坚持构成一个整体的完整的经济学说的“益处”。
3.价值的边际效用论和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取代折衷派政治经济学却并没有使学者们完全满意，学者们依然在为前辈留下来的问题提答案。
同时又不能使资产阶级完全满意，因为，资产阶级经常感到威胁：经济学家从普及李嘉图的思想出发便可能朝着社会主义推进一步（突出的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在1848年革命以后，尤其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社会主义的危险”触目惊心，为了消除这个危险，必须摧毁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整个建筑物。
因此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大转折点，并从此走向价值的边际效用论。
从1855年起，赫尔曼·戈森便和理查德·詹宁斯二人各不相谋地（72）为这个转折点扫清道路，从而形成了新的古典学派：在英国的杰文斯（1871年）在奥国是门格尔（1871年），在瑞士是瓦尔拉（1874年）。
新的古典学派同折衷派和庸俗的经济学派比起来，在方法学上比较严密。
在古典学派相同的地方是，努力不遗漏任何经济现象，不规避任何问题，提供材料，建成一套首尾一贯的学说。
这套学说的辩解性，在结论里倒不十分看得出来，它的辩解性主要出现在方法学上，出现在作为起点的假设里。
体系是首尾一贯的，但是不合乎现实，既不能在静止的状态中掌握现实，更不能解释现实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