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

这一百多年间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确立的时期，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提出了一些科学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

1．奠定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

这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主要的贡献。

斯密提出了一般社会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说明了商品价值的实体。

他还明确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研究了价值（“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

但是，斯密并未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始终。

他又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论点，即把工资，利润和地租说成是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和三个组成部分。

李嘉图批评了斯密的错误的“收入构成论”，坚持并发展了商品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这一正确观点，并且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经济范畴。

2．在地租、利润、利息的形式上，研究了剩余价值的来源。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认为地租是剩余劳动的生产物。

法国重农主义的创始人魁奈提出，只有生产“纯产品”的农业劳动是生产劳动，从而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

斯密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利润的来源。

他说，“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分为工人的工资和雇主的利润两个部分。

马克思说，这一观点“把利润归结为对无酬的别人劳动的占有”，实际上“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58页）。

李嘉图比斯密前进了一步，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说明了利润和地租的来源。

他认为，产品的全部价值都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收入都来源于此。

工资只是产品价值的一部分，这部分归工人所有；利润是产品价值扣除工资之后的余额，它由资本家占有；地租是产品价值扣除工资和利润之后的余额，由土地所有者占有。

3．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对立。

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斯密第一次提出，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土地所以者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主要阶级。

与此相适应，他区分了三种基本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

斯密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

李嘉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利润同地租的对立。

他指出，利润的高低同工资的多少成反比，地租的增加会使农产品价格上涨，势必导致利润的下降，由此就产生了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的经济矛盾。

马克思对这些分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他说：“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83页）4．研究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

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魁奈把流通过程纳入再生产过程，描绘了社会总产品在三大阶级（生产阶级、不生产阶级及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的实现过程，以及工业、农业两个生产部门再生产条件的补偿过程。

尽管魁奈的经济理论存在着严重错误，但他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却包含着“极有天才的思想”（马克思语）。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取得的这些科学成就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可贵的思想材料。

但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终究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

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合乎人的本性的、永恒的社会制度。

阶级的局限性和他们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彻底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性。

即使是他们理论中最精华的部分也存在许多严重错误，存在许多他们无法解决的矛盾。

如上所述，李嘉图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但是，他却无法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两个基本现象。

其一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

李嘉图始终认为在这一交换中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这样，他就遇到一个二难推理：如果这一交换是等价交换，那么，资本家就无法得到利润；如果说资本家通过这一交换获得了利润，那么这又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

其二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

按照劳动价值理论，如果两个相等的资本使用的活劳动量不相等，就不可能生产相等的利润（剩余价值），可是，在资本主义现实中，等量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的时间内带来等量利润。

这两个“难题”暴露出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和错误。

他的学派也因此而破产。

贡献和缺陷（答案方案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十七世纪中叶, 完成于十九世纪初叶的英、法两国。

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上升阶段。

产业资本的统治代替了商业资本统治。

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反映了这一阶段的新兴的产业资本的利益。

产业资本不同于商业资本, 产业资本不仅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剥削雇佣劳动, 而且还组织劳动。

由于产业资本组织劳动, 生产资本成为资本统治的基础。

流通从其在商业资本统治时期的一个独立经济现象, 成为生产从属因素。

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理论的发展。

代表产业资本家利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重商主义者描述的流通领域现象的后面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内在规律。

就价值而言, 他们要透过市场价格这个表面流通现象, 在生产领域内寻找其形成的自然基础。

于是他们发现了作为一切社会财富源泉的劳动是决定价值的因素, 而价值是价格的自然基础。

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分别为英法两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基本思想。

配第区分了“自然价格”和“政治价格”, 他的“自然价格”实际上是指价值, “政治价格”就是指价格。

他明确地认识到“劳动被看作价值的源泉’, ④,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⑤。

配第所着重研究的是价值, 即商品的“自然价格”。

但他“实际上用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比较量来确定商品的价值”⑥。

在考察价值时, 他总离不开商品和货币交换的量的比例形式。

这是由于他不懂得劳动二重性, 不理解价值实体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 他就混同了价值和价值表现形式, 即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 不能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这个概念, 同时受重商主义影响, 他又混同了交换价值和价格, 不能从价格中抽象出交换价值来。

他还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 混同了作为交换价值源泉的劳动和作为使用价值源泉的劳动, 他曾说: “劳动是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

后来, 他又从劳动价值论陷人工资决定论的错误。

配第对价值的论述是混乱的, 甚至是矛盾的, 但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思想。

布阿吉尔贝尔提出了“真正价值”。

他所说的“真正价值”实指和这一商品相交换的另一商品, 即其交换价值。

认为竞争使劳动按一定的正确的比例分配于社会各部门。

而在这个条件下, 商品就会按其所包含的劳动量进行交换。

从而商品的变换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 布阿吉尔贝尔的劳动价值论和配第一样, 是原始的粗糙的。

布阿吉尔贝尔不了解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的价值不能由其自身直接表现出来, 而只能通过交换价值来表现, 而在货币经济条件下, 又只能通过货币的形态表现出来。

从而得出这样的错误结论: 主张取消货币, 认为是货币破坏了等价交换。

这个观点和他反对重商主义是分不开的。

在配第和布阿吉尔之后, 对于决定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理解, 英国的富兰克林比前人前进一步, 认为决定价值的不是某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 而是任何一种劳动。

亚当·斯密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 他站在产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一方面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来源于贸易的观点, 另一方面又娇正了重农主义所持的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的偏见。

在政治经济学史上, 第一次宣称: 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

他区别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他说: “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意义。

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 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

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 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⑦。

但是他不了解商品是两者的对立统一体。

他比配第前进一步, 能够从商品的价格中抽象出交换价值来, 但是他没能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来, 不能把价值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 不能把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 而是棍淆了两者。

斯密分析了价值规律及其作用, 把价格区分为自然价格(价值)和市场价格, 阐述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

指出: 由于竞争相交换的矛盾,但他未能解决这一矛盾。

他认为现在的“商品真实价格”不只由生产本商品的所需的劳动单独构成, 而由工资、利润、地租三者共同构成。

这样, 斯密的收人构成决定论就否认了他的耗费劳动构成“真实价格”的论点, 而成为他的价值学说中真正的相互矛盾的二元论。

斯密还混同了耗费劳动和购得劳动。

在他正确地肯定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耗费劳动决定的同时, 又错误地提出了商品价值是由这个商品在交换中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决定的。

由此可见, 斯密关于商品价值决定的理论充满了矛盾和混乱。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关于价值概念的“对立见解的痕迹”, 不但看到两种, 而且还看到三种, 更确切地说, 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 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⑧.斯密的价值决定理论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混乱, 这是由他的阶级立场和观点决定的。

虽然斯密对于价值问题作了一个系统的论述,却没有建立一个前后一致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但是, 他确认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与商品价值间的直接关系,在科学上是有意义的,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方面, 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

他的价值学说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不可逾越的发展界限内的虽不充分但却是最好的分析。

李嘉图接受了斯密所作的使用和交换价值的区分。

斯密为了强调交换价值不决定于使用价值, 断言, 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 往往具有极小的或者没有使用价值. 李嘉图正确地提出: 使用价值虽然不是决定交换价值的因素, 却是交换价值的前提, “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总不会具有交换价值’, ⑧。

这样, 他实际上把使用价值看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正是在这一点上, 李嘉图超过了斯密。

但和斯密一样, 李嘉图也不理解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

古典政治经济学者的价值学说的一个共同缺点就是不能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

配第不能从价格中抽象出交换价值, 当然更不能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

斯密能够从价格中抽象出交换价值, 但不能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

李嘉图明确地区分了耗费劳动和购买得的劳动, 按道理说应该能区别价值和交换价值, 但实际上他混淆了两者, 没有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来。

李嘉图仍然是在交换价值的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 从而阐明其劳动价值理论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 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 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 “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