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斯洪桥（1978—），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遵义医学院人文医学研究中心教师，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

〔*〕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研究成果；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GZYB41）。

《学术界》（月刊）总第180期，2013．5ACADEMICSNo．5May．2013朱元璋的道教政策及其因由与影响〔*〕○斯洪桥（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23）〔摘要〕明代是道教经历唐宋元的兴盛之后逐渐走向衰弱的时期。

虽然有其内部自身的原因，比如道教内部没有高道为其理论作出新的建树和新的诠释，特别是在教义、教理方面没有更新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也有外部的原因，即受到明初朱元璋的相关道教政策的影响。

朱元璋一方面尊宠道教，一方面又对其进行管理和限制，引导道教为大明王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服务。

朱元璋的一系列道教政策，不仅对大明朝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也对道教在明以后的发展影响巨大，特别是对道教逐渐世俗化、民间化的过程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关键词〕朱元璋；道教政策；道教世俗化；道教民间化大明王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在夺取政权之后，吸取了唐宋以来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

他明白要巩固建立起来的明王朝的统治，除了依靠国家专制集权的强力统治之外，还需要利用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为其加强思想统治，维护社会稳定。

由于在夺取政权之初，朱元璋曾充分利用道教为自己服务，他深谙宗教在建立和统治王朝中的重要性。

所以，在大明王朝建国之初，就对道教进行了管理和引导，使其为大明王朝的统治服务。

明初朱元璋的相关道教政策的实施，不仅对道教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大明王朝的政治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正是宗教与政治互动的表现。

因而，分析明初朱元璋的道教政策及其相关原因和影响，一方面可以把握道教在明初社会政治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理—991—学术界2013．5·学术史谭解道教在明代以后的发展趋势。

在此，有一点首先得要说明，由于朱元璋当时实施的宗教政策是佛道并发的，所以，尽管本文所探讨的是朱元璋的道教政策，而在引用相关文献时，也会涉及到佛教的相关政策。

因此，本文参考了台湾佛教学者释见晔的《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讨》〔1〕一文的相关文献，在此表示感谢！一、明代立国与道教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就利用佛道为自己神圣化。

从朱元璋的出生，就和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皇朝本纪》云：母太后陈氏夜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中麦糠内，取白药一丸置太后掌中，太后视渐长，黄冠曰：‘好物食之。

’太后应而吞之，觉，谓仁祖曰，口尚有香，明旦帝生。

”〔2〕朱元璋利用神话，为其“布衣”出身美化身份。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都善于利用的方法。

他们往往通过这些神话，使自己的政权得到合法性证明，成为上天的神授和旨意。

另外，朱元璋在早期战争中，多与道士来往。

起兵之后，在征战过程中，亦经常得到道士的帮助和指点。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周颠传》说：周颠，建昌人，无名字。

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语言无恒，皆呼之曰颠……太祖克南昌，颠谒道左。

洎还金陵，颠亦随至。

一日，驾出，颠来谒。

问‘何为’？曰：‘告太平’。

自是屡以告……太祖将征（陈）友谅，问曰：‘此行可乎’对曰：‘可’。

曰：‘彼已称帝，克之不亦难乎’？颠仰首天，正容曰：‘天上无他座’。

太祖携之行，舟次安庆，无风，遣使问之。

曰：‘行则有风’。

遂命牵舟进，须臾风大作，直抵小孤。

……友谅既平，太祖遣使往庐山求之，不得，疑其仙去。

洪武（1368－1398年）中、帝亲撰《周颠仙传》，纪其事”。

〔3〕可以看出，在明太祖朱元璋的许多重大军事行动中，都有道士为其出谋划策。

还有如朱元璋身边的军师，被明武宗称赞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4〕的刘伯温，就是道士出身，并与道教中的高道交游甚广。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道教中确有一些高道存在，这为道教在政治方面发挥功能提供了理论基础。

道教之所以在治国等政治方面有此作用，这和道教的理论体系有深厚的关联。

道教最重要的理论经典之一的《道德经》有着丰富的治国理论思想。

此外，道教还吸收了黄老道家的治国之术，使之成为道教理论体系之一。

所以，道教从一开始，就有理国、理身的两大理想。

因此，在社会朝代更替之时，统治者很容易利用道教为其服务。

同时，道教也通过这些政治活动，与统治者结合的更加紧密，为增强自身的发展和扩大影响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二、朱元璋的道教管制政策为了控制道教发展的规模和道教发展的方向，朱元璋对道教进行了准入制度和思想理论上的管制和引导。

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实施。

1．僧道给度据《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立善世、玄教二——002朱元璋的道教政策及其因由与影响院。

……五年给僧道度牒。

”〔5〕可以看出，明太祖在建国之初就对道教进行了制度上的管制。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度牒”制度的设立。

这一准入制度的设立，为明太祖更加有利地管制道教提供了制度保证。

“度牒，即国家颁发给僧道（含尼姑、女冠）的身份凭证，由礼部发给，上面载明度牒持有者的年甲、姓名、字行，及始为僧道的年月，剃度师，与所授度牒的年月、字号等。

僧、道持有它，其身份才算获得国家的正式承认，本人才算正式出家的僧人和道士，可以享受免除徭役、赋税的特权。

此制开始于唐，历经宋元，是国家控制僧道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6〕度牒制度非常严格，其最突出的地方就是考试制度。

并不是人人想当道士就可以获得度牒，只有通过专门的考试过后，才有可能获得度牒的身份。

但在获得考试资格之前，首先要获得系籍成为道童。

在成为道童之后，还需要随师学习经典三年（后改为五年）后，才“赴京考试，通经典者，始给度牒；不通者，杖为民。

”〔7〕另一面，并不是考试通过了就能获得度牒身份，还要受各个地区的僧、道总额的限制。

可以看出，朱元璋通过度牒制度对道教规模的发展进行了管制。

虽然明太祖实行的度牒制度，在明代建国之初，对道教的管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由于明太祖之后，诸多皇帝尊宠道教，出现了私度现象。

特别是明中期以后，随着政府的腐败，大肆贩卖度牒的现象很普遍，加剧了道教混乱的局面。

2．御制经典朱元璋对道教管制，不仅表现在对道教的准入制度管制上，而且还从理论上给予明确的指导。

朱元璋常读的道教经典就是《道德经》，他还亲自注《道德经》，成为历史上四位御注《道德经》的帝王之一。

“他对《道德经》的看法，以为‘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术也。

’当作政治的理论经典。

”〔8〕同时还撰写《周颠仙人传》，广行刊布。

这表明了朱元璋对道教理论进行了方向上的引导，使其为自己的社会政治服务。

他还撰有《释道论》、《三教论》、《问佛仙》、《鬼神有无论》等文章，阐明了他崇道的理论根据。

他在《释道论》中指出，二教中的道，是有“真传其说为可信”的。

他在《释道论》中阐述二教教化的社会功能，认为二教具有教化的功能，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

在《三教论》中又说：“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

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阙者”。

〔9〕朱元璋的这些论述，既为他利用和扶植道教阐明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整个明代三教并用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朱元璋的道教限制政策朱元璋除了对道教的入道资格和思想理论上进行管制和引导之外，还从道教的日常生活、管理机构、宫观规模等方面进行限制。

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从道教日常生活的具体规范进行规定；另一方面还从国家机构层面对道教进行立官限——102学术界2013．5·学术史谭制、对宫观规模和数量进行限制。

通过这些规定、限制，使道教更好地服务于大明王朝。

1．僧道禁例对道士的日常生活进行管理，并在礼仪服饰等方面进行规定。

明代初期，禁止道士饮酒食肉，规定道士不得有妻妾。

“僧道有妻妾者，许诸人捶逐，相容隐者罪之，愿还俗者听。

”〔10〕同时，还对道士违背祖风、不遵师派者，亦治相当之罪。

“有称白莲、灵宝、火居，及僧道不务祖风，妄为议论沮令者，皆治重罪。

”〔11〕此外，还对道士的服饰颜色等方面进行规定。

据《明史》卷六十七《舆服三·僧道服》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太祖定僧道朝服。

凡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皆赤，道官亦如之。

惟道录司官，法服、朝服，绿衣饰金。

凡在京道官，红道衣，金襕，木简。

在外道官，红道衣，木简，不用金襕。

道士，青道服，木简。

”〔12〕2．立道官制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朱元璋开始正式设立佛道管理机构。

置道录司、僧录司，以掌天下道僧二教。

而“道僧录司掌天下道僧，在外府、一州、县有僧纲、道纪等司，分掌其事，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

”〔13〕“道录司设正一、演法、至灵、玄义等官职，分左右设置，一职一人，即：左、右正一各一人，正六品；左、右演法各一人，从六品；左、右至灵各一人，正八品；左、右玄义各一人，从八品。

在地方，府设道纪司，置都纪一人，从九品；副都纪一人，入流。

州设道正司，置道正一人。

县设道会司，置道会一人。

全未入流。

”〔14〕除了在政府的各级管辖之内设置道官，另外还在当时影响较大的龙虎山等道教教派内部设置道官。

如在龙虎山设正一真人一名，正二品；法官、赞教、掌书各二名，以佐其事。

在三茅山、阁皂山各设灵官一名，正八品。

在武当山设提点一名。

道录司是明朝廷总管天下道教的机构，其设官不置署，诸司全设在道观内。

道录司的职责是：“凡天下府州县宫观、道士名数，从道录司核实，而书于册，申报礼部；各宫观住持有缺，从道官举有戒行、通经典者，送道录司考中，申礼部奏闻方许；道士申请度牒，亦从本司官申送如前考试，礼部类奏出给；负责检束天下道士，使之恪守戒律清规，违者从本司理之；若犯与军民相干者，方许有司惩治。

”〔15〕从明代初年设置的道教管理机构来看，其道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道教的管理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设置道官制，提高了道教的社会、政治地位；而允许其在教派内部设置相应的官制，则给予了道教在中央统一管理的条件下积极的自治权利，从而使道教更有利地得到发展。

3．清理道观洪武六年（1373年）十二月，太祖以“释老二教近代崇尚太过，徒众日盛。

安坐而食，蠹财耗民，莫甚于此。

乃令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择有戒行者领其事”。

〔16〕又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六月，重申归并寺观。

“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

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

”〔17〕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正月，又“命礼部榜示天——202朱元璋的道教政策及其因由与影响下僧寺道观，凡归并大寺，设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税。

每大观道士编成班次，每班一年高者率之，余僧道俱不许奔走于外，及交构有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