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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活动中的话语蕴藉

文学活动中的话语蕴藉09汉教四班张丽娜222009308011225 摘要:文学活动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活动。

文学的审美意蕴在文本中表现为文学话语含蓄有余,蓄积深厚的蕴藉状态,它的审美特征就蕴藉在不同于日常和科学用语的话语体系中。

文学话语以言约旨远、含蓄凝练,模糊朦胧、含混多义,象征暗示、意蕴深刻为主要特征,带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和再创造的审美空间,相对于感性欣赏而言,在文本层面对于话语蕴藉属性进行理论分析,能够更好地认识文学的审美属性。

关键词:文学活动;语言特征;文本;话语蕴藉;审美空间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清代姚鼐曾经说过:“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

”而文学的语言,在具体文学活动中是一种特定的话语活动。

它与日常用语和科学语言有不同和区别,其目的和旨归不仅仅在于传递义学信息,而更重要的是传递美学信息。

语言是文学审美形象的符号和载体,其形式本身也是美的。

对读者而言是:“因为自身或者给与朗读者的快乐而受到欣赏。

”所以,文学艺术是语言建构的审美世界,它给人丰富多彩的审美愉悦都蕴含于字里行间,是为一种话语蕴藉的活动。

所谓的话语蕴藉,是指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具有的一种属性。

文学既是语言的艺术,因此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总是存在于其话语系统的蕴藏中的,无法离开这种话语蕴藉而独立存在。

“蕴藉”一词,在古代又常常写作“酝藉”或“蕴籍”,采自古典诗学。

“蕴”,原意为积聚、收藏,引申而为涵义深奥;“藉”,原意为草垫,有依托之义,引申为含蓄。

那么在文学艺术领域,就是指文学活动的蕴蓄深厚而又余味深长的语言与意义状况,表明文学作为社会话语实践蕴涵着丰富的意义生成性。

语言的含混性、多义性、朦胧性,造成了意境的变化无穷,这便是话语蕴藉给人们带来的艺术美感。

其特征如下:一、言约旨远含蓄凝练任何一种语言,从客观上说它的词汇和句式是有限的,而人类的精神世界却是丰富复杂和充满流变性质的,要用这有限的语言表达之,将不可避免的遭遇语言的困难或者说是言与意的矛盾。

陆机在《文赋》开篇就道出了这种难处:“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这样一来,相对于作家心中要表达的丰富审美感受而言,语言显得是那样的贫乏和不够用。

为此,刘勰感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等等,都是出于对文学言意矛盾切身感受的经验之谈。

文学话语的蕴藉特征,首先就体现在把似乎无限的意味隐含或蕴蓄在有限的话语中,使读者从有限中体会无限,突破言意的矛盾,达到文学艺术言说有限而审美意蕴无限的境界。

所谓:“言近而旨远兮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己殚,而含意未尽。

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优秀的文学语言,就具有这样一种简炼、蕴蓄的美,给读者丰富的想象和回味的审美空间。

王力先生曾以杜甫《春日忆李白》中的两联为例具体说明了文学语言的这一特征:“诗词是最精练的语言,要在短短的几十个字中,表现出尺幅千里的画面,所以有许多句子的结构就非压缩不可。

例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中两联: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若依散文的语法看,这四句话是不完整的,但是诗人的意思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

李白的诗清新得像庾信的诗一样,俊逸得像鲍照的诗一样。

当时杜甫在渭北(长安),李白在江东,杜甫看见了暮云春树,触景生情。

就引起了甜蜜的友谊的回忆来。

这个意思不是很清楚了吗?假如增加一些字,反而令人感到是多余的了。

”再如白居易诗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卖炭翁》)十四字写出了卖炭老翁的生活境况和心酸复杂的心理。

现代作家鲁迅先生也是语言大师,在《孔乙己》中,写孔乙己被丁举人家打断腿这件事,只是通过一个喝酒人的话辛辣地点了一句:“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而寒酸的孔乙己早被势利的人们忘记了,到了年关,掌柜发现粉板上的记帐,才哼了一声:“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以极简单的话语,就交待出了事件的发展,传递出了对人际间的冷漠与无情的体味。

当读者接触到如此富有潜在意义的语言,是决不会吝惜自己的形象思维的,必然会展开想象的翅膀,去大大地拓展语言背后蕴藏着的丰富信息量的。

总之,蕴藉是指一种内部包含或蕴含着多重复杂意义,从而产生多种不同理解可能性的状况。

在文学中,这意味着,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总是存在于话语蕴藉之中,并始终不离话语蕴藉的,如果离开了话语蕴藉便不存在文学话语的性质了。

因此可以说:话语蕴藉是对文学活动的特殊语言意义状况的概括,指文学作为社会性话语活动蕴含丰富的意义生成可能性。

从古至今,文学词语的精辟用法在蕴藉内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一些古典诗词中可以体现。

王维《鸟鸣涧》中一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一个“惊”字,含蓄得描述出了在空旷的山林中,深夜里一幅由静到动的动作变化,以及动、静结合的经典画面,表现出深山旷野的幽深景象。

从而显现出作者对眼前景物描写得细致之处,表达了作者返璞归真的心境,体现出美的意境。

与此相似的还有杜甫《春望》中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众所周知,花鸟都是没有感情的东西,怎么会因为感动而流下眼泪,因为离别而发出惊心鸣叫的声音呢?可是在作者笔下,“溅泪”和“惊心”两个词语的应用,使花鸟也有了和人一样的感情。

作者从字面上表达出花鸟的感情,而将自己的心情隐埋在文字之下……叶燮把言约旨远、含蓄凝练视为文学话语的至境:“诗之至处,妙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雏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

”艺术审美的实质首先就在于以有限的事物呈现无限的蕴含,以有限言说无限。

所以,文学话语可以有一种言约旨远的方式,形成简炼、蕴蓄的美,达到审美的超越。

而不拘泥于文本中所呈现的事物,重在诱发出隐藏在其背后的深远意蕴。

二、模糊朦胧含混多义“含混”是文学话语使用中的歧义、复义或多义等现象,它体现了文学话语的蕴藉特征,在表面单义而确定的话语中,蕴蓄着多重而不确定的意义。

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时,有多种理解可能。

所以,“含混”不是晦涩难懂,而是一种合理模糊,产生文学艺术特有的模糊朦胧美感效果。

如屈原的著名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这里的“漫漫”二字也属模糊语言。

“漫漫”是指路途的遥远。

但到底是十里?八里?百里?千里?说不清。

屈原也并不是要在这里指明具体的道路有多远,而是借此表达自己面对艰难险阻、追求理想的决心、意志和决不动摇的心情。

三、象征暗示意蕴深刻文学话语与日常和科学话语的不同,还体现在它因为一般不做说理的手段,而是作为描写、表现、象征的符号体系,常常是采用隐喻、暗喻、暗示、象征等形式来反映世界、表达创作主体的情思。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利科认为:“语言的神奇性正是在于:语言是利用象征的特性玩弄‘指明——隐藏’的双重方向的运动的魔术——语言在‘指明’时就包含了一种新的‘隐藏’,而在‘隐藏’时又包含了再次指明的可能性。

”其中,所谓的象征和暗示,就文学创作者来说,是一种使读者接受其内心的生动体验的方式,并指向着更深刻的意蕴。

中国古典诗歌常以表示具体事物或具体实景的语言,暗示或象征着深远的意境。

陶渊明的诗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五》)历来让读者们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诗人提到的“真意”到底是什么呢?它或者暗示着:陶渊明采菊时的悠然,就是南山的悠然;鸟的倦飞而知还,也即是他的倦而知还。

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以物观物,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人间词话》),也正是陶渊明观照万物时悟到的“真意”。

陶渊明在彻底归隐之后,终于达到一种诗意化的人生价值取向,随顺自然大化,从中了悟人生的真意。

只是这“真意”在于人的心领神会。

“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庄子.夕物》),倘一说出,便是意落言筌,所以陶渊明不必再说下去,无法说下去了,也就不再说了。

而读者在此暗示和启发下的获得的感悟,会大大地扩展两句诗文的蕴意。

而笔者认为这里诗人所采之“菊”和所“见”的“南山”,也都非常富有象征意味,它们指向一个没有说出的物我两忘的境界,让读者能心领神会,恍若身临其境。

概言之,文学话语蕴藉所意味着的审美意义的无限性和想象的空间,对读者更加富有召唤魅力。

对接受者而言,文学的审美意义实际上是一系列可能性的存在,是一个期待读者审美再创造的开放性空问。

它等待着读者调动自己的审美想象力和全部情感,去想象、补充和认同。

因此文学话语蕴藉形成文本意义的多层,是为一个召唤结构,而表现出最大的魅力。

总之,话语蕴藉是文学活动中的一大特点,清初文学家贺怡孙在《诗笺》中则更一步主张“为主把蕴藉提高到文学创作的头等重要地位。

他指出:诗以蕴藉为主,不得已而溢为光怪陆离尔。

蕴藉极而生光,光极而怪生焉。

李、杜、王、孟等唐诸大家,各有一种光怪陆离,然何尝不从蕴藉中来。

在他看来,这些唐代大诗人的诗作都是因为将“蕴藉”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因而各有一种光彩和奇妙,能“蕴藉”而后生“光怪”,可见“蕴藉”有其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学话语蕴藉的方法是灵活的,多变的,不断发展的,有赖于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

参考文献【1】姚鼐.与石甫侄孙[A].惜抱尺犊卷八[z].【2】[法]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63.【3】陆机.文赋[A].郭少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70.【5】刘知已.史通·叙事篇[A].郭少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0.【6】王力.诗词格律[M].北京:中华书局,1962: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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