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攻击行为
秦林臣
“虎妈”余威未散，“狼爸”又闪亮登场。

“狼爸”在中国各地引发了各种争论。

在“快乐教育”等教学方法日受推崇的今天，“狼爸”萧百佑坚持“用最传统、最原始的古老方法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以“棍棒底下出才子”、“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等为教育口号的“狼爸”萧百佑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

而此前，美国“虎妈”也因其采用“咒骂、威胁、贿赂、利诱”等严格的“中国式教育方法”引发了美国教育界关于中西教育方法的大讨论。

无独有偶，11月13日，中山市沙溪镇康乐小学的一位家长胡慕华在朋友介绍下带女儿参加市少儿合唱团面试，期间有一大约五岁小孩突然哭喊着从教室里冲出来，可能由于胆怯，但他的妈妈竟然用非常粗暴的语言威胁小孩：真是丢人现眼，你还哭？再哭，我就一脚踹你！果然话音未落，妈妈真的一脚踹过去，接着是“拳打脚踢”，让在场的所有家长口瞪目呆。

这是中山乃至全国部分家长在教育孩子时的一个侧影，而对于“狼爸虎妈”式的教育，有调查显示，25%的人认为该教育方式利大于弊，34%则表示此方式“就是家暴”。

在中山，反对者认为，“狼爸虎妈”的教育方式对于孩子无异于一味“虎狼之药”，是应试教育下家庭教育的扭曲；但支持者则认为，“狼爸虎妈”的教育方式也有可取之处，严格的教育与适当的“体罚”对孩子的成长也有一定的好处，一些初为父母的80后，甚至不反对“适当打骂”。

儿童的攻击行为和父母的教育有关系吗？下面具体讨论儿童的攻击行为。

攻击行为同亲社会行为一样，是儿童个体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攻击性发展状况既影响儿童人格和品德的发展，同时也是个体社会化成败的一个重要指标。

一、儿童攻击行为的发展变化
儿童的攻击行为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工具性侵犯，即儿童渴望得到一种物体、权力或空间，并且努力去得到它，他们推、喊或者攻击挡路的人；一种是敌意性侵犯，它意味着伤害另一个人，如打、踢，或威胁别人去痛打一个同伴。

1977年美国心理学家霍姆伯格(M．S．Holmberg)进行了一项研究“12~42个月儿童社会交流模式的发展”，结果发现，他所观察的12~16个月的婴儿，其相互之间的行为大约有一半可被看作是破坏性的或冲突性的。

在学龄前，攻击的两种形式以及它的表达方式都会发生变化。

美国学者哈杜普的研究表明，年龄较小的儿童的侵犯性要高于年龄大一些的儿童。

而且前者的工具性侵犯的比率高于后者。

年龄大些的儿童与年龄较小的儿童相比，他们更多地使用敌意性侵犯或以人为指向的侵犯。

哈杜普的结论是，在整个学前期儿童的工具性侵犯呈减少趋势，敌意性、报复性侵犯呈增多趋势。

我国学者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该研究认为幼儿园年龄阶段与小学一到三年级年龄阶段的攻击行为有较大的差异。

幼儿园儿童中发生频率较高的攻击行为有争抢玩具、争游戏角色、无意攻击、报复性攻击、为吸引教师的注意而进行的攻击。

小学生中发生频率较高的攻击行为有报复性攻击、打抱不平的攻击、嫉妒性攻击、挫折性攻击。

其中，报复性攻击在3~9岁年龄段较为稳定。

另外，一些研究人员还以言语攻击和身体攻击为区分标准研究了儿童攻击形式的发展变化。

结果发现，儿童在2~4岁，攻击形式发展总趋势是：身体攻击逐渐减少，言语攻击相对增多。

3岁左右，儿童的踢、踩、打等身体攻击逐渐增多；3岁以后，身体攻击的频率降低，但同时言语攻击却增多了。

男孩比女孩更易进行公开性的攻击，这种趋势出现在许多社会文化中。

有研究认为，只要2岁的儿童开始意识到性别刻板印象──期望男性和女性在行为上不同──女孩的攻击行为就大大减少了，而男孩的攻击行为下降得不多。

二、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
（一）儿童的教养环境
对攻击性儿童的家庭调查结果表明，家庭的情感气氛和教育方式对儿童攻击行为有极大的关系。

愤怒和惩罚笼罩着的家庭，容易“创造”出一个“失去控制”的儿童。

一个身处沉重的生活压力下的父母（比如经济上有困难或者婚姻不幸），对孩子往往热衷于强制性的训导，如果再碰上儿童的困难气质或性格缺陷，就会导致儿童攻击行为的发生。

如果家长本人富于攻击性，经常使用家庭暴力，为孩子提供攻击行为的原型，更容易教会孩子的相应行为。

（二）社会认知的缺陷和歪曲
社会认知缺陷和歪曲增加了攻击行为的产生和延续。

具有攻击行为的孩子，往往对攻击行为的后果有一种错误的认知。

在他们看来，攻击行为能有效地减少他人的挑逗、取笑和其他令人不愉快的行为。

因此，他们倾向于利用攻击行为作为保护自己的常用手段。

富有攻击性的儿童，在社会认知上的另一个偏见是自尊过强。

尽管他们在学业上和社会上遭到失败，但他们的自我高度膨胀且很脆弱，认为自己是优秀的、有能力的。

当他们的某一行为遭到挫折或不被他人理解时，就会生气转而攻击他人。

一项纵向研究发现，有偏见的社会认知已经出现在身体受过虐待的4岁孩子中间，这些孩子在进入幼儿园6个月以后显示出了高频率的攻击行为（Dodge,Bates & Pettit, 1990）。

（三）交流及文化影响
当同龄人的群体氛围是紧张的、有竞争性的，而不是友好的、合作的时候，敌对性是更有可能发生的。

这些群体特点在那些有一系列压力的贫困地区更普遍，这些压力包括低质量的教学、有限的娱乐和就业机会以及负面的成人角色模范。

罗夫及其同事（Roff,et al．，1972）追踪研究了几千名三到十年级的男孩，结果发现，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中，同伴关系质量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在较高和中等的社会经济地位中，那些在群体中被拒绝的男孩犯罪率最高，但在最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中，犯罪行为也经常发生在被拒绝和被人喜欢的男孩身上。

因此，在所有不同水平的经济地位中，不良的同伴关系与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

社区文化氛围也是影响攻击行为的重要来源。

在一个把攻击行为当做维护个人利益有效手段的社会里，或在一个以武力决定个人威望的区域中，儿童热衷于攻击行为是不奇怪的。

以班杜拉（A．Bandura）为代表的社会学习理论者认为，电视对儿童的攻击行为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它教给儿童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方式；（2）它使儿童放松了对攻击行为的抑制，使暴力合法化；（3）它降低了儿童对暴力的敏感性，并习以为常；（4）它使儿童对现实的想象建立在自己的行动上，
过分地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由报复发展到攻击。

此外，电子游戏机对儿童的攻击行为具有更大的强化作用。

最近一个调查发现，美国80%以上的青少年，每周花2个小时或2个小时以上时间玩电子游戏（Williams，1998）。

研究者担心过多地接触这些流行的和难以置信的暴力视频游戏，如侵略者、性暴力、凶杀、欺诈等会增加儿童的攻击行为。

有研究表明，玩视频游戏的时间与真实世界里的攻击行为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Dill & Dill,1998）。

一个对三年级和四年级儿童的研究（Kirsh，1998）和对大学生的研究（Anderson & Dill,2000）发现，随便玩暴力视频游戏的被试比那些玩非暴力的视频游戏的被试，对后来模棱两可的挑衅作出更有敌对性的归因（见信息栏3-10），并有更多的攻击行为。

因为玩暴力游戏的人，会积极地投入到攻击行为的计划和实施中去，象征性暴力的成功也会对他们产生强化。

在我国社会中也发生过青年学生沉溺于网吧数日不归家的案例，甚至发生网吧纵火案，造成惨重损失。

有人认为，鼓动攻击性效果的暴力视频游戏可能远比暴力电视节目厉害，在电视中，儿童只是被动地接触攻击行为和暴力（Anderson & Dill,2000;Larson,2001）。

而视频游戏中的暴力行为可以得到虚拟的强化。

这些早期的反应意味着，父母至少应该像关注儿童在看什么电视一样地关注儿童在游戏机中玩什么。

综上，儿童的攻击行为受多方面的影响，其中父母的教养方式也是其中之一。

父母应避免给孩子负面的教养，在孩子面前尽量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