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是一项古老的职业，传说中最早的法官是尧舜时代的皋陶，旧中国法官被称为推事、法曹，新中国成立后，为强调司法的民主性而使用了审判员的概念。

《法官法》正式确认了法官的名称，根据该法第２条，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

作为司法工作者，其主要任务是在具体案件的裁判中，严格适用法律，保护合法，制裁违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法官应该是一个具有共同法律知识背景、共同法学思维方式、共同法律价值观念和法律理想目标的特殊群体。

他应该是法律知识丰厚，绝对忠诚法律，内心充满良知，善于独立思考，道德品质高尚，相对超然社会。

他应具正义感、责任感、良心感和荣誉感；有健康的人格，温和的性情；幽默，机智，果敢；冷静，克制，自律；知礼仪，明廉耻，淡名利；见微知著，触类旁通；诚信执着且不无细腻，虚怀若谷又持有定见，谨言慎行而刚毅善断……其一切品格，一言一动，无不体现着完美的人格魅力和成熟的特殊职业素养。

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才能达到司法公正的目标。

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法官队伍状况来看，并没有给法官一个准确的定位，从而使法官管理随意性很大，法官素质参差不齐；法官自身也没有明确的坐标，致使失去了应有的行为模式。

一、法官管理的公务员化从１９４９年以来，我国法院的设置就与行政机关一样，实行所谓的“以块块管理”为主的模式，即按行政区划，设立不同级别的法院（除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审级与行政区划的级别紧密联系，每一级法院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受同级人大的监督，致使法院长期混同于行政机关，自然也就导致了法官管理的公务员化。

虽然从表面上看，法官应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要和其他公务员一样，接受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的考核，要参加各类公务员的培训、考试，而且政府的人事部门还要行使管理职能，进入调出都要经人事局批准。

法官的级别也是按公务员的标准而定，即使是《法官法》实施之后，法官的等级也是从公务员等级换算而来。

公务员的上下级制度也延伸到了法官的管理体制之中。

直到现在，许多法院还在实施开庭审理案件的法官作出的判决，要由没有参加开庭的庭长审核，再经过同样没有参加开庭的院长或分管院长签发，有些重大疑难案件还要由一批没有参加该案审理的审判委员会法官角色认知误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及纠正许旭涛＊摘要：法院及法官角色定位的误区，是由我国强大的传统文化背景和独特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其根基之固，非一日之功可撼。

只有从深层次入手，坚持不懈地搞好司法体制的改革，强化社会各层面公众的法治观念，才能使我们的法院真正成为社会公众追求公正的圣地，使我们的法官承载起公平、正义的社会期望。

关键词：法官角色认知误区＊作者简介：许旭涛，男，１９６８年出生，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长。

２００８年第５期法治研究委员进行讨论后决定。

这和行政机关的公文签发制度，是何等的相似。

笔者无意批判公务员的上下级制度和工作程序的逐级审核制度有何不妥，相反，对于行政机关来说，这种制度和运作模式是比较恰当的。

但是，如果把这种模式搬至对法官的管理上，一则不利于我们所强调的法官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能力的培养；二则也违反了法官独立审判的原则（独立审判当然包括内部独立）；三则由没有参加案件审理的领导作出决定，导致了审与判两个环节上的严重脱节，影响司法公正。

二、法官身份等级化当《法官法》把法官４等１２级的编制和授予程序实实在在地作出规定的时候，有个问题随之而来：法官的等级是职称还是职务？法官分出上下高低是否与行政等级有关？是不是出自高一级法官之手的法律文书比低一级法官作出的法律文书效力要高？是不是等级低的法官要服从等级高的法官？法官等级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非要给法官分三六九等？按照起草部门权威说法，法官等级是法官级别、身份的标志，是国家对法官专业水平的确认。

定这个等级，是为了增强法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

看来给法官定等级初衷是好的。

我们知道军队、警察有等级制，因为军队的行动要高度军事化，要服从指挥员命令，军衔是为了在战场上辨别等级身份，明确指挥权，使下级服从上级。

警察也有类似情况。

但法官职业完全不同，法官是一种反等级的职业，法官相互之间应该是平等、独立的，不管哪级法院的法官在审判中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法官的独立平等性是为了使每个法官对国家的法律负责，而不对任何个人负责。

法官审判案件是代表国家执行法律，所以他只需对法律负责，而不能按照上级或领导的意志去办案。

合议庭成员都握有一票的表决权，即便是庭长、院长在审判中的权利也是平等的。

没有法官之上的法官，这是一个司法理念问题。

如果在同级法院中，法官有等级之分，那是不是在合议庭里，级别高的比级别低的说话算数，分量更重呢？假如这个合议庭是由高级法官组成，那个合议庭是由初级法官组成，是不是他们作出判决的效力就不一样？显然不是这样。

从法官等级评定细则中我们看到，法官的等级划分标准只有两条“工龄加职务”，就是说，这个等级与“长”的高低有直接关系，等级制是一种行政职别的反映，这样的等级制岂不加剧了法官之间的不平等，又怎么体现荣誉感和责任心呢？司法改革本来是要逐步抹去法院的行政化色彩，恢复司法的本色，但法官等级制给人的感觉是在行政化的画面上又点了一笔浓墨。

法官等级制是有悖司法改革方向的，怎么能通过立法把法官分出等级身份呢？任何时候法官都不该分等级，因为司法决策是个人化的，每个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解释和信仰都是独立的，这不是上级能够领导的。

即使是不同级法院的法官也不能分等级。

不能认为基层法院的法官是低等级的，而高级法院的法官就是高等级的。

但是现在法官等级化的结果就是让老百姓感觉到，基层法院法官的素质较低，高一级法院法官素质较高，级别越高的法院，法官的素质也就越高，从而导致不信任基层法院的法官。

因为在他们看来，越是基层法院的法官，判决公平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虽然案件在一审法院审理，但一审不如二审，他就会产生一个基本的冲动———上诉。

这就人为地增加了不必要的司法压力。

三、法官形象军警化法官形象古今中外各有特色。

典型如包老爷，头戴带翅的乌纱，升得堂来，高高在上，背靠“明镜高悬”匾额，三推六问，大吼其声，把惊堂木拍得山响，何其威风。

这样的“法官”，即使是清正廉明如包大人者，老百姓对他也是低眉顺眼，战战兢兢的。

在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法官，身着宽大的腥红色法袍，头戴卷曲马鬃毛假发，有的还架着夹鼻眼镜，温文飘逸，姿态优雅，连他们手里不时敲响以维持法庭秩序的那把锤子，也似乎散射着无上权威，令人不无敬畏。

建国以后，法官都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形象而出现。

既然是工具，当然就没有独立的价值追求，而只能以服从命令（而非服从法律）为天职。

作为“政法干部”的法官，自然也就借袭了军队、警察的外部形象来塑造自我。

最为直观的当然就是法官的制服，头顶类似军人的帽子，一副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面目，当然也有帽徽上的“天平”闪闪发光，但似乎威风有余而魅力不足；如果再与反映了一定现实的民谚“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联系起来，就更加不堪了。

连对法官的称谓，也包含着浓厚的军事化色彩。

翻开所有的法院文件，几乎所有称呼复数法官的词语都是用的“干警”一词。

“干警”者，来源于公安机关，是公安干部与警察的统称，用到法官身上，可以牵强地理解为干部和法警的统称。

这中间，哪里能找到法官的影子，哪里又反映出了法官的职业特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服饰、一个称呼只是形式问题，外在形式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法官角色的理解以及法官的自身定位。

从有关部门对法官的选拔，以及法官对自身能力倾向的培养上，也无不受到了这些认识潜意识的影响。

四、法官构成的非专业化如上所述，由于人们对法官职业特征认识上的偏差，直接导致了法官选材标准上的偏差。

长期以来，法官由大批军转干部及招干人员充任。

法院成了非专业人员极容易进入的部门。

近年来，虽然在法官素质教育及任职资格的考察上有了一些改观，但远远不适应形势的要求。

从有关统计数字上看，１９７９年，法院工作的人员中６８％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在高校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只占３．６％。

到了１９９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已有７０％的法官达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到了１９９８年，这个比例达到了８４％。

表面上看，法官素质大大提高了，但数字背后存在的问题却不容乐观。

一是统计时往往以“大专”作为分界线，实际上大专所受教育的系统性与本科有着很大差异，培养目标也不同；二则这些“达到大专文化程度”者绝大多数是通过法院业大、函授、专业证书班等途径速成的，其中的“水分”可想而知；其三，上述数字中包含着大量的非法律专业人员。

另外还有两个情况是数字中反映不出来的。

一是法院领导任命的随意性。

法院领导要由党的组织部门考察任免（当然要经过人大选举这个程序），多数的院长、副院长是由行政机关的领导、地方行政长官的岗位上交流而来的，自身法律素质不高，身为领导，又无暇补习，只好让这种“法盲领导法官”的局面继续下去。

二是法院内部人员安排随意，行政后勤人员、助理人员与法官一起进行岗位调配。

许多文化层次较低的工作人员，因工作年限较长，“速成”个文凭后，也能进入法官行列。

这就使得法官缺乏足够的后勤保障人员及辅助人员，变成了什么都得自己干的全能人员。

如不少的基层法院由于几年来没有调入年轻人，原有人员论资排辈都成了审判员（包括后勤人员也都有审判员的头衔），结果全院找不出助理审判员和书记员，法官要耗费大量精力从事诸如送达之类的准备工作，对正常审判工作的影响可想而知。

五、法官与社会的关系亲密化适当的距离才能产生神秘，产生权威。

而在我国，如果法官与社会保持了一定距离，就会被认定为“孤立办案”，不考虑社会效果。

现在在很多群众和领导心中希望的法官还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庭庭长马锡五，衣着随意，经常风尘仆仆携卷下乡，调查研究，巡回审理，就地办案，“与群众打成一片”。

也正是鉴于此，于是，法官大量地投入到了社会生活中，田间地头走访，街头法制宣传，深入企业清欠，协助城建拆迁，等等。

在审判过程中，当事人可以方便地找到法官的办公室，说说自己的道理，或在诉前征求法官的意见等等。

社会与法官之间缺乏必要的“隔离带”，对于树立法院及法官的声望与权威是极为不利的。

法官陷入当地的关系网之中，对其独立人格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庭外接待当事人，虽然被宣传成“密切联系群众”，但这种密切却严重地违反了程序法。

法官角色定位的误区，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司法公正，使社会没有一个真正中立的仲裁者。

而与政府等官方组织相比，公众永远处在弱者的位置。

要真正改变我们所列举的现状，必须从改革司法体制、法官管理体制及重塑法官形象等深层次问题上入手。

司法改革的标准是什么？也就是说要改什么？我们认为，有三个标准：一是价值标准，即公平、公正和正义。